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二十四
白瓷和邬老先生本来要留我吃午饭，但我坚辞了。我告诉他们，我想早些见到龚合国。邬老先生听了，忙说他可以带我去。
于是，中午时分，我终于在龙头村见到了时隔几十年没有谋面的老战友——也是曾经的“冤家”——龚合国。
当然，在见到他之前，我首先见到的是他的“东宫”发妻邬红梅。
她比我想象中显得还要老些，脸上随处可见横着和竖着的皱纹。她的头本来就不大，和有些高大、臃肿的身材比较起来，就显得更小，甚至有些不成比例了。其时，她因为包馄饨的皮子不够，正从村东头的小店里又买了两包馄饨皮子往回走，邬老先生见了，忙叫我停车，同时按下车窗喊住她道：“这是龚合国的老战友，大老远特地跑来看他！”
邬红梅于是忙向我打招呼，说：“谢谢了！”
我就要她上车一起走，她怎么也不肯，说脚上脏，有泥，又说：“就到了，前面不远就是！”一边说，一边已迈开细碎的脚步急急地在前面先走了。
我于是就跟在她后面慢慢地开。
路很窄，靠路右边多是些两层楼的瓦房，偶有还是平房的，院门前不是堆着砖头就是水泥板，看来也是要追随潮流盖“楼房”的；左边是河沿，有几丛芦苇正歪斜着挤向路面，车过处，车身被刮擦得哗啦啦直响。
“今天冬至，乡下风俗要烧经祭祖，吃馄饨。”我们来到比较平坦的路面上时，见到有一些人在石桥的拐角处烧纸，邬老先生于是对我解释道。
“为什么不在家里烧？”我很诧异。
“家里也要烧的。可现在到处修路造桥，许多人怕死者认不得回家的路，才在外面烧纸引路……嗨，这要在我们从前当政那阵，可都属于搞封建迷信活动，绝对不允许的。”
“唔。”我表示理解，同时也觉得大开了眼界。
说着话，已见邬红梅在一个漂亮的拱形院门前停住脚步，并回过头来指指门前的一小块空地，让我在那里停车。
我停好车，拔下车钥匙，又到后备箱里的包包里翻出一包花旗参和一瓶深海鱼油，用一个纸袋拎着，才随邬红梅进了院门。
“来客啦，你的老战友来看你，你看看还认得吧！”邬红梅忽然亮开嗓门大声说。
我吃了一吓，忙循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和煦而温暖的阳光下，有一个几乎满脸只有胡须和眉毛的人，正安静地坐在正厅门口的一张小方凳上，身裹军棉大衣，背倚着墙，微闭着双目晒太阳。听到邬红梅的声音，他睁开眼，并试图坐直身子。
我忙趋步向前，弯下腰，想要握一握他的手，他却有些紧张地缩了回去。
“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的老战友啊！”我说。
他似乎愣住了，那一刹那间，眼里闪过一丝不是用心观察，便绝无可能被人捕捉到的亮光。但那亮光就像是在风中勉力划着的火柴，瞬息间又熄灭了。他依旧呆呆地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一言不发。忽而，他又瞟向邬红梅，可怜巴巴地道：“妈妈抱抱……”
“抱什么？你妈还要人抱呢！”邬红梅似乎没好声气地训斥道，又说，“怎么，你以前不是常念叨他，说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也不认识了？”
他听了这话，似乎很费解地望望邬红梅和我，终于又像陌路人一样别转过脸去，低头默念起“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听说伯母身体也不好，这是一点小意思。”我于是转而对邬红梅说，递过手中的纸袋。
她推辞了一番方才收下，却叹了一口气，道：“自从他得了这么个怪病，老娘身体也就垮下来了，现在整天躺在床上。唉，一家两个病人，这日子让人怎么过啊！”说着，眼圈也红了，就撩起布褂去擦——她俨然已经完全回归到先前一个农村妇女的装束和打扮，不仅是朴素，简直还有些寒酸了。这让我很诧异，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很有些“家底”的。
“难道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和她丈夫一样，也在试图‘隐’和‘匿’？”我忽然想。
因为有这样的感触，我忽然觉得眼前的龚合国和他的妻子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我这半生的路走过来，本早已看惯了生活中的“假”和报纸上的“假”以及电视上许多人的“作秀”，但我还从未真切地体会到当下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令人恍惚迷离的感觉。
所以，他们家招待我的那顿中午饭，我吃下去竟也像是全然没有吃过一样。唯一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是冬天，桌子上还有苍蝇在飞，有一只甚至还落到了我碗里的馄饨上。我抬手去驱赶，它却一下子不知去向。我就怀疑，那苍蝇一定是用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办法，也钻进我碗里的馄饨中，并被我吞吃到肚里去了。我就一直有一种既想呕吐却又无论如何吐不出来的感觉。
故而，吃完饭稍稍坐了坐，见邬红梅安排龚合国去隔壁的房间小睡，待她出来后，我也就起身告辞了。
“再坐坐吧，你们几十年不见。”邬红梅说。
“不了，等他病什么时候好了，恢复健康了，我再来看他。”我说。
“哼哼……”邬红梅齿缝间冷不丁忽然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脸也有些扭曲，更突出了她鼻梁左下方的一颗鲜明的绿豆大小的黑痣，跟着又突然收住，用一种冷静得不能再冷静的腔调道：“等他病好起来，怕是要等到太阳从水缸里升起来了。”
我一时哑口无言。继而也只能以“然而，也许，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便不能放弃……”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应对，同时半侧着身子出了门。
邬红梅见状，也不再强留，抓起一旁的木柜上半袋花生追过来强塞到我手中。
我也就却之不恭了。
返身走到院门口，却见几个七八岁或者八九岁的男孩子扶着门栏在那里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见我们出来，其中一个大些的忙问邬红梅：“奶奶，龚爷爷今天肯和我们玩‘骑马’的游戏吗？”
“去去去！”邬红梅忙朝他们挥挥手，像赶苍蝇似的。
“那么，明天行吗？他答应我们还要‘游街’的。”那孩子执拗地坚持着。
“不行，他说了也没用，要我批准才行！”
那几个男孩子就很失望地恋恋不舍地倒退着走了。
我在这当儿，忍不住回了一下头，忽然见到龚合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正微弓着腰，手扶门框站着。
孩子们也看到了，于是欢呼雀跃起来，并朝他飞奔过去。
我于是也朝他挥了挥手。
但他仍然是先前那样一副木然的表情，那样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甚至都没有朝我点一下头。
“他为什么要出来？是为我送行，还是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惊扰了他？”我忍不住想。
我的CRV车很快驶过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弯上龚合国家附近新修的乡村水泥路了。但就在我预备加速驶离的当儿，猛然见到路边一棵小树的树枝上正飘忽着一个印有“龚合国”字样的白色塑料袋，我于是忙一踩刹车停下，下车从那树上扯下来。及至在眼前展开一看，我才知道，原来那游魂一样曾经挂到我雨刷上的那个塑料袋，并非我看花了眼，而是确有其物，只不过，“龚合国”几个字的上方，原来还有着略小些的“我爱”两个字。
——啊，“我爱龚合国”，多么漂亮、娟秀和潇洒的几个美术字！
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龚合国家的庭院。
——那幢青顶白墙的小楼，此时正掩映在河边稀稀落落的一片竹林中。
于是，越过时空，越过高高、厚厚的院墙，我恍然看到：那地上到处堆着杂物的小院里，脏兮兮的胡子缠裹在脸上的龚合国，此时又正跪趴到泥地上，给那几个孩子当马骑，嘴里还在不住地念叨着：“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他那样子在我心里忽然也变得有些可爱了（一个人，你只要用心去了解，其实都是有可爱的成分的）。
当然，我也承认，如果他真是在以“佯狂装呆”的方式，处心积虑、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自己“藏匿”到一个看似比较安全的“频道”，并借由这个“频道”来保护他的妻儿和家人衣食无忧，自己免受牢狱之灾的话，那么，他的演技肯定是出色的，演出似乎也是很成功的……可是，我忍不住又想：就算他会是一个如孙膑一样伟大的“兵圣”级的演员，这样的代价又值得吗？更何况，日复一日地扮演着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又怎能保证有一天不会“弄假成真”呢（我确信，他现在已有这种迹象）？……
我大致是知道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生活中或者舞台上“演戏”演久了，最后常常都会深陷自己所演的角色而不能自拔：手中有权的人们会以为他们手中的权力是永恒的；常听“万岁”呼声的人们会以为自己真的不死；财富堆成山的人们会以为这世用不完还可以带去那世；即便是屠夫，也会以为没有了他们，世人从此便只能吃“混毛猪”……
于是回头想，心里也就很有些自责的意思。一个生命的成就和毁灭，总是由无数种因缘聚合而成的。龚合国走到今天这步，我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虽然他确曾背叛过我们纯洁的友情，当过告密者，可他当时主观上也是为了追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要“妈妈抱抱”啊！而我为什么如此心胸狭窄，就不能宽容、原谅他一回呢？其实，后来他每每看到我，眼神里还是有忏悔之意的。而且，我也已经知道了，他至今还珍藏着我们的照片……问题是我那时太年轻、太较真，太所谓的爱憎分明。倘若一个人真正阅尽人间沧桑，对生活有所领悟，还会那样计较和顶真吗？
于是，忍不住又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新来过，我会不会换一种纯真而友爱的态度，宽容而慈悲的胸怀，去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的意思是，在明知他已经背叛和告密后，仍旧做他的朋友呢？
我似乎是应该这样做的。
如果我能这样做，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圣人了。
可惜我不是圣人，也不敢妄想做圣人，骨子里对圣人甚至还有着莫名其妙的排斥和抵触。
——孔子是圣人，曾痴迷于“克己复礼”。可是，且不说“礼”中有多少虚伪，这年头，有多少行贿、受贿的名堂还不是打着送“礼”、受“礼”的旗号？如果不是因为受“礼”和送“礼”，龚合国还会……吗？
——《鬼谷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三十六计》等，也被誉为兵家的“圣经”，却熏陶和培养出无数的阴谋家，以及如龚合国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热衷于瞒和骗的“志士仁人”……
至于那些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和主义，却也……
然而，这又是圣人的错，文化的错吗？
其实，也许，谁都没有错。
——“罪在朕躬”，旧时的皇帝常常喜欢这样说。
我不是皇帝（当然，更不是“土皇帝”），我迄今为止有过的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部队里一个小小的侦察班长——如果那也算是“官”的话。但我是本书的作者，所以，我也想说：错在我。
如果不是我心血来潮要写这部《伤魂》，这世界、这人生、这“龚合国”本来是既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
然而，我还是满心希望我的战友或“冤家”龚合国能好起来（尽管我一时还弄不清他现在的“真面”和所处的“频道”，也不知道对于他来说，究竟怎样才算是好），那将是他家人的福分，我知道他们真心爱他。
——当然，如果管用，我也愿意在这里助他多诵念几声：
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历来的小说家们为了避嫌，少惹麻烦，远离官司，常常会在书的扉页上郑重声明：“本书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这样的招数，用在今天这样一个看似越来越接近于“法制”的社会里，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但实践检验下来，似乎还是“宁滥勿缺”
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读者诸君坦言相告：因为我的疏忽和大意，我目前也惹上了一些麻烦。事情是这样的：这篇小说刚刚做好后，我曾经请我的一位战友（恕我隐去他的名字）看过，并请他提意见。他也是做文字工作的，并对我书中的主人公龚合国十分熟悉。未料他竟将我故事的梗概在书未出版前就在当地传播开去，结果不仅造成龚合国家乡又一场“政治地震”，且对我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比如：不断有当地人指责我“造谣”、“诽谤”和“贬损”干部队伍，并上纲上线说我“心理阴暗”、“罔顾事实”、“无中生有”、“居心叵测”，企图破坏当地“繁荣、稳定”的大好形势……亦有朋友告诉我，他们甚至还精心准备了由当地公安局出具的“有关我县干部曾经‘集体自首’一说，经调查纯属谣言”，以及由县人民医院出具的“龚合国同志确系罹患精神病”的证明材料，以及教育局系统和龚合国家人的有关“指控”材料（内容主要说我书中通篇“胡说八道”、“别有用心”，只因当兵时曾与龚合国结怨，故而伺机“打击报复”云云）……
我就有些想笑，也知道他们放出这些风声，其主旨无非是想要阻止我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因为书中有些内容很可能会让他们不快或者“颜面扫地”，甚至还可能被有关部门按图索骥找上门，要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说清楚”。
我虽不是个“从善若流”的人，但顾及这样一种背景，尤其是龚合国家人的感受，我终于还是尽我所能将这篇小说里的一应人名和地名等都作了细致的技术处理。
我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对号入座了。但我还是遇到了一件最大的麻烦，就是“龚合国”这个名字竟是万难处理并替代的。我曾试图将“龚”改成“宫”，但这姓氏总让我联想到“宫本太郎”之类的日本人的名字，感觉很不好。也曾打算用“公和国”，又怕会招来主张“女性解放”和企图恢复“母系制社会”的人士的谴责，并批判我潜意识中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我历来是主张尊重女性的，但尊重中难免也有些“怕”的意思，知道一经惹上她们，多半是很难轻松脱身的）。而且，我也怀疑，尽管有“天下为公”甚至我们平时也常将在政府做事的人称为“公家人”，但要说“公”已经约定俗成为一个姓氏，毕竟还很牵强——更别说现今的许多“公”和“私”其实早就“合流”了。
那么，就随便胡乱另起个名字吧，比如“龚向东”、“龚卫兵”、“龚宏伟”什么的，却发现真要这样做，这本书似乎也就不能成立了……
我就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两难之中，差不多就要放弃这本书的出版了。后来，还是好友李某（他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位很有“风骨”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张某、林某、徐某（也是和我十分亲近的几位写作者）一起鼓励我，“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姓名重复的也不计其数，此龚合国非彼龚合国，睬他们呢……”
这才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
此外，尽管不断有人劝我写作要像某些老前辈一样圆滑，能够撇清的尽量撇清，能够含糊过去的尽量含糊过去，什么时候都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既不让上面抓到把柄，也不要对读者交代得太清楚……可惜我总学不会，并且还打算向读者诸君交底：此书虽属虚构，但内中故事大抵都是我亲见、亲历或亲耳所闻，至于一应人物、情节、细节，也都真实不虚……
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殷切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千万不要对我大动干戈，并试图大肆围剿、挞伐和起诉我与我这本书。因为你们的官司不一定会赢，反倒可能给世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是我买通了你们来帮我炒作。而你们一定明白，如果“炒作”成功，你们就更加得不偿失了。还请三思。
至于龚合国以及龚合国的家人，我也要特别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说实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我是可以不去写这本书的。而且，我固然算不上富有，但也不至于潦倒到需要仰赖这笔稿费或版税度日。缘由其实与我在将要离开你们县城时所遇到的一幕有关。
那是个傍晚，我路过城中一家“粥吧”，感到腹内有些饥饿，就在路边停了车，打算进去喝点粥。未料进门前却在路口巧遇另一个你们也许十分熟悉的“精神病患者”……
从围观者的嘴里我得知，那人就是县一中那个一直坚持举报和上访的老教师。
瘦骨嶙峋的他，双腿前些时又被汽车轧断了，现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般坐在地上（所幸身下不再垫一个蒲包，而是坐一块装有滚珠轴承的木板），用一双手在水泥地上吃力地一点点划行——那样子倒像是在划桨，而他的身体则是一叶小舟，颠簸在喧闹的人海之中……
他似乎不仅被社会遗弃，而且也被家庭遗弃了，茫然而且麻木的双眼里，早失却了往日的不平和愤慨，只剩下含混不清的背书一样的念念有词：“……我轻视你们，我看不起你们，我轻视你们，我看不起你们……”
我就很为他难过。
一个人总是说不过一群人，斗不过一群人的，更别说是一城的人了。而且，我也知道，每个走过他身边的人，尽管嘴上并不说，那心里其实也是很“看不起”他，很“轻视”他的。而他们当中倘有被他举报过的人，则对他除了“看不起”和“轻视”外，一定还混杂着某种嫌恶和憎恨。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围观者中有个手里拿着一支棒棒糖在舔吃的小女孩，就曾满怀同情地走近他，并稚声稚气地问：“你手疼吗？”又说：“戴个手套就好了。我们家有，我一会儿回去给你拿，喏——”说着，还将手中的棒棒糖递给他。可惜，却被她妈妈——一个眉清目秀、衣着光鲜的少妇——赶过来一把拉开了，棒棒糖也被碰落在地上。
“疯子，一个疯子有什么好看的！”伊说。
我就见那小女孩的眼里霎时噙满了泪。
——她并不是心疼她的棒棒糖，而是心疼那地上用手走路的人，不然，她母亲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拖离现场的时候，她就不会挣扎着对他频频回顾了……
所以，我得告诉你们，我最终决定写这书，只是为那用手走路的人，更为那小女孩，为那小女孩眼中的泪。因为我确信她的心神还没有散乱，灵魂还没有出窍，血还是鲜红的，可以作为将来的火种……
故而，如果因我的书而对你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困扰，我只能在此深表歉意，并恳请你们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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