第4章 浮屠与佛(2)

　　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佛”字古音but是浊音，吐火罗文的p d、p d或pat都是清音。为什么中文佛典的译者会用一个浊音来译一个外来的清音？这个问题倘不能解决，似乎就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论断。有的人或者会说：“佛”这个名词的来源大概不是吐火罗文，而是另外一种浊音较多的古代西域语言。我以为，这怀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们截止到现在所发现的古代西域语言里，与梵文uddha相当的字没有一个可以是中文“佛”字的来源的。在康居语里，梵文uddha变成pwty或pwtty。在于阗语里，早期的经典用balysa来译梵文的uddha和hagavat，较晚的经典里，用baysa，或beysa。至于组合字（sam sa）像 buddhaks-etra则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纥文的佛经曾借用过一个梵文字 bud，似乎与我们的“佛”字有关。在回纥文里，通常是用burxan这个字来译梵文的uddha。但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本里，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

　　Namo bud o o namo drm o o namo sang.

　　正式的梵文应该是：

　　Namo buddhaya o o namo dharmaya o o namahsanghaya.

　　在这部译经里常有taising和sivsing的字样。taising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这部经大概是从中文译过去的。但namo bud o o namodrm o o namo sang这一行却确是梵文，而且像是经过俗语借过去的。为什么梵文的uddha会变成bud，这我有点说不上来。无论如何，这个bud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来源。但这部回纥文的佛经译成的时代无论怎样不会早于唐代，与“佛”这个名词成立的时代相差太远，“佛”字绝没有从这个bud译过来的可能。我们只能推测，bud这样一个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流行在从印度传到中亚去的俗语里和古西域语言里。它同焉耆文的pat，龟兹文的pd和pud，可能有点关系。至于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文献不足，只有阙疑了。

　　除了以上说到的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证明最初的中译佛经里面有许多音译和意译的字都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所以，“佛”这一个名词的来源也只有到吐火罗文的pat、p t和pud里面去找。

　　写到这里，只说明了“佛”这名词的来源一定是吐火罗文。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吐火罗文里面的清音，到了中文里会变成浊音？我们可以怀疑吐火罗文里辅音p的音值。我们知道，吐火罗文的残卷是用r hm字母写的。Br hm 字母到了中亚在发音上多少有点改变。但只就p说，它仍然是纯粹的清音。它的音值不容我们怀疑。要解决这问题，只有从中文“佛”字下手。我们现在应该抛开高本汉构拟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书里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还有别的可能没有：

　　《毛诗·周颂·敬之》：“佛时仔肩。”《释文》：“佛，毛符弗反（b’iw t）郑音弼。”

　　《礼记·曲礼》上：“献鸟者佛其首。”《释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

　　《礼记·学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释文》：“悖，布内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案《广韵》，佛，符弗切（b’iw t），拂，敷勿切（p’iw t）。）上面举的例子都同高本汉所构拟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佛”：

　　《仪礼·既夕礼》郑注：“执之以接神，为有所拂。”《释文》：“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

　　《礼记·祭义》郑注：“言想见其仿佛来。”《释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 d）。”

　　《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汉书》、《文选》改为髣髴）《汉书·扬雄传》：“犹仿佛其若梦。”注：“仿佛即髣髴字也。”

　　《汉书·李寻传》：“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师古曰：“仿读曰髣，佛与髴同。”

　　《后汉书·仲长统传》：“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淮南子·原道》：“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文选》潘岳《寡妇赋》：“目仿佛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审也。”

　　玄应《一切经音文》：“仿佛，声类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

　　《玉篇》：“佛，孚勿切。”《万象名义》：“佛，芳未反。”

　　从上面引的例子看起来，“佛”字有两读。“佛”古韵为脂部字，脂部的入声韵尾收t，其与入声发生关系之去声，则收d。“佛”字读音，一读入声，一读去声：（一）扶弗反（b’iw 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 d）。现在吐火罗文的p d或pud与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当。然则，以“佛”译 p d 正取其去声一读，声与韵无不吻合。

　　把上面写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浮屠”“浮图”“复豆”和“佛”不是一个来源。“浮屠”“浮图”“复豆”的来源是一种印度古代方言。“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这结论看来很简单；但倘若由此推论下去，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新启示。

　　在中国史上，佛教输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很不少，但抵牾的地方也很多，我们读了，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自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欧洲学者在中亚探险发掘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简直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新纪元。根据他们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献器物，他们向许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讨，范围之大，史无前例。对中国历史和佛教入华的过程，他们也有了很大的贡献。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 vi）发现最早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他因而推论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这种记载，中国书里当然也有；但没有说得这样清楚。他这样一说，我们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最少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学者也都承认这说法，没有人说过反对或修正的话。

　　我们上面说到“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 d或pud（或焉耆文的pat）。这当然更可以助成烈维的说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古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这应该怎样解释呢？烈维的说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根据上面这些事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时候。这问题我们留到下面再讨论。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

　　现在我们再回到在篇首所提到的《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关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已经论得很精到详明，用不着我再来作蛇足了。

　　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一点来讨论一下，就是汤先生所推测的《四十二章经》有前后两个译本的问题。汤先生说：

　　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此经，固有二译。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

　　据我自己的看法，也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法解决，现在我们最少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了。襄楷上桓帝疏说：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

　　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我不用尔！”

　　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襄楷所引很可能即出于《四十二章经》。

　　汤用彤先生就这样主张。陈援庵先生却怀疑这说法。他说：

　　树下一宿，革囊盛秽，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

　　他还引了一个看起来很坚实的证据，就是襄楷上书用“浮屠”两字，而《四十二章经》却用“佛”。这证据，初看起来，当然很有力。汤先生也说：

　　旧日典籍，唯借钞传。“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贬辞。

　　后世展转相录，渐易旧名为新语。

　　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了“浮屠”的来源是印度古代俗语，而“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对这问题也可以有一个新看法了。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猜想：《四十二章经》有两个译本。第一个译本，就是汉译本，是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里面凡是称“佛”，都言“浮屠”。襄楷所引的就是这个译本。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书里，关于佛教入华的记载虽然有不少抵牾的地方，但是《理惑论》里的“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的记载却大概是很可靠的。既然这部《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写的，而且后来从大月支传到中国来的佛经原文都不是印度梵文或俗语，为什么这书的原文独独会是印度俗语呢？据我的推测，这部书从印度传到大月支，他们还没来得及译成自己的语言，就给中国使者写了来。一百多年以后，从印度来的佛经都已经译成了本国的语言，那些高僧们才把这些译本转译成中文。第二个译本就是支谦的译本，也就是现存的。这译本据猜想应该是译自某一种中亚语言。至于究竟是哪一种，现在还不能说。无论如何，这个译文的原文同第一个译本不同；所以在第一个译本里称“浮屠”，第二个译本里称“佛”，不一定就是改易的。

　　根据上面的论述，对于“佛”与“浮屠”这两个词，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推测：“浮屠”这名称从印度译过来以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内所以没有“佛”字，就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外书。“佛”这名词在那时候还只限于由吐火罗文译过来的经典中。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

　　1947年10月9日

　　附记：

　　写此文时，承周燕孙先生帮助我解决了“佛”字古音的问题。我在这里谨向周先生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