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古寨幽梦(1)

　　啊，阿妈！你是儿女心中的太阳！你头顶堆满白雪，腰弯成一道山梁，你每天摇着经筒，一心为儿女祈祷吉祥。

　　我们坐在热加公社的坝子头，听李主任的动员报告。

　　李主任在动员报告中，首先重点传达中央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精神，重点的重点又是毛主席对北方农业会议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说：“辽宁三年农业大翻身，山西昔阳县三年成为大寨式的县。他们能做到，其他省、县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这是摆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社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他接着又传达省里贯彻中央农业会议精神召开的农业会议的精神，以及省革委领导在省农业会上的讲话。最后传达州革委贯彻中央和省农业会议精神召开的农业会议精神，以及州革委领导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再最后传达县里贯彻中央、省、州三级农业会议精神而召开的全县农业会议的精神，以及县革委领导的重要讲话。

　　根本轮不到区和公社革委主任传达区和公社贯彻那些农业会议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日头已经落山许久，李主任看看表说：“妈的，肚子闹起革命来了，你们两个吃了午饭再讲！”

　　我头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一个上午就听到中央到省、到州、到县农业会议精神的传达，还有中央、省、州、县各级主要领导的重要讲话，就把那些精神和讲话看得非常重要，一直坐在冰凉的石头上认认真真地记着，生怕如此重要的精神和重要讲话有丝毫遗漏。可是，我记着记着，渐渐地就觉得，虽然从北方到南方，从成都平原到康巴高原，各地的气候环境不完全相同，每个地方都有不相同的农业，可是从中央到省、到州、到县召开的农业会议的精神，中央、省、州、县各级领导的重要讲话，听起来却是大同小异，不过是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的翻版，不同的只是各级领导讲话口气，听来听去不过都是些精神的精神的精神，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听了半天还是不明白热加公社到底咋干。虽然各级领导讲话精神大同小异，工作队员都记得非常专心，只有仁嘉丹珍坐在我身后只听不记。

　　“那么重要的传达，你咋个不记呢？”散会之时我问她。

　　“中央的精神记下来就行啦，其他不过都是精神的精神，用不着一一的详细记。”仁嘉丹珍笑着回答。

　　实事求是澄清了仁嘉丹珍的问题，她对我真是感激得不得了，从此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对我再也没有丝毫戒心，虽然平常她在人前从不轻易暴露活思想，可是那天我那么一问，她立刻就把心里最真实的思想暴露了出来，对我再也没有丝毫提防。

　　“难道农业学大寨，一定要这样层层开会？”我初出茅庐，不像仁嘉丹珍那么有社会经验，边走边悄悄向她请教。

　　“领导就是开会，如果当了领导不开会，就相当于庙里的喇嘛不念经。”仁嘉丹珍见身后无人，她幽默地说。

　　吃过午饭继续开会，公社革委介绍情况说：“由于前两年我们公社发生了新叛，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尖锐，山上至今还有小股叛匪，经常窜回寨子里破坏农业学大寨。”

　　大会一完，各大队连夜向工作队员介绍基本情况。我们去的列塔大队的大队长叫沙吉泽仁，他向我们介绍的阶级斗争情况不多，讲的全是社员当前生活如何困难，张定康当即打断他，批评说：“你的精神状态都是这样，你们列塔大队咋不落后？”

　　学习培训三天，各个工作队就下各自的大队，说是列塔大队有人来接我们，我们从上午九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两个藏胞才骑着马来到热加接我们。我和仁嘉丹珍骑着马一路走着谈着，斯朗泽仁和张向东跟着一个藏胞走在最前面，张定康长年在高原工作能说能听简单的藏话，他走在最后不停向那个藏胞了解情况。

　　我们上山下山，过小河，走过吊桥，然后就一直在河谷中走，河谷非常开阔，两面山上是莽莽的原始森林，河里有不少顺流而下的木头，不时可以看到林中的一个山寨，碉楼式的藏房在阳光的照耀下非常壮观。我抽了马一鞭子，马一溜烟地跑了起来，终于追上了斯朗泽仁与张向东，我骑在马上问他们：“你们说，这里的风光像不像洛克说的香格里拉？”斯朗泽仁含笑没有开口，张向东气呼呼地回答：“你咋不说有点像西伯利亚？”张向东竟然把我们下乡比之为流放西伯利亚，我放慢速度不再跟他乱说。

　　傍晚，我们到达列塔大队，沙吉泽仁已经叫社员将场院的一间保管室打扫干净，我们就在保管室地上铺上地铺，沙吉泽仁站在一旁不停地向我们诉苦：“我们列塔大队文化大革命中是热加的‘重灾区’，阶级斗争相当复杂，至今还有叛匪在山上没有抓到。”他给我们每人一本社员名册，名册上已经一一标明，谁家是贫下中农，谁家是地富反坏分子，哪个社员有啥历史问题，哪个社员有啥现行，一本社员名册在手，虽然刚刚进山寨，却对寨子里的阶级阵线一目了然。

　　我们男女混杂住在保管室，捡来石头架起锅，烧了锅马茶喝着，正要研究明天的见面大会，一个衣服破烂的藏族老女人闯了进来，她根本就不会说汉话，进门就用藏话咿咿呀呀说个不停，我问斯朗泽仁，她忙忙慌慌说些啥呀？斯朗泽仁说她要向工作队反映重要情况。沙吉泽仁立刻将那个女人唬走了，回来笑着向我们解释：“她叫安错，是个疯子。如果疯子你们也要接待，根本就脱不出身来宣传学大寨！”

　　我们与沙吉泽仁一起研究了明天的见面大会。

　　三个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比两个老家伙都起得早，斯朗泽仁挑着水桶到河边去挑水，我赶紧用木炭升火，张向东在锅里烧洗脸水。洗过脸我们又烧水熬好茶，太阳从对面山垭升起老高老高了，我们又到场院转了好一阵，回来两个老家伙还没起床。

　　“到底是下乡来宣传农业学大寨？还是跑到乡下来睡懒觉？”张向东不高兴地抱怨。

　　我本想将两个老家伙叫起来，斯朗泽仁却阻止我说：“人家又是老同志，又是工作队长，人家都不急，你我急啥？”我们只好再到场院里转转，太阳已经晒着保管室，我们回到屋里，两个老家伙仍然像死猪一样躺着，如果社员来开会碰上，这会在群众中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我不得不进去将他们叫起来。可我叫了半天，仁嘉丹珍才从被窝里伸手拿过手表，她一看又躺下睡去了，同时还说：“还早呢，还可以睡一会儿。”我坚决去弄醒张定康，张定康打着哈欠从被窝里坐起来，伸着懒腰边穿衣服边对我说：“高原不是内地，你通知他们上午十点开会，下午一两点能开起来就满不错了，用不着起得这么早。”看到队长起来了，仁嘉丹珍跟着起来了。

　　正如张定康说的那样，通知上午十点开会，到下午两点干部社员才陆陆续续到来，三点多沙吉泽仁宣布开会，他致了几句欢迎辞，张定康就用很长时间，传达那些精神的精神和讲话的讲话。这里的藏民听不懂多少汉话，张定康的传达报告又特别长，由仁嘉丹珍和斯朗泽仁轮番翻译。张定康每讲一段，两个人至少要用三倍时间才能翻译成藏话。仁嘉丹珍嫌斯朗泽仁翻译太细，不耐烦地打断斯朗泽仁：“照你这样翻，这个会肯定要开到明天天亮。”她接着就一直翻译下去，斯朗泽仁不服气地笑着小声对我说：“她只翻译了个大概。”

　　会场上，不少人搂着前排的人的腰，一直坐在那儿打瞌睡，担心他们没有全面领会精神，散会之时我问二队队长仁青郎加：“张队长今天都给你们传达了些啥？”仁青郎加笑着回答：

　　“张队长叫我们回去好好搞！”我听了忍不住笑，仁嘉丹珍却说：“你还别说，贫下中农真还抓住了精神实质。”

　　沙吉泽仁打着电筒正要离去，民兵连长跑来报告，有人在寨子里发现，山上的叛匪又潜回寨子搞粮食。沙吉泽仁立即召集基干民兵，连夜在寨子里抓叛匪，可是搜遍整个山寨，没见到一个叛匪的影子。

　　张定康叫我通知大队干部，来和工作队一起制定今年的生产计划。我认为，制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应该依靠全体贫下中农，不应该只由少数领导制定。张定康说，我们先搞个初步计划，然后交群众讨论。张向东完全站在我一边，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们应该事事依靠群众，事事走群众路线，不应该关起门来定计划。张定康却笑着满有经验地说，你以为这里的群众是北大的学生和教授？这里的群众都是干部说啥他们就说啥，不信把群众找来，开半天会，群众也说不出个名堂，最后还不是干部说了算数。我当即批判他的错误群众观点，我说他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张定康仍然笑着说，我在高原上搞了几十年，难道对农村的情况还不及你了解？张向东就给他上纲上线说，你这是在宣扬“群众落后论”。张定康见两个年轻人给他上纲上线，卷着烟卷儿笑着问仁嘉丹珍，你说要不要召开群众大会来制定？仁嘉丹珍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两个老家伙留下召开干部会，让他们三个革命小将下队召开社员大会，这样将领导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相结合，不就符合毛泽东思想了吗。

　　下队路上，斯朗泽仁对我说：“你看仁嘉丹珍多圆滑？”我知道他跟仁嘉丹珍的隔阂越来越深，就劝他？说：“她出身那样的上层家庭，不圆滑能躲过历次政治运动？不圆滑文革前能当上政协副主席？”张向东又对张定康进行猛烈抨击，他对我和斯朗泽仁说：“他出身地主阶级能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你说他一辈子是咋个在夹起尾巴做人？”我们从而得出一致结论：出身不好的人都非常圆滑；我们这些出身好的年轻人，绝对不能受他们的坏影响。

　　我们在二队召开社员大会，群众对今年生产倒提不出啥意见，一个个却叫着要工作队解决他们的缺粮问题。我们回来向张定康作了汇报，张定康一个劲儿地向我们作检讨：“正如小将批评我的一样：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仁嘉丹珍在一旁附和说：“今后我们两个老家伙要注意向年轻人学习。”

　　一连几天和社员一道送粪，晚上收工回来，三个年轻人累得一下子倒在铺里，再也爬不起来，肩膀和两腿痛得不行，连饭也不想吃。

　　仁嘉丹珍来叫我们吃饭，三个年轻人仰在铺上一动也不想动。

　　“高原上下乡，可以参加劳动，也可以不参加劳动。”仁嘉丹珍和张定康，这几天都没像我们一样跟社员一起劳动，她坐在铺边上对我们说，“你们不能跟藏民比，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原上，生理结构都跟内地汉人完全不同，他们对这里非常适应，可你们刚从内地来，这儿海拔高，缺氧，空着两手走路都直喘气，你们还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斯朗泽仁从地铺上坐起来，冲着仁嘉丹珍说，“革命化不能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因为环境变了，就降低思想革命化的标准！”

　　“对！对！对！”仁嘉丹珍好心不得好报，她起身不停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活到老，改造到老！”

　　我们从地铺上爬起来，围着糌粑口袋和茶壶，咽一口糌粑喝一口茶，气氛非常紧张。

　　“你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完全是正确的。”张定康突然说，“但是思想改造也要循序渐进，不要想下一次乡，就能把自己锻炼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我和张向东对望着，仁嘉丹珍低头不说话。晚饭之后，我们分组打着手电筒，到寨子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深入了解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们来到安错家，低着头才进了她家低矮的门，她家的房子很小很窄，进屋是一道干牛粪垒起的“墙”，我们从“墙”边一条窄窄的过道侧身进去，过道上的床铺差点儿挡住了我们的路，那铺实在不能称之为铺，铺上垫着乱七八糟的麦草，麦草上铺了一张破牛皮，牛皮上的破被乱作一团。安错指着那铺说：“这是我女儿的床。”顺着窄窄的过道侧身进去，牛粪“墙”的背面地上，几块石头支口乌黑的锅，碗筷和炊具就放在地上，旁边有一个更加糟糕的铺，床头放着装粮食的皮口袋。安错对我们说：“这是我的铺。”站在杂乱拥挤的屋里，处处是一股牛粪味儿，连张坐的凳子也没有，安错手忙脚乱地要为我们倒茶，仁嘉丹珍叫她别忙，我们就与她面对面地站在窗下，借着窗洞里透进来的月光，深入了解这里的阶级斗争情况。

　　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安错说话时眉毛眼睛嘴巴全在动，谈话非常富有逻辑性，一点也不像是个疯子。一个女孩侧身从外面进来，一听安错在反映沙吉泽仁的问题，立刻打断安错说：

　　“嘴巴多了不好，难道你没吃够嘴多的亏？”安错听那女孩子那么一说，无论仁嘉丹珍如何启发，安错始终重复那句话：“我知道的都说了。”再也不愿说啥。

　　“那女孩子是谁？”从屋里出来，我问仁嘉丹珍。仁嘉丹珍说，她是安错的女儿。我又问：

　　“安错的丈夫呢？”仁嘉丹珍笑着回答：“她哪来丈夫？难道你没看那本社员花名册吗？

　　安错从来就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哪来女儿？简直令我不可思议。仁嘉丹珍立刻向我解释：“不结婚照样生儿育女。”我更是好奇又问：“她女儿晓不晓得哪个是她父亲？”仁嘉丹珍笑着回答：“儿女一辈子也用不着知道。”

　　我们在月光下走着，我不再寻根究底，一方风俗一方人，这些算不算藏族的风俗习惯？刚刚下乡我也不必事事弄懂，我们下乡的目的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干苦干三五年，把扎克木县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县，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所有的安错过上幸福生活。

　　仁嘉丹珍与我走家串户，我们走进一家藏民家里，一个藏族小伙子来开了门，一个老女人正站在窗前梳头，仁嘉丹珍用藏话说明来意，那老女人不停地朝头发上抹着酥油，边梳头边对我们说，前几年四清运动，也像今天这样，来了两个工作同志，要她谈谈大队干部的问题，她当时反映了沙吉泽仁的问题，工作队走了不久，沙吉泽仁就把她的妇女组长撤了，儿子也不准当基干民兵扛枪了。仁嘉丹珍叫她别怕，这回可跟四清运动不一样。从外面进来一个老藏民，听那老女人正在向我们反映情况，立刻用藏话打断？她：“庙里管事的永远是喇嘛。”经他那么一说，老女人站在窗前辫着辫子，再怎么也撬不开她的嘴。

　　“学大寨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用三到五年，把我们扎克木县建成大寨式的县，你们不用害怕。”仁嘉丹珍用藏话一个劲儿地动员。

　　“四清还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工作队头天走，第二天妇女组长和民兵就不让我们当了。”

　　那老藏民用藏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