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干姐

　　梦庄的媳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言不美。她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或是奶着孩子在树凉里休息的时候，不是谈论哪个男人拈花惹草，就是谈论哪个女人招蜂引蝶。更有甚者，竟然赤裸裸地褒贬自己丈夫身上的东西。她们的丈夫并不在意，她们的公公婆婆也不责怪她们。于淑兰的婆婆曾经笑呵呵地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年轻时，嘴更臊。这是我们村的风俗，老辈子的流传。如今，我老啦，淑兰成了我的接班人儿啦，哈哈哈哈……”

　　在梦庄，于淑兰是个引人注目的媳妇。从外表看，她和她的婆婆大不相同。她很年轻，很俊俏，也很文静。尤其是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仰起，眼睛望着天，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平时，她不爱说话，可是只要一开口，就是一颗“炸弹”。

　　她头一次和我说话，就是一颗“炸弹”。

　　那是一天上午，我和一群女社员在村南的麦地里撒化肥，想方便方便，就向远处的坯垛那里跑去。于淑兰尖着嗓子，忽然叫了一声：

　　“站住！”

　　我站住了。

　　“干什么去？”

　　我没理她。

　　“尿泡，是不？”

　　哄的一声，她们笑了。

　　“到底是城里的学生呀，真文明。”别人都笑，她不笑，一边干活一边说，“这里又没姑娘，净媳妇，我们什么没有见过？尿个泡，也值当跑那么远？想尿，掏出来就尿呗！”

　　麦地里，叽叽嘎嘎笑成一片，她们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

　　一个玩笑，一扫那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休息时，我凑近她说：

　　“你说话真粗。”

　　“可不是，我们吃的饭粗，说话也粗。”

　　“你们这样儿，男人不生气？”

　　“梦庄的男人都比女人老实。”

　　又是一片叽叽嘎嘎的笑声。

　　开始，我对这些女人曾经产生过一些猜疑。言为心声，莫非她们的作风下流？后来一了解，不是，她们冰清玉洁，品行端正，一个个都是好媳妇。

　　也许，梦庄的日子太枯燥了，她们喜欢谈论那些男女之事，就像我拉二胡，也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我猜对了。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在屋里正拉二胡，听见窗外有一种奇怪的响声。那声音一阵比一阵的繁乱，一阵比一阵的稠密，像是雨点儿击打着各种不同的东西。我开门一看，只见院里站着八九个社员，有的打着雨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头上顶了一个簸箕。他们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的窗口。雨水淋湿的脸上凝结着各式各样的笑容……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忙说；

　　“进来吧，进来吧。”

　　“不啦，不啦。”

　　他们讪笑着，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踩着泥水散去了。

　　于淑兰没有走，她像一个天真的姑娘，一蹦三跳地来到我的屋里。她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那把躺在炕上的二胡：

　　“这就叫胡胡儿？”

　　“叫胡琴。”

　　“我拿拿它，行吗？”

　　“行，拿吧。”

　　她小心地拿起那把二胡，在手里掂了掂，立刻又放下了，很怕“拿”坏似的。我看她十分稀罕这件东西，就说：

　　“你拿吧。”

　　“不拿了，你再拉一个吧？”

　　“你喜欢听什么？”

　　“‘天上布满星’吧？”

　　我又拉起来了。她侧身坐在炕沿上，眼睛盯着我的手指，听得十分认真。我拉完了，她好奇地看着我，就像刚才看二胡：

　　“你有这种手艺，怎么还到我们这个野地方来？”

　　“这不算什么手艺。”我说，“我们下来，锻炼来了。”

　　“多苦！”

　　“不苦。”

　　“多孤。”

　　“不孤。”

　　“你认了我吧？”

　　“认你什么？”

　　“干姐姐！”

　　我抬起头，望着她那一双亲切的眼睛，心里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在异乡，在举目无亲的异乡，一个年轻的女人，愿意和我亲近，我感到很温暖，很幸福。她虽然只是想做我的干姐，而不是别的。

　　我说行。

　　“那你叫我一声。”

　　“干姐姐。”

　　“不行，去了‘干’字。”

　　“姐姐。”

　　“哎。——弟弟。”

　　我干笑着，没有答应。

　　“答应呀！”

　　“哎。”

　　她高兴极了，以姐姐的身份，对我做了许多嘱咐。她说，村里的日子苦，干活悠着劲儿，要好好保护手指头；又说，衣服脏了，不要自己洗，拿给她。她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好好钻研拉胡胡儿，钻研出来有前途……

　　从此，在梦庄，我有了一个亲人。

　　她不是我的干姐，是亲姐。

　　那年秋天，我得了重感冒，她一天不知来几趟。她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服侍我吃饭、吃药、喝水。最使我难忘的是，每当乡亲们来看我的时候，她总是以亲属的身份表示感谢：

　　“唉，让你们结记他。”

　　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我。她一见我，吃惊地叫了一声：

　　“哎呀，怎么脸肿啦？”

　　“牙疼。”我说。

　　“哪边的疼？”

　　“左边。”

　　“等着！”

　　她走了。不一会儿，拿来一颗“独头蒜”。她把蒜捣碎了，抹在我左边的脸蛋上。

　　“还疼吗？”

　　我疼得冒泪花儿。

　　“等着！”

　　她又走了。不一会儿，拿来几个花椒，让我咬住一个，咬紧。

　　“还疼吗？”

　　我疼得直哼哼。

　　“哎呀，别哼哼了，想想李玉和！”

　　我真的想了一下李玉和。

　　“怎么样？”

　　“不顶事。”

　　“那，我给你讲故事吧？”

　　我未加可否，继续哼哼着。

　　她坐在炕头上，给我讲起故事来。她没有什么好故事，不是哪个男人拈花惹草，就是哪个女人招蜂引蝶，有真事，也有演义。奇怪，听着她的故事，似乎减轻了一点病痛。

　　“好些吗？”

　　“好些。”

　　她高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最后一个故事最精彩，很像一个谜语。她说，从前有个媳妇，结婚三年了，不生育。有一天，姑嫂对话：“嫂子，你两口儿不呀？”“不不呀。”“不不怎么不呀？”“不不还不哩，要不更不啦。”她让我猜，其中的每一个“不”字，代表什么意思？

　　我努力猜着，牙，一点也不疼了。

　　一连几天，她和她的故事，伴着我战胜了疾病。

　　我能做饭了。

　　也能下地干活了。

　　晚上，我的小土屋里，又响起了二胡声。

　　一天，我们在青纱帐里掰玉米，我悄悄地对她说：

　　“姐姐，我猜着了。”

　　“猜着什么了？”

　　“猜着那几个‘不’字了。”

　　她一旺，两眼直直地望着我，好像不认识我。望了一会儿，突然说：

　　“我白操了心了！”

　　她很生气，咔、咔地掰着玉米，向前走去。我赶上她说：

　　“姐姐，你怎么了？”

　　“你，小小的年纪，城里的学生，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你光用这种心思，怎么钻研拉胡胡儿？”

　　“那天晚上，不是你让我猜的吗？”

　　“那天晚上，你不是牙疼吗？”

　　从此，她和我疏远了，再也不到我的小土屋来了。

　　我几次约她，她总说没工夫。

　　我很孤独，陪伴我的只有二胡。

　　真没想到，那年冬天，在全县的文艺汇演中，我的二胡独奏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让我到文化馆当“合同工”去。在离开梦庄的前夕，干姐突然来了，我含着眼泪叫她：

　　“姐姐！”

　　“你几时走？”她问。

　　“明天。”我说。

　　她坐在炕沿上，我也坐在炕沿上。她侧着身望着我，我侧着身望着她。我们中间躺着那把很旧的二胡。沉默了很久，她噙着泪花儿笑了说：

　　“走吧，你到底拉出来了……”

　　为了保护我的手指头，她送给我一副驼色的毛线手套。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见到她。

　　十几年中，按照她的嘱咐，我一直坚持拉二胡。

　　我拉二胡没有别的幻想，好像只是为了她的嘱咐。

　　我学会了不少曲子，但是每当拿起二胡，我总要先拉一拉那首过了时的“天上布满星”……

　　（梦庄记事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