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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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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米高,百多米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敦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子,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十五斤了。二十四斤都饿死人,吃十五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他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下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

 

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不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得像破碎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的。在新添墩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挖排碱渠,筛沙子。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去年夏收前,分队长胡加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说是帮几天厨,可是干了不几天,食堂管理员看中他,请示管教干部后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多吃个窝头,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饼吃。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那时候他曾想:自己运气不错,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可以混饱肚子,那就坚持下去吧,坚持到劳教期满——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的那天,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他是监督劳动三年。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却又风云突变: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天天死人,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强烈地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为平息众怒,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结果就又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要是走,咱们就一起走,不走,我就自己走了。这时他回答,走吧,你自己走吧。我考虑了,我还是不走,我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

 

刘光耀瞪大了眼睛。

 

他又说,我不能跑,我的家在定西县,家里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娃娃,我跑到外地去,——跟你上新疆——将来谁扶养我的老母亲和老婆、娃娃?

 

刘光耀:你想得还远得很!你不怕这个冬季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你要是冻死饿死了,谁扶养你家里人?只有跑,活下来,将来才能扶养老人、女人和娃娃……

 

他说:这我也想了。明水还有上千人哩,上级就能眼睁睁看着死光吗?别人能坚持住,我就也能坚持住。

 

刘光耀:老刘,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我才想着你,叫你一起走——你就跟我一起到新疆去,我们找我二爷去——你不听我的话,可是不要后悔……

 

他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难道一辈子就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要是叫人抓回来,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你没听说吗?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想越境到越南去,就隔着一道水沟,叫人抓回来了。叛国罪,五花大绑送到饮马农场劳改去了……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哪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爬上土坎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他思想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才二十四五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就在新添墩作业站当了统计,不下大田劳动,身体并没有累垮。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其他食品,但收件人已经死亡,无人领取……那是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你家属给你来信了,开罢饭来取。按农场的规定,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分队长再交予管教干部,检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同样的,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才能分发到收件人。由于他和刘光耀关系好,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不经管教干部检查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这天中午,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这天,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他要走,刘光耀却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你尝一下这个。说着话,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拽出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他一边吃一边问,是谁家寄来的?刘光耀说杜明环的,他家有亲属在香港。他当时很惊讶,说,杜明环还活着,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刘光耀回答,刘场长叫扣下的。刘场长说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吃过,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真是岂有此理,扣下,不要给!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腿上盖着被子,正和人说话,听见外边哨子响,有人喊:开会了,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

 

听说是二号宿舍,刘文山和其他人都坐着没动。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三米宽,十几米长,一边是走道,一边是地铺,地铺上挤着睡三四十人。他们这间还格外大点,睡了大约四十几个人。

 

哨音落了不久,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二十个人。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右派,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袁干事是管教干部。他们一进来,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们的身后还跟了两名就业人员。这两名就业人员把两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再把两根铁锨把立到墙根,虎视眈眈看着大家。

 

刘文山惊了一下: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

 

就在他惊惧不定时宋新亭厉喝一声:嗯,怎么就这些人?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再的人都起不来了。

 

宋新亭气哼哼嗯了一声,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对着袁干事说,袁干事,开会吧,也就这些人了。

 

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说,刘光耀跑了。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

 

听说刘光耀跑了,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人们低声交谈起来,但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袁干事又说话了:刘光耀跑了,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不想好好改造思想,不想重新做人。这事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刘光耀逃跑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报告。非但不报告,还支持他逃跑。这个人与刘光耀同谋,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和政府对抗。这个人的名字我先不说,就看他自觉不自觉,自己承认不承认。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给他创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到这里,袁干事的眼睛盯住了刘文山。

 

刘文山心里一惊:他是真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还是在吓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有第三者吗?是第三者揭发了吗?

 

袁干事又说话了:自觉些,这个人要自觉些。你要是不自觉,我可就不客气了。

 

刘文山想,看今晚的阵势,交待了也得挨整,不交待也得挨整,不交待或许能混过去。且看他怎么办吧。

 

袁干事吼起来了:怎么,这个人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非要我点他的名吗?自觉些,还是自觉些好!

 

没有人自动交待。地窝子里静得能听见外边的风声。人们都静静坐着,有的人互相看着,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是谁,但后来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刘文山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他想,你就是把我捆起来我也不承认,承认了就得交待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山!站起来!

 

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

 

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说,袁干事,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嘛。

 

胡说!你不老实!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一天,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了逃跑的事。有人作证!

 

刘文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说,我们那天没说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们把胡永顺支走,偷偷摸摸的!你老实交待,你们在一起怎么商量的?

 

没商量啥。那天他说是走累了,坐着休息一下,我们没商量啥。

 

啥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你骗谁呀!

 

说是说了,都是些闲话。他问我明水的情况,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他没说要逃跑的话……你想嘛,他是那么笨的人吗?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不怕我汇报吗?

 

哼,你还编得圆得很!你老实交待不?你想挨一绳子吧!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穿一条裤子……

 

刘文山不言语了。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这谁都知道,没法辩解。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来往密切这样的事谁都有,但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

 

你嘴硬,你再嘴哽,就把你捆起来!

 

他不再说话了。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

 

后来,袁干事也无奈,说了声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我非捆起他来不可!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宣布散会。

 

刘文山瘫倒在铺上。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可是吓坏了,怕真叫袁干事捆一绳子。

 

 

 

看来,刘光耀的逃跑是很成功的。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之后的第三天,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他: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场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过了几天,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了明水。另外,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在草滩上捋草籽的时候刘文山问张维让:你怎么也下放了?张维让告诉他: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苟看见了,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叫他在路上吃。赵来苟发现刘光耀逃走后去问我:刘光耀的炒面哩?我回答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说是刘场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我就把炒面给他了。赵来苟很生气,不叫我当炊事员了。

 

刘文山、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捋树叶打草籽煮着吃,混日子。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永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他们正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撞田。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撞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如今是场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房子南边是麦场,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的麦草。

 

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陕北人,入伍前当过农民。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哎,你们说怪不怪,都说没吃的没吃的,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张维让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在城市长大的,他说麦草抖它干什么?胡永顺说,嗳嗳,你不懂你不懂。走,回宿舍去,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今天咱们就在这麦场上盘光阴[1]了。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迎着西北风抖动,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

 

他们抖呀,搬呀,簸呀,吹呀,筛呀,整整干了一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秕麦粒。秕麦粒大都带着麦糠,他们又脱下鞋用鞋底搓了一阵,把糠皮簸去。

 

这时西边的天空只剩一抹淡淡的霞光。他们的身体冻僵了,脚冻木了,但他们心花怒放端着盆往回走。刘文山说,啊呀,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哈哈!

 

胡永顺说,省点吃,省点吃,能吃四五天哩。

 

他们说说笑笑往回走,却不料有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拦住了他们:

 

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们认出是场长刘振宇,立即就不笑了。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又是三八式的干部,说,我们找了些代食品。

 

刘振宇问,找啥代食品?

 

胡永顺回答,我们搞了点麦衣子。

 

刘振宇说,我看,我看,我看你们搞的麦衣子。

 

怕叫同室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的。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秕麦子,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岂知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坏松,谁叫你们翻麦草的!

 

胡永顺辩白: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朝干部食堂吼了一声:老赵,你出来!

 

随着一声噢的应答声,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是个就业工人,他问刘场长有什么事?刘振宇说:

 

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交到大灶上去。叫大家吃去!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把“代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空盆出来,往张维让怀里一塞,说了声接住。

 

张维让伸手接盆,动作迟缓了一点,盆掉在地下。那就业工人转身进了伙房。刘振宇瞪了他们一眼,也转身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三个人呆若木鸡,如同霜打过的茄子,脸色发紫发灰。三个人静静站着,无言无语。

 

良久,张维让说了一声:走吧,快回去打糊糊去吧。

 

三个人默默地走,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坐着没动,走过去的张维让说,走呀,坐下干什么?

 

刘文山说:我乏了。

 

胡永顺也坐下了,说:休息一下吧,我也腿软得不行。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也坐下:好,坐会就坐会儿。我的心也乏了。这个驴日的刘振宇,把我们几天的光阴抢走了。他不得好死!

 

那两个人静静坐着,不出声。

 

天黑了,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田野、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张维让催促道:起来,起来,走。再晚,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

 

他挣扎着往起爬,但却又停住了。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刘振宇的喊叫声:

 

老赵,那兔子不能吃,吃下老鼠药的,有毒。把皮晾下,把肉埋掉去。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低声说,你听。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

 

再也没有说话声传来,但见微弱的天光下,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锨挖土。再过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

 

张维让说,老天有眼呀!你们蹲着,我看看去。胡永顺说,我也去。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两个人回来了,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张维让很激动的声音说,好了,今天的光阴又有了!

 

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

 

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

 

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

 

刘文山不再说话,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急急忙忙跑到伙房打饭。饭已开过了,炊事员连锅都洗净了。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炊事员很给面子,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做吃的不方便,三个人便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把肠肚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另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在窑洞里点起火来。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可是烟大,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

 

肉快熟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引来了。他围着“锅”转,啧啧称羡:

 

啊呀真香!啊呀真香!你们煮肉啦?

 

谁也不回答。

 

煮的啥肉嘛?怎么这样香呀?

 

还是谁也不说话。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他涎皮赖脸地在旁边坐着,伸着手烤火,时不时摸一下“锅”,又碰碰“锅盖”:哎呀真香,哎呀真香!你们从哪里弄的肉呀!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

 

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陆成民不断点头:对,对,干部灶那里有兔子,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那些家伙,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天天吃兔子肉。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划为右派的,南方人。由于离家远,进夹边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但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形同木乃伊。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农场照顾他经常干点轻活,否则早就没命了。

 

刘文山与他说话,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说,哎呀真香,哎呀真香,给我一点吃好不好?

 

刘文山不说话了,他不想给,也不愿给,但为了推托,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那意思是我做不了主,你要问他们。

 

陆成民把脸转向胡永顺,哀求地说,老胡,给我一点……

 

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草头也不抬,说,我们还没吃哩,你就想要!

 

张维让干脆说,走吧,你快走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能给你吗?

 

陆成民讪讪地站起,走了。

 

过一会儿兔子肉熟了,三个人又撕又啃吃了。吃完了肉,他们认为骨头也是有营养的,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吃了骨头,喝完了汤,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也没脱衣裳,拉开被子就睡了。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加之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转化为热量,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这天夜里他没觉得怎么冷。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小雪,天亮后停了,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侵袭了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们都麇集在地窝子里,或卧或坐。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点火煮草籽。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全屋的人咳嗽不止,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但门口睡的人大骂起来:你要把我冻死吗,瞎熊!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几十个人才不至冻僵。

 

挨过了白昼,寂寥的长夜降临。晚饭又是一碗清洌洌的豆面糊糊,漂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喝完了糊糊,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脱掉穿在外边的大棉袄——里边是劳教服,一件又小又薄的蓝棉袄——准备睡觉,听见外边有人吹哨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

 

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

 

他躺下了,心想开会就开会吧,就躺着听吧。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开会时躺着,队长也没说过啥。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还有些不熟悉的人——其他分队的一帮人,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多了几名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手里提着麻绳。

 

刘文山心里一惊:出啥事了?又跑人了吗?怎么这样大动干戈!

 

人多,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腾地方。

 

人都坐好了。大家也都很惊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有人低声交谈:出什么事了?后来管教科的干事袁志明走进来了,人们突然静下来看他。宋新亭说现在开会,请袁干事讲话。

 

袁干事二十几岁,还是个青年娃娃。在新添墩的时候刘文山没见过他,可能是场部的管教干部。右派们当中传说,这是个共青团员,武都人,他刚刚结婚,女人也是武都人,很漂亮,但没工作,住在夹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追捕逃逸者。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让开!让开,这达留出块地方来!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挪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就静下来了:人们明白,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不知谁做下错事了,要倒霉了!

 

袁干事讲话了,他的眼睛细小,但眼睛很亮,说话的口气很硬:在我们二站,有些灭绝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意在强调,警示,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说:

 

吃人肉!他们从坟滩挖着吃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又都寂静无声了。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来吗?

 

这时袁干事喊了一声:

 

出来!吃下人肉的站出来!

 

没人站出来,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站出来吗?胆怯了吗?人肉都吃了,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

 

还是没人站出来。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此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嗳,还真不站出来呀?怎么,要我点名呀?点了名才站出来呀?好,那我可就点名喽……

 

他突然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张维让!站出来!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原先坐在门口的,后来被轰到里边,坐在刘文山旁边。听见袁干部喊他,先是怔了一下,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

 

袁……袁干事,我可没……吃……吃……

 

袁干事吼:出来!

 

袁干事……

 

张维让还想辩解,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泥脚踩到地铺上,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脸色也是红润的,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嗓子发出了哭音:没有呀,袁干事,我没有吃人肉呀……

 

袁干事说,没吃!你驴日下的,不给你来厉害的,你嘴硬,不承认。捆起来,给我捆起来!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手心对着手心。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他的嘴里喊着没有呀,我没有吃呀,冤枉呀……他挣扎着不叫绑,把两只手挣开了。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似乎很是气愤,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正踩在小腿肚上边的腿弯处。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就业人员就势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边早就绾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呀袁干事我没吃人肉呀,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头,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两人同时一用力,唰的一声响,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啊哟哟……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他再也叫不出来了,像是断了气一样。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他的胳膊不知是哪个关节咯叭叭响了几声,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地喊叫声一样地叫了两声: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放了手。

 

他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但这时袁干事又喊了一声:胡永顺,出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地窝子深处,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由于地窝子很大,灯光照不透里边,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怎么,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

 

他看不见胡永顺,但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谁说我吃人肉了?谁说我吃人肉了?袁干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他不是辩解,而是质问。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说话粗声粗气的。

 

袁干事说,证据?当然有证据!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铁锨……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头走过来了,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说:

 

胡说,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我们就没去过坟地。谁揭发的?你叫他站出来说。

 

袁干事:干什么,叫揭发的人站出来你想将来报复吗?告诉你,我们都调查过了,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一条腿没了!

 

胡永顺:腿没了就是我们吃了?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

 

袁干事讥讽的嗓门说:老子?你还满嘴的老子!你狗日的嘴这么硬!老子也告诉你,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

 

兔子肉!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

 

那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有人看见了。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

 

说到这儿,袁干事回过头喊,拿来,把盆子拿来,叫大家看看。这时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袁干事接过来,一只只举在风灯前,朝着右派们说:

 

看,大家都看,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这不是证据吗?

 

然后他面对胡永顺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胡永顺说,那是兔子血!

 

袁干事显然是气极了,大声喝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抵赖。给我捆起来!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扭的扭踩的踩,把胡永顺踩翻在地。胡永顺起先大骂,狗日的你们捆我,你们敢捆我……但接着就惨叫不已: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辩,刘文山吓慌了:他在心里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怎样才能讲得清楚,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

 

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他的大脑已经乱了,心已经慌了。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辩,我能讲清楚吗?人家听吗?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心哆嗦了一下,才想:应该穿厚点,绳子勒上后疼痛轻一点。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把五九年的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母亲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

 

但是已经晚了。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夹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其中一个是安西县的地主分子……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夏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

 

他没有分辩,也没挣扎,他知道那都是徒劳!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把原先穿着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系住了手腕。再下来就是听见了肩头骨节处发出的嘎巴声,肘关节发出的嘎巴声。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他只是不断地咧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噢噢声。

 

由于没有挣扎,由于顺从,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

 

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掉在地上。

 

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淋的脸。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下拉起来与刘文山一起站着,然后喝问:

 

说,你们吃人肉了没?

 

刘文山和张维让没说话,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说:我们吃的是兔子肉……

 

袁干事说,狗日的你们还不交待!拉出去,关起来!

 

他们三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如同一个大坑,上边搭了椽子压了很厚的土,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进地窝子的坡很陡,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刘文山醒过来了。起初他有点懵:四周怎么这样黑,一点儿亮光也看不见;脸的一边很痛。这是在什么地方,脸为什么这样痛?他想伸手摸摸脸,但奇怪的是手不知去到了何处,不听指挥。这时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呀,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于是,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这是在禁闭室里,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它被人捆起来了,也冻僵了,麻木了。

 

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救命呀……于是他又想起来了,自己是和胡永顺、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这是张维让的声音。

 

于是,他也挣扎着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

 

救命呀……

 

他清醒地知道,必须喊,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胡永顺。如果不喊,管教人员忘了这里关着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冬季在新添墩作业站,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住了,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计划天亮后开批判会,但是天亮后打开门一看,人已经死了,冻得冰块一样。

 

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胡永顺也醒过来了,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

 

救命呀……

 

他们喊呀喊呀,终于,门口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开锁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

 

解开,把他们解开。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解开了绳子。

 

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刘文山没喊没哭,但此刻绳子一松,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像肌肉撕裂了,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他禁不住地哭出声来:

 

妈妈呀……我的妈妈呀……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精于此道。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按摩胳膊,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血液流通了——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

 

这是严管队!

 

 

 

在迁移明水乡之前,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劳教分子当中那些不好好劳动,不遵守纪律,顶撞管教干部,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物……一言以蔽之: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严管队配有最严厉最能干的管教干部,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再要是不服服帖帖,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

 

不过刘文山三人进严管队的时候,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了: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因为饥饿,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严管队也不劳动了。和其他队的人比,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和捋草籽,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去伙房打饭时有积极分子押着。

 

严管队这时有三十三名劳教分子。过了两天又进来个人,是康永明。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康永明原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两人以往就熟悉。刘文山问他,你怎么也进来了?康永明说,不知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把牲口钉死了,队长说是我钉死的,想吃肉,破坏生产。我疯了吗?我赶大车能吃上能喝上,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明明是别人干的嘛,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这是一天上午,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走到地窝子门口,看见离着二十米远,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那是我女人。我女人看我来了。

 

看守说,是你女人吗?

 

他说,是。

 

看守说,走,过去看看。

 

看守跟着他,他往前走去。袁干事不知和女人说什么,袁干事背对着他,女人脸朝着他。他已经走到跟前站住了,女人看着他,但女人没认出他来。他问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

 

女人听出他的声音来了,看他,但没有说话,女人惊诧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头发像乱草一样,脸又黑又脏,只有一双眼睛在动,胡子有三寸长。

 

他看着女人诧异的眼睛说,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女人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涌出来了。这时袁干事说话了:

 

去吧,跟他到房子去吧。

 

袁干事说完话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子。那看守说,走吧,回去吧。刘文山在前边走,女人在后边跟着。进了房子,刘文山鼻子酸酸的,但他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他怕女人看了他的情况伤心,大哭起来。不料女人在他的铺上坐下后很冷静,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女人看了看周围人的情况,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说话。他觉得很是尴尬,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女人会面,便找话说: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是和康永明的父亲搭伴儿来的。

 

我没叫你来嘛。

 

康永明的父亲听党校的一个人的家属说,康永明出啥事了,进严管队了。那个家属前几天来看过人。康永明的父亲说要来看康永明,我就一起来看看你。我真不知道你也……要是知道,我就多给你背些炒面。你啥时间从食堂下来的?

 

刘文山没回答女人的问题。他的眼睛看着女人放在铺上的面口袋,良久才说,你把家里的面都背来了,你们吃啥?

 

家里总比你这里好想办法,这你不要操心。

 

两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的。刘文山因为自己在严管队,在女人面前觉得难堪和尴尬。他想,女人必定是在袁干事那儿已经听到他的“罪行”了,女人也不像他在新添墩时来看他那样亲热和自然。

 

时间在他们别别扭扭不冷不热的谈话中流过去了,门外的看守大声喊叫起来:刘文山,时间到了,一个小时了,叫你女人走!

 

女人还想坐一会儿,她肯定是累了,也可能还想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看看他,但刘文山站了起来。他知道规矩:往常家属来探视,可以留宿一夜,严管队却不允许,见了面说说话就得离开,当天返回。他心里不好受:他知道.女人从定西到高台,光是坐火车要坐两天两夜,还要步行几十公里……

 

看他站起来,女人也站起来了。女人看见周围的右派们看着她,似乎有点慌乱,急急地说:家里的人好着哩,妈的身体好着哩,娃娃也好着哩,都好着哩。我们都盼着你也好好的,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出来,我和妈、和娃娃等着你。过新年我再给你送些吃的来。

 

女人很冷静,很刚强,说完话就往外走,刘文山却泪如泉涌,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着女人往外走。他想送送女人,但是刚刚走出地窝子外边的过道,一位做看守的就业人员拦住了他:

 

行了行了,你就到这里吧。

 

他只好站住,看着女人走远了。

 

刘文山怔怔地看着女人走远,心里酸酸地进了地窝子,回到自己的铺上。他的心里的确苦兮兮的:女人数千里长途跋涉来看他,见面才一个小时,气还没喘匀就又踏上归途,女人的心里多苦呀!苦死了!

 

但是,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他立即就不想女人了: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足有二十五斤!他打开面口袋,抓一把出来。面粉很白——已经两年半了,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再也没有吃过这么白这么细的面粉——用舌头舔了一下,天呀,这是熟面,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里边还搀了糖,甜丝丝的。

 

他吃了几口熟面,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把里边的衣裳掏出来,将面口袋整个地放进皮包里,锁上锁。

 

这是一只非常好看的皮包,加拿大产品,是他大学毕业后进省政府财政厅工作,定了行政十八级,月薪一百有零,在兰州的一家皮货商店买的。后来工作调到酒泉,皮包也跟他到了酒泉。以往,这个皮包里装着他最好的两件毛料服装。现在他把熟面装进去,因为面粉现在是最宝贵的。他在心里计划着,每天补贴半斤,这些面粉足以坚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能坚持两个月,农场的粮食供应总是要改善一下吧!

 

他把面粉装好,把皮包放在被子后边之后还不放心,又拿出来用一根行李绳缠了几圈,捆紧,绑死,然后用被子包起来放在铺脚上,自己倚着被子坐下。他的心宽慰多了:两个月以内饿不死啦!

 

黄昏到来了,门外的看守喊,开饭了开饭了,出来站队!

 

往常,饿得饥肠辘辘,每一次开饭,刘文山是抢着往外跑,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这天,因为吃了女人背来的熟面,更重要的是有二十几斤面粉储备在皮包里,他的心里宽敞了许多,肚子便不觉得那么饿了,所以他慢腾腾走出地窝子,排在了队伍后边。在伙房打饭的时间,他也是最后一个打饭。

 

打了饭,端着饭盆回地窝子。在门口有个人喊住了他:刘文山,蹲下,蹲下,就在这儿吃。

 

门口蹲着两个右派。他们就坐在进地窝子的过道旁的土坎上,正在喝面糊糊。那个喊他的人一边喝一边说,你今天也太窝囊了,媳妇来了不叫住一夜休息休息,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一来是因为有了女人带来的熟面心情好,又因为这天天气也好,没刮风,刘文山就也在土坎上坐下了,说没办法,袁干事撵着叫走嘛。

 

另一个右派说,孽障,几千里路上来了,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因为心情好,刘文山坐在门口喝完了面糊糊才走进地窝子。可是进了地窝子,他觉得地窝子里气氛有点不对,情况有点蹊跷:有几个人正挤在他的铺前慌慌张张地干什么,有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铺上坐着,手里捧着炒面往口里填。看见他进来,有人小声地叫着:来了,人来了!他铺前的人忽地就散开了。他快速地走到自己铺前一看,头嗡的一声就胀大了,耳朵也轰地鸣叫起来。他的皮包被人拽出来了,捆着皮包的绳子被什么利器齐刷刷切断了,皮包上裂开着近半尺长的一道口子。被人掏出来的面粉把皮包染白了,把地铺上的床单也染得五马六道的。

 

大概有七八个人手里捧着熟面往嘴里塞,还有的人掀起褥子把熟面藏起来。

 

他立即清醒了,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他扭头跑出了地窝子,不顾看守的拦截朝前跑去,没命地喊叫:

 

队长,我的炒面叫人抢了!我的炒面叫人抢了……

 

管理严管队的是一个名叫王治民的管教股干事。这人对右派非常严厉,工作责任心强,每天早晚开饭的时候他都要在严管队地窝子前边转悠。听见刘文山的叫喊声他快速地走过来:谁抢你的炒面了?

 

刘文山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说,他们合起来抢。

 

走,我看一下去!

 

刘文山迅疾地走在前边,几乎跑步一样进了地窝子。王干事也快速跟了进来。

 

眼前又在演出两分钟前的那一幕:仍然有几个人挤在他的铺上从皮包的裂缝里往外掏面粉。刘文山说,你看,王队长你看!

 

王干事的眼睛都红了,拾起过道上扔着的一把铁锨——可能就是割断行李绳和切开皮包的那把铁锨——朝着刘文山喊了一声你让开!就往过道深处冲过去。

 

有人看见王干事了,喊了一声王队长来了。围着皮包的几个人立即散去,但还有一个人不愿走开,一只手还在裂缝里掏着。王干事抡起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下去。那个人看见铁锨落下来,躲避不及,举起攥着面粉的手来挡。锨头正好打在他的胳膊上。就听他哎呀叫了一声。锨头把他的棉衣袖子刷的一声劐开了一道口子,一直劐到肩膀。劐开的袖子像一块破布片一样甩着。里边的衬衫袖子也破了一截,胳膊立即就流出血来。

 

这个人是平凉地区一个县的商业局局长,当过兵的。他是因为偷了农场的一只羊吃肉而被关进严管队的。此刻,由于手中的面粉被锨头打得撒了一脸一身,根本就看不出脸的颜色来了,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在地铺上缩成一团,央求:王队长,我再不敢了,王队长,我再不敢了……

 

王干事扑上去踢了一脚凶狠地骂了一句:驴日的,反了你们了!

 

王干事是武都人,他操着浓重的方言破口大骂,并且挥舞着铁锨:

 

瞎熊,你们这帮瞎熊,反革命!怎么越改造越反动,抢起人来了!拿出来,把你们抢下的炒面拿出来,放回皮包里去!你,就是你!还有你!

 

他的铁锨指向谁,谁就吓得战战兢兢地把手里捧着的面粉放回皮包里去。那些铁锨指不到的人却还在吞咽着手中的面粉。熟面不像馒头,太干,一时难以下咽,有的人呛得咳嗽不止,眼泪都冒出来了。有的人慌慌张张把熟面藏起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熟面被追回来了,但已经损失过半。有些炒面是刘文山从褥子底下枕头下边扫回来的,羼杂了许多尘土、草屑。

 

有了这次教训,刘文山再也不敢把面粉放在地铺上了。他把女人装面的口袋补了补,且缝上了一条带子,去伙房打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把带子套在脖子上,面粉就挂在胸前。晚上睡觉,他把面口袋放进被窝里,抱在怀里。

 

 

 

刘文山是个有毅力的人,无论每天他的肚子如何饥肠辘辘,无论熟面的香味多么馋人,他每顿饭只吃两小勺熟面,——把熟面加进从伙房打来的面糊糊里,使之稠一点——此外决不多吃。女人临走时说过,元旦时再给他送点吃的来,现有的八九斤熟面,他必须细水长流,否则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他的腿肿起来了,脸也肿了,但他仍然坚持细水长流。他知道,如果两顿把熟面吃掉了,他立即就会没命了。他亲眼看着同室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近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毯子卷起来抬出去。

 

就是这样节约着吃,熟面也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斤了——他的心恐慌起来:女人能不能按时送吃的来?到底这样的低标准供应要持续多久?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劳教分子?

 

他的意识当中,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突然,他感到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已往,严管队去伙房打饭,旁边总是跟着两个积极分子和几个充当看守的就业人员,可是这两天情况异常,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面糊糊提到地窝子来,舀进他们的饭盆里。还允许他们在门口晒太阳了。

 

一天早晨喝完了面糊糊,刘文山凑到康永明和张维让身旁说,喂,你们看出来没有,情况有点变化?

 

他正和康永明、张维让议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现象,地窝子的门突然开了,袁干事走了进来,大声说,抱行李,抱行李,都回自己的队上去。快点快点!

 

刘文山进严管队的时候,这间地窝子里总共睡着三十四个人,四五十天过去,这里就剩下整整十个幸存者了,其中包括胡永顺、张维让和他,还有最后进来的康永明。他们几个人都浮肿了,但还没有弱到衰竭的程度,而那六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爬起来坐着。听说叫他们出严管队,一个个都振作起来,在几个就业人员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脚步蹒跚地往外走。

 

但刘文山坐在铺上不动。

 

袁干事看见了,走近两步问,刘文山,你怎么坐着不动?

 

刘文山眼皮也不抬,说:我不出去。

 

袁干事惊讶了:咳,你还住上感情了!

 

刘文山:不是住上感情了,袁干事,你把我们三个人捆进严管队,说是我们吃人肉了,我们说啥话你都不相信。现在你要把情况搞清楚——到底我们吃人肉没有。

 

袁干事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说,走吧,走吧,出去吧,还要搞什么清楚!

 

刘文山坚持说,那不行,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不出去,就是不出去。

 

袁说:咦,你还硬得很。

 

刘答:不是硬不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的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下人肉的,没有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我死掉也就罢了,但要是有幸活下去,离开劳教农场,还有什么脸见人,还有什么活头。

 

袁说:咳,走吧走吧,出去吧……

 

刘答:那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不可。

 

康永明因为和刘文山是定西的老乡,他想等着刘文山一起走,这时劝他:走吧老刘,走吧,执那气做啥?

 

刘文山说:你走吧,你走吧。康永明,你的事和我的事不一样,往马耳朵里钉个钉子,受些冤枉也不是大事,这吃人肉的事可不能马虎,是人的品质问题……

 

袁干事看他真不愿走,也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去了。

 

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里,说,刘文山,走吧,出去吧,我们查清楚了,那件事我搞清了,是个误会。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冷冷地说,真搞清楚了?你不是骗我?

 

袁干事回答:嗳嗳,看你说的,我骗你做啥?我找了张维让了,也找胡永顺了,他们领我去了小食堂,找了炊事员老赵。他说是把兔子埋在粪堆那里了。我们去看了,就是叫人挖走了。和你们说的情况一样。误会了,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说一声误会就行了?你的一个误会,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没命了。

 

袁干事大为惊讶:哎,看你这个人,告诉你误会了,你回队上去就是了,你还想做啥?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几秒钟,一句话没说,站起来默默地卷行李。袁干事叫来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他自己端着洗脸盆,饭盆,还提着那只破皮包。他们走出地窝子,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许多人躺倒了,死亡加剧了。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把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端屎端尿;开饭时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不叫他们动弹,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进了病房,刘文山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过几天就要送右派回原单位。他在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熬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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