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孽缘(4)

　　我想我是看到我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了。母亲到门角的扫把上折下一小截细枝递到父亲手上。父亲仔细地剔了牙。父亲有剔牙的习惯。所以他张口说话时没有村里男人们口中那种臭烘烘的气息。

　　父亲身上的洁净癖性总是给人一种乖张而又古怪的感觉。

　　直到正午，父亲都穿着一身洁净的旧军服，坐在村中广场上那根老木头上。脚边是最后一条没被裁制成我的裤子的旧军被，一条军被结结实实方方正正地捆扎好了。

　　章明玉老师已抄好了我的作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张贴到学校的墙上。父亲过去把那张墨汁淋漓的大纸揭下来，在太阳下晾干，叠好，收进他小小的被盖卷里。父亲背起了被盖卷，准备自己去投案时，工作组到了。

　　父亲背起背包，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服，那情景并不像是生活失败要逃遁他乡，却像是在外功成归来一样。就在村中这个小小的、同时又显得空旷凄凉的广场上，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也包括父亲在内，都曾目睹过村里的年轻人当兵复员回来，他们都是一身这样的装束，神气活现。不多久，这些退伍军人给安置了工作，又以同样的装束离开村子，比如贫协主席长手保仑的儿子王成。王成是他在部队上自己改的名字。这次他作为公安方面的成员和工作组一道回来了。

　　“听说，”他轻描淡写地说，“这里出了一点事情，我们来过问一下。”

　　他们的到来几乎吸引了全村子的人。

　　广场上几乎有了一种节日的气氛，要是人们不因为期待一件突然的事情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而显得过于拘谨的话。

　　我还记住了，工作组所有人都穿着旧军服。

　　那时候的军服，尤其是旧军服已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父亲那身50年代的斜纹卡其军服引起了全体工作组成员的兴趣。他们的眼神是惊奇的、怜悯的，更像是想自己享有那旧军服。

　　舅舅下山来了。他的脸色愤怒而又慷慨。他拨拉开人丛，也把张着肥厚嘴唇想对他说点什么的姨父拨拉开去，可他只在那根老木头前看到了我。

　　“他们带他进去了。”我说。

　　“是啊，他们把雍宗带进章老师的房子了。”

　　有少数几个人同声说道。

　　现在，一堵人墙静静地面对着广场对面的小学校。小学校两头是教室，正中是老师的住房。每每来了工作组，议事都喜欢占用老师的房子，因为那里面有办公桌、椅子、水瓶，以及汉式的玻璃窗户，而且公家的人就是喜欢公家的房子。

　　人墙前面站着我和舅舅。

　　我们一点听不到屋里的声音。

　　人们无声无息地看到舅舅做出一副十分狰狞的样子走向那间房子。

　　头上一片晴朗无云的高远蓝天。

　　轻风徐徐，送来被烈日蒸烤出来的浓重的泥土的香气，又稠又腥的泥土香气。

　　现在，那个广场已经完全荒芜了。

　　鉴于色尔古村特别贫困的状况，政府有计划地安排了一部分住房迁移，顺河而下三百余里，到地形地貌几乎和这里相同的新地区重新开垦。那是解放前被一场瘟疫毁灭的村庄遗址。离开的大多是些在此地没有多少根基的外来户。1976年以后，留下的住房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新房都建到玛岗觉卡口子上的大河边上去了。在那里平坦的台地上开辟了新的耕地。大多数人家都有了汽车、拖拉机从事长途或短途运输。木头、牛皮、羊毛以及各种药材都是大宗可供运输的货源。新色尔古村的房子大多都高大气派，但不像老色尔古村那样紧凑。三十来户人家的房子散布在大河两岸，保持着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成为村里家族与家族、家族内部彼此隔膜猜疑的物质表象。

　　母亲说，老色尔古村那么多破败的房子，原来因为人畜活动而踩得板结坚硬的土地长起了那么深的荒草：肥胖的荨麻，又壮又高的牛蒡，白天经过那里都有一种会遇到鬼魂的恐惧。

　　说到这些，母亲有一种解脱了梦魇的感觉。

　　我们家迁出的时间比较晚。

　　迁出来后，母亲说：“你阿爸的脾气也随和多了。”我和母亲在家门前交谈时，远处的地边上，移动着父亲瘦小的身影，他在修补栅栏。

　　我说我想去老色尔古村看看。

　　母亲说：“不，去帮你阿爸干点活路吧。他还是那样不晓得休息。以前穷，现在好了，你弟弟一趟汽车就能挣几百元钱，可他还是不肯休息。”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帮父亲干活。

　　父亲还是那样沉默寡言，但他内心的阴郁较过去要舒缓多了。我还能修补篱栅，外表看去依然那么熟练。我尽量克制着我的笨拙，我掩饰得很好。父亲站在旁边端详着我，我感到他的眼光十分古老，里面包含着成千上百个年头，好多代祖先的目光，这些目光一齐注视自己的后代勤劬地修补自家地边上的栅栏。我的修补工作是把上年扦插的柳条中未发芽的那些拔出来，然后插进新砍的柳条，希望它们能在疏松的森林黑土上，在春风中发芽抽条。父亲雍宗把一根又一根的柳条递到我手上。这样简单的劳作使我身上，以及内心深处都升腾起一股热力。我还感到，有一些渺远沉重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到了我的手中。

　　后来，年老的父亲对成年的儿子说：“累了，休憩一阵再干吧。”

　　我躺下来，静听着正在返青的草地上一片窸窸窣窣的嫩草破土的声音。仰躺着，我能看到背后平缓的山坡、桦树洁白修长的树干和黑色的虬曲枝条，再后面是蓝天和轻淡的云彩。

　　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

　　“你儿子长得很乖。”

　　“他是你孙子。”

　　“我喜欢他，你要带他回家来。”

　　“等他断了奶。”

　　“再生一个吧。”

　　“已经办了独生证了。”

　　“你能肯定他能有出息吗？”

　　“我要尽力。”

　　“我相信你会尽力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你弟弟从外面带回来一部录像，录制的是美国一家人的事情。你写东西，能写写我们一家人吗？”

　　“我会试试的。”

　　转过头来，我看见父亲激动起来了，脸上有生气，眼里有了光彩：“我会给你讲清楚一些事情的。”

　　“你和舅舅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反正你母亲那家人我都看不顺眼。你猜猜你舅舅最近干了件什么事情？他要把你妹妹说给她表哥！我倒不在乎是近亲。反正你妈和他姐姐不是同一个父亲。可他们一家人就守着那点地过日子，你姨父还是偷东摸西。那次他到庙子上去看你舅舅，就偷了一副马笼头，给人家逮住了。”父亲笑了，他说，“你想想，现在马笼头有什么用？谁家没有一两部带轮子的东西？你妹妹可不能嫁到那样的人家。”

　　父亲那天说了我这辈子听他说的最多的话。这使我心头升起一种十分温柔的凄楚感情。父亲已经老了。

　　父亲说他知道我的心情。他说我们兄弟能够养活他和母亲，等他们老了以后。他说前年有县上的干部来过，说要替他落实政策。一打听，落实以后每月给他发放十元钱的补贴。他说：“你们的钱来得真是时候哇。去你们妈的！”父亲又说：“以后我老了，不能动了，阿来你就每月给我那十块钱。”

　　“我不是要钱，你懂那意思吗？”

　　“我懂，父亲。”

　　说到这至关动人的地方，父亲又暴露出他乖戾的坏脾气。他的眼中又暴出阴冷的绿色火苗。

　　“她懂吗？你城里的老婆。”

　　于是，我又想起老色尔古村广场上那根已经朽腐了的老木头。

　　我又躺倒在地上，从背后端详我的生身父亲。这个不可过于亲近的古怪老头。他头发已经花白了，脊梁依然挺直，衣领上有一圈浅浅的汗垢。我想像着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他当上头人会像我们的哪一个先人。他们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统治过老色尔古村，那个已经完全颓败的村庄。他若不是慷慨仗义，便一定刚愎残暴。依我的经验，身板瘦小的人，永远精力旺盛、性格顽强，一旦有权在手’就容易走上两个极端。

　　然后是我。

　　当然我不会由我这个曾经美丽而今依然十分善良的母亲生养。那么，我那出自名门望族的母亲又该是什么样子？

　　而现在，我却感到自己身下沃土的热力和春天里才有的那份松软。封冻的土地解冻的过程就是土壤疏松膨胀的过程。越过父亲的单薄坚实的肩膀，可以望见家里的寨楼里升起了淡淡的炊烟。我知道了，父亲对延续家族传统有自己的理解，而他无可奈何的深沉悲哀是我无法参与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与我毫无关系。我是这种黑土地和分布着这种土壤的更为广大的地区孕育出来的另一样东西。

　　我将很难忘记，也很难描写父亲描述那件事情时的面部表情。他吐字清晰，语意连贯，但他脸上的几条精瘦的肌肉不时抽动，就像有鬼怪在他腹腔里倒腾，而他眼中的迷茫神色肯定不只是因为陷入了并不久远的回忆。

　　村里人几乎都肯定父亲脑子有不对的地方。

　　而理解脑子不对的人必须自己的脑子也出一点问题。我发誓我宁愿自己的脑子出点问题。

　　父亲说，后来舅舅说，过去你救了我，现在我把你救了，你就不能再看不起我了。

　　“嘁！”好像在主席像上写字的是我，不是他们柯基家的人一样，好像不是我那身军装而是他把我救了一。”

　　那天，算算该是十八年前的那一天正午，父亲凛凛然走进我小学老师的那间有简单的办公桌椅的房间。这个房间里的椅子已被三个工作组员占据了。章老师为他们每人备了一碗水。父亲站着，章明玉老师也把一碗水放在他伸手就可以够到的窗台上。父亲从屋里这几个人的衣服上嗅到了常常在清洁的房间里出人，而且经常有多余的衣服替换的人身上才有的肥皂味道。久违的肥皂味道。

　　那几个人轮番地扫视父亲。

　　这种扫视唤醒了他身上的全部力量。同村的贫协主席长手保仑的儿子王成说：“怎么，被盖卷都打好了，准备逃跑？以前我们的上辈替你们当牛做马连逃跑都不敢。”

　　“你的上辈当娃子是替我的上辈。我替共产党打仗，我参军才十几岁……”

　　“你是不是想逃跑？”

　　父亲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我想逃到监狱里去。”这句话产生了特殊效果。工作组中那个上了点年纪的人皱着眉头，慢慢站起身来：“你当过兵是吗？”

　　“七年。”

　　“还负过伤呢。”章老师赶紧补充。

　　曾经是他的学生的王成，白了老师一眼，章老师就尴尬地退到一边去了。

　　“人家进了监狱想出来，你怎么想逃进监狱？”

　　父亲脸上是不屑解答的神情，然后又沉沉地叹息了一声。

　　那人也叹息了一声。

　　“坐下，我们谈谈那件事情。”

　　“你为什么在伟大统帅衬衣上乱涂乱抹？”

　　“主席老人家衣服上是你写字的地方？”

　　“我累了，想去监狱里休息。”

　　这时，章老师拿出了父亲原来授意我写的那篇东西。他们传看那篇文章时，父亲说：“那是假的。”

　　“是真的。”

　　斯丹巴舅舅也在这时冲进了这间屋子，他高举着双手，宽大的袍袖来回摆荡，而大张着的嘴巴却久久没有声响。他终于发出了声音说：“是我，是我。我是土匪，他是解放军。你们不要抓走他。他有妻子，有可怜的娃娃，他妻子是我妹妹。抓我走吧。”

　　王成威胁说：“哼，你们以为同时抓走两个就不可以吗？这些人显然事先串通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变得复杂了。

　　“是不是叫他们先回去？等我们慢慢调査。”

　　但王成勇敢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不能放，必须先拘留起来。”

　　晚上，章老师被挤出了那间房子。他第一次正大光明地在他的相好那里过夜。自此，章老师和那女人的关系在村里人眼中有了合法性质。王成回了家。当夜他家的喜庆气氛和我家的悲凉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要我为舅舅和父亲到外公泽尕尔甲那里去卜上一卦。我去外公那里时，遇到章老师，他要我趁便取来舅舅家里那幅主席画像。

　　去外公那里要穿过一片麦地。麦浪翻沸时，辉映着星光，像一条恶龙腾挪时鳞片上险恶的光泽。

　　那天我想杀了外公。

　　屋里黑咕隆咚的。我听到外公坐在黑暗深处哭泣。

　　我点亮铜盏里的灯草。

　　外公盘腿坐在那里，张开没牙的嘴巴哭泣。枯干的躯体里大概已没有任何水分了，他哭着，但眼里没有一滴泪水掉落下来。

　　他说：“阿来，我没有我预想的那种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