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郑和航海的几则史料(明)

小!说!Txt!天.堂    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孟席斯对中国明代郑和航海的研究，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他主张的郑和船队是人类第一支环球航行并首先到达美洲的船队这一见解，虽然还是一种推测，但却不无道理。
    孟席斯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支持他的结论的文献资料。他认为那些文献包括航海图，因政治动荡和明皇朝转而实行禁海而被销毁了。
    文献销毁的具体情况如何，他也没有说。阅读这些报道，使我想起好几年前读到过的一些资料，似乎与孟席斯的研究有些关系。我凭印象翻检书籍，找到了几则。这几则史料在以前不会引起人们多大注意，现在有孟席斯的研究作背景，就有些意思了。
    一则见明朝冯梦龙(1574—1646)的《智囊》。此书中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英宗(朱祁镇)好宝玩。有宦官出主意说，30年前宣宗宣德年间(宣德五年润十二月，1431年)曾派遣三宝太监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珍奇宝玩。英宗就令宦官到兵部去查找三宝太监当年到西洋的海上路线图。
    兵部侍郎刘大夏得知，就把有关资料找出，偷偷藏去，使宦官找不到这些资料。兵部尚书项忠要追查文书的下落。刘大夏就对项忠说:当年下西洋花费了几十万两，军民死了数万人，是当年的弊政。那些文书应当销毁，以除病根。项忠听从了刘大夏。
    《智囊》所记的史实是可信的。从这则记载可知，郑和确实留下了航海图和其他航海资料，而他最后一次(宣德年间)航海的海图等资料被刘大夏从兵部偷走了。至于这批文书是否足以支持孟席斯的结论，就无法得知了。
    这次文书的失去却不是因为“政治动荡”和“海禁”，而是刘大夏的大胆妄为。这样的事刘大夏不止干过一回，另一次，他同样以除弊政的理由偷走、藏匿了有关去安南(今越南)的资料。
    另一则见明朝祝允明(1461—1527)所撰《野记》。所记不长，全文如下:“正德辛未岁(1511年)，巴喇西国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甚远。始领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风飘至西澜海面，舶坏，唯存一脚艇。
    又在洋飘风八日，至得吉零国(即大吉岭———作者注)，住十一个月。又往地名秘得(即不丹———作者注)住八个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逻国。以情白王，王赐日给，又与妇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广。其所贡:木匣六枚，内金叶表文、祖母绿一块、珊瑚树四株、玻璃瓶四把、玻璃盏四个及玛瑙珠、胡里丹。”
    这则记载与郑和航海无直接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喇西”国。在参与郑和航海的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均不见“巴喇西”。
    使臣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在西洋。计算一下单程航行时间，他用了5年多，比郑和船队航行到东非再返回的时间还要多一点。可见这“巴喇西”极远，离中国的距离相当于中国到东非距离的两倍以上，这就应该是美洲了。
    而“巴喇西”应该就是今天的巴西。今天“巴西”的拉丁文是“Ｂｒａｚｉｌ”，“巴喇西”比“巴西”发音更准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西洋”了，因为巴西在南半球，到中国来是向北航行。
    至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早在16世纪初，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亚洲，到达斯里兰卡(西澜)、泰国(暹逻)、中国，巴西就已同中国有了外交联系。这一结论是惊人的，从而南美产物是否是哥伦布下西洋后才正式传入中国，也变得扑朔迷离。
    这一事件发生在祝允明在世之时。祝允明即祝枝山，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曾亲自与一位“下洋兵”“邓老”交谈过，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郑和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曾多次剿灭过海盗，因此，“下洋兵”的称呼是很自然的。祝允明能与这位“下洋兵”“邓老”交谈，说明这位“邓老”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即公元1431年出发的那次的参加者，活到祝允明成年的时候，应该有七八十岁了。由这则记载引发的问题同样有意思，而且与孟席斯的研究有联系了。
    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是受巴喇西国王派遣出使中国的，带有国书即“金叶表文”和“贡品”，是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他途中曾滞留多国，历时达十来年，最终到达中国递交国书，可见出使的目的地是中国。
    就是说在公元1500年以前巴喇西国就已经知道中国，并且有与中国交好的强烈愿望，而且已掌握了到中国去的航海线路，当然还具备了相当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虽然于1492年到达了美洲，但他没有到过中国，不可能使巴喇西产生与中国交往的愿望。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
    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人已到达过南美洲，到达了巴喇西，带去了国书和瓷器等礼品，当然还有航海图，并与巴喇西友好交往。那么，在15世纪能到达美洲的，只有郑和指挥的船队，也只有他的船队能代表明王朝往各国“开读赏赐”，而他最后一次航行是1431年出发的。
    11世纪到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还没有大举入侵南美洲，南美洲还完全是印地安人的天下。巴喇西是印地安人的大国，物产非常丰富，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这使得它有能力进行环球性的航海。巴喇西与中国明朝的交往，无论对中国、对印地安文明还是对人类历史，都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
    祝允明的记载为孟席斯的见解提供了重要佐证，问题解决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找到直接证据，尽管很难，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研究郑和航海的有关史料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即使是最详细的《瀛涯胜览》和《星搓胜览》，也不是郑和航行的全部记录，它们的作者马欢、费信也只参加了其中的部分航行，有很多活动现在已知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
    因此，不能认为没有记录的就没有发生过；二、郑和航行并不是船队所有船只都一起行动，而是经常派出分队到一些国家去活动，有几次船队被巨风吹散，有些船就失踪了。
    祝允明在另一部书《前闻记》中摘录了有关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航行的一些情况，可惜他没有全部照录，只是“漫记其概”。这次航行全部人员达27550名，规模庞大。
    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开船，八年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在今阿剌伯半岛)。二十日“大舟宗船回洋”，很清楚是指挥船(“宝船”)返航，还有其他船继续往各处活动。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也经常说到“分舟”往某国的事。
    至于船队飘散，也有记载，刘大夏就说宣德年间那次航行死了数万人。其实并不是都死了，有失踪的，有些船飘航到美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明朝的文献、档案，尽管散失了不少，但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浩如烟海，整理出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丰富的明朝文献中，是不是埋藏着有关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记载呢，有可能。但要整理全部明朝文献档案，按现在的整理速度，据专家估计大约还要100多年；
    三、这一研究也有赖于美洲历史的考证与研究，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个薄弱环节。由于美洲原住民的文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也不是无可作为。
    例如，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所携带的“贡品”中有玻璃制品，有“胡里丹”，如果能在巴西找到印地安人(或叫“印加人”)当年制造的玻璃制品，或考证并找到“胡里丹”，就有了新的证据。
    郑和航海史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应该是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史料的搜集也应该在多个领域进行。对史料也要作综合性的思考，不能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希望对郑和的研究引发史学研究从观念到方法的突破。[db:wang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