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海岩：潘小伟不是偷偷来大陆避风的吗，天龙帮居然马上知道他的动向，派人追踪而至，可见神通广大。
    吕月月：潘小伟到北京避险，是他大哥一手安排的，做得极为缜密。但是黑帮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扑朔迷离。潘小伟的行踪是怎么被天龙帮探知的，至今我们都不清楚。
    海岩：我看潘小伟的照片，面相上倒是清俊单纯，像个学生。没想到出手这么狠，三下两下就把罗依撂平，不愧为黑帮子弟！
    吕月月：在审罗依之前，也就是那天的当天晚上，伍队长和刘保华审了潘小伟。潘小伟的说法和第二天罗依说的，完全不一样。潘小伟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也承认了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天龙帮的加害。他说他离开天龙饭店搬到“港华”，是因为发觉被人跟踪，他的房间也被人翻动。他以为换个地方住就万事大吉了。不料在他快离开房间时服务员送来了他早上交洗的西服。其实这西服中午就洗好了，但服务员并不送回房间，因为只有等到客人回来了再送才可能得到小费。潘小伟付完小费又忙着收拾行李，行色匆匆地忘记带走付小费时拿出的钱包。恰恰是这个钱包暴露了他的去向。他在港华中心下了出租车就拿不出车费，他已经身无分文。出租车的司机以为他是骗子，揪住不放，把车横在饭店门口不走。在饭店打公用电话都要钱，于是他求助饭店的大堂副理打电话到天龙饭店询问钱包的下落。没料到这个电话把罗依给招来了。罗依送来的不是钱包，而是一根很细的钢丝绳。他假冒饭店服务员说是送一个访客留言，赚开了房门，进门就用细绳扣住潘小伟的脖子想把他勒死。结果不巧勒在了下巴上，就差这么一寸，潘小伟侥幸活命。挣扎之中，抓到桌上的茶壶给了罗依一下，开了罗依的瓢儿。大概也就是这时候，我们来了，敲门，潘不敢应声。他当然不敢应声，我们就自己开门。这时候潘小伟是惊魂未定，顺手抄起一个立式衣架，谁进去他打谁，薛宇第一个进的，潘小伟一看不是服务员，又能开门，准不是好人，然后薛宇就轻度脑震荡了。
    海岩：那你们分析，究竟潘小伟说的真实呢，还是罗依讲的真实？
    吕月月：当然是潘小伟的真实。第一，合情理；第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那根细钢丝绳；第三，潘小伟的下巴上确有一条钢丝绳勒出的红印，他不能没事自己勒自己吧。
    从已经发生的全部情况分析，我们判断，天龙帮派罗依追到北京，首先是要找那把提琴。他们大概怀疑潘家把提琴让潘小伟带出香港了。当罗依发现提琴并不在潘小伟手中以后，就决定除掉潘小伟，大概至少以此能再次向潘家显示天龙帮的法力无边吧。天龙帮和罗依本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过分小看了潘小伟，以为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捅就得死。没料到潘小伟能置死地而后生。
    海岩：有一点不知你们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这把小提琴究竟是潘大伟在古董商那里买下来的，还是真的如罗依所说，是从冯世民手上巧取豪夺的？
    吕月月：根据后来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琴是潘大伟从古董商那里直接买来的没错，但是在这两年潘冯两家的势力较量上，潘家越来越处于劣势。为了和天龙帮修好，潘大伟在去年把这把小提琴作为寿礼送给了冯世民。可不久前天龙帮的一个小兄弟叛变投靠了潘家，不知轻重地偷了这把小提琴作为给潘家的见面礼，激怒了天龙帮，无论潘家怎么解释，还是爆发了一场大火并。火并虽因偶然误会而起，基础还是积怨多年的利益冲突。由此看来，罗依的交代也不是无中生有。
    海岩：那这两个人，潘小伟和罗依，你们怎么处置呢。
    吕月月：罗依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地点又在北京，中国政府有司法管辖权，后来这个案子结束后，罗依被依法起诉，怎么判的我不知道。
    海岩：潘小伟呢，怎么处理？
    吕月月：潘小伟没有犯罪，我们不能对他采取任何法律措施。他在香港也没有任何案底，也就是说，算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香港同胞来大陆旅游观光，那当然只能让他回饭店住。于是问题来了，我们想通过他找到小提琴的线索，所以得看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可又不能任意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海岩：可不是嘛，现在是法制社会，潘小伟又是香港同胞，我想象得出是很难处理的。
    吕月月：在审完潘小伟以后，我们把他送回港华中心饭店，当然，给他换了一个房间，加强了楼层的保安措施。下步拿他怎么办，得请示。伍队长让刘保华赶快整理出对潘小伟的审问笔录，当然，写在文字上应该是“讯问”笔录，因为他并不是作为犯人或者被告人或者是被我们采取了刑事措施的人接受问话的，所以不能用“审”字，应该用“讯问”两个字，说明他最多是证人的身份。刘保华那天没回家，连夜整理讯问记录，以便第二天如果要对罗依采取拘留或逮捕措施的时候，好向市局或检察院报材料。伍队长则让我跟上他去找处长，这时候大约是半夜两点多钟了。
    处长家住在奶子府。奶子府你知道吗？就是靠近灯市西口那边，离天伦王朝和国际艺苑饭店挺近。处长就住那儿一栋六层高的宿舍楼里。
    我们到的时候，他因为已经和伍队长通过电话，所以早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等我们。伍队长先把这一晚上的情况和潘小伟的交代汇报了一遍，处长抽着烟听着，听完了没表态，先笑着问我，是不是头一回见这阵势，犯怵没有？我说还行吧，队长说月月表现不错，一点没犯怵，就是手里有杆枪见着人就搂不住火了，那小子举着衣服架子是吓傻了你没看出来吗？我要不拉住你你非把他崩了不可。我说，队长我不至于那么不懂政策吧，我根本没怎么的他，可你看他对薛宇下手多狠。队长说噢，这点我倒忘了，他打了薛宇你心疼了，所以你要替薛宇报仇伸冤是不是？我说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同志之间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都是战友了，就像上前线打仗，战友的牺牲最能激发对敌人的仇恨……队长说得了得了你别越描越黑。
    处长问：“怎么，月月和小薛不错？”我说没有，就一般朋友。队长说他们俩还行吧，小薛挺喜欢月月，月月呢，女孩子嘛，拿点架子。我说我有什么资本拿架子呀。海岩，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女孩子的心理，一般都不习惯别人当面议论自己。可那天我们两个头头儿这么说我，我感觉挺好，他们论年龄都是我的长辈，他们议论我的时候，口气、表情，都很真诚，挺温暖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挺好。
    后来处长言归正题，问：“对潘小伟你们有什么想法，怎么处理？”
    队长说：“目前要继续查清小提琴的下落，潘小伟这根线不能撒手。”
    处长又问：“人住在饭店里，你们打算怎么控制？”
    队长说：“潘小伟目前主要是想摆脱天龙帮而不是摆脱我们，他要避免冯世民的追杀，也需要有我们帮助，而且作为当地警察，我们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提供保护。这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要是没有今晚这场虚惊，我们今后保持和潘小伟的接触，并且做他的工作，还不方便呢。”
    处长说：“那倒也是。”他又问：“老伍，这么说吧，你对做好潘小伟的工作，求得他的合作，查清小提琴的下落，有几成信心？”
    伍队长说：“五成。”
    处长一瞪眼：“五成等于没说。五成不等于说一半一半吗？！”
    伍队长说：“我觉得潘小伟这个人，年轻，涉世不深，在跟他交谈时我观察，人也算比较单纯，不油。可能从小富贵惯了，所以有点少爷脾气，但从言谈举止上看得出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我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至于一点情理不通吧。而且从香港警方提供的情况看，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他家族的违法活动。也就是说，还没有陷进去，应该拔得出来。”
    处长也很赞同，说：“你有信心就好。”又说：“我倒是担心，这小家伙对他们家族的事，知道多少，对这把小提琴的来龙去脉，知道多少。”
    队长：“这就难说了，也许全不知道，也许全知道。”
    从处长家出来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了。处长基本同意了伍队长提出的方案，说明天再跟局里汇报汇报。我和伍队长坐进汽车，队长说先送我回家，其实我们队长人特别好，现在很难找到这样敬业的人。你想他总不回家他儿子伍冬冬怎么办，队长夫人去世好几年了，队长一直为了冬冬没有再续。他一做饭做一大盆，菜也做得多多的，放冰箱里，每天让冬冬自己热了吃。冬冬很可怜，我们队长这一点非常让人尊敬。
    后来队长开车送我回家。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后，本来一直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那年五月份我妈从老家到北京来看我，住在她同学家的一间多余的房子里，就在地安门那儿，那些天我下了班就到我妈那儿和她一块儿住。
    海岩：在地安门哪儿呀？
    吕月月：就在狗不理包子餐厅旁边一个胡同里，平房。我们那儿算是北京的贫民窟，全是危旧小平房或者违章建筑。又像是《水浒传》扈家庄里的盘陀路，分岔极多，进去你就出不来。队长送我到胡同口，胡同窄，车开不进去。我下车时队长突然叫住我，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句话，断送了我的一生。
    海岩：什么话？
    吕月月：他侧着头看了我半天，说：“月月，这个案子，你要唱主角了。”
    第4次谈话
    海岩：月月，你昨天最后说的那句话，使我非常不解。你说你们队长的一句话就断送了你的一生，是不是太严重了？你是不是感到有很多人，包括你们队长在内，都做过许多对不起你的事，由此使你痛恨他们，甚至痛恨一切人。你昨天说的这句话让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想象你这样一个大学生，又在所谓“国家机器”中工作，落得现在这样的地步——啊，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以你所受过的教育和训练，怎么会跑到那样一个夜总会里靠挣小费过日子呢。难道你觉得你的青春，你的事业、前途，在那个醉生梦死的地方可以体现吗？可以让你满足吗？我觉得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十分矛盾。按一般人的观念来推断，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去干这种近似于卖笑为生的工作，是不是一种自暴自弃呢？这个问题从我第一天见到你我就百思不解，直到你昨天说你们队长一句话就断送了你的一生，好像有点印证了我的分析。
    吕月月：我不是自暴自弃。我从公安局辞职以后，没有工作，我外语不太行，去不了外企。可我又非常需要钱，你知道，在夜总会里一个小姐要是做得好的话，一个月不会少于一个巴掌。
    海岩：五千。
    吕月月：对。没人恨钱。像我现在，每月光租这间破破烂烂的房子，就得八百多块。
    海岩：当然比你在公安局挣工资多多了。可你觉得干这活儿有意思吗？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
    吕月月：谈不上有没有意思。挣钱嘛，没办法。我最怕的就是陪客人喝酒，最多的时候我一晚上喝二十多杯白兰地，人都紫了（苦笑）。有时候真是把苦胆都能吐出来，还得去陪。一个晚上我就能为夜总会老板挣几千块甚至上万块，我这钱挣得不容易，是拿命在挣。
    海岩：就一直这么挣下去？挣钱是你的生活目标吗？
    吕月月：等挣够了，找个地方隐居去。
    海岩：隐居？哦，月月，我过去一直试图用文字来研究中国女性的心理。前几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搞过一期“女性爱情心理研究专号”，上面打头条刊登了我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写一个女人在十八岁到四十岁的漫长人生中，对一个男人的苦恋。据我的体会，恋爱，对一个男人来说，只是人生的一段插曲，而对女人来说，则常常是她的全部人生。你还不到二十四岁，还有无数未来。可你却说，队长一句话断送了你的一生，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让这句话断送的，只是你的恋爱呢？
    吕月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你说恋爱是女人的全部人生，这话没错。因为恋爱、婚姻、生育，确实决定了女人的一生。但男人，男人只是在很短的一个阶段才需要这些。
    海岩：月月，咱们也算是朋友了，作为朋友我很想知道一点你的童年、你的家庭……
    吕月月：你找我不是为了那个小提琴的故事吗？
    海岩：不，我觉得，关于你自己的故事，更让人好奇。你是生在北京吗？
    吕月月：我生在东北，黑龙江密山。
    海岩：那是你老家？
    吕月月：不。怎么说呢，我母亲是北京长大的，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到东北插队落户，再就没回来。
    海岩：也就是说，你姥姥家在北京。
    吕月月：姥姥姥爷早不在了，我妈是独生女儿，所以北京早没什么亲人了。
    海岩：你父亲呢，现在也在东北？
    吕月月：我的父亲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佬，他的老家离中苏边界很近很近。很早以前我的祖上在那一带深山老林之中统治着一个非常大的庄园。那地方名叫刁林。如果按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标准，在我的曾祖父以前，我家属于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一类，以我们吕家在刁林一带的势力和行径而论，也够得上土匪恶霸一级的人物。我曾祖父有个绰号叫“黄半山”，他的庄园是一色的黄琉璃瓦的大屋顶，铺了半个山坡。黄琉璃瓦过去是皇室的专用品，臣民百姓绝对不准用的，用了就是谋反。可刁林那地方山高皇帝远，我的老祖宗占山为王，别说用黄瓦，他种了满山的鸦片，谁管得了呀。
    我曾祖父这一代，是吕家的鼎盛时代，光是看家护院的子弟兵，就有二百多人，一律白马双枪。在当时的刁林，可算得上惟我独尊。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也不惹他，还请他出面维持地方治安。抗联也想争取他，以为他有点侠肠义胆，时不常地跟他讲点民族大义什么的。其实我曾祖父八面玲珑，既不抗日也不反共，甭管是谁，只要不妨碍他种大烟就行。后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就是从刁林入的境。我曾祖父夜郎自大惯了，又没什么文化，别人跟他一说老毛子来打二毛子了，他就火儿了，说二毛子是我的朋友，老毛子凭什么来抢地盘。老毛子二毛子是我们东北土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海岩：知道，你们东北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管日本人叫二毛子。
    吕月月：我曾祖父想在日本人面前露一手，做点仗义行侠的事。在某一天天没亮的时候就带着他那二百人，一色的白马双枪，很神气地到边境线的一个山口那里去堵老毛子。他想先把老毛子劝回去，不行的话就撂倒他几个，给他们个下马威。他们赶到边境山口时正赶上苏联红军的装甲部队过境，坦克车、装甲车、十轮大卡一辆接一辆隆隆开过，到中午还没过完。他们躲在山上看到山谷里烟尘蔽日，马达声震耳欲聋，看了将近一天，到黄昏时他们拖着枪回来了。我曾祖父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爷爷送到省里去读书，老毛子的铁甲部队使他明白了外面的世界无限大。我爷爷到省城上学以后，解放军进军东北，刁林也开始清匪反霸，土改建政，曾祖父的白马双枪的子弟兵很快瓦解，曾祖父后来被解放军当作土匪镇压，庄园土地全部没收。我爷爷和我父亲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戴着土匪恶霸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难见天日，没过过一天直腰瞪眼的日子。我妈就常对我说，吕家祖上一辈一辈的罪孽太大太大了，现在轮到你爸爸来还这笔债了。我爸年轻的时候长得英俊极了，人也特别老实，我妈就喜欢他这样的。要不然我妈这样一个出身没问题的知青，也不可能宁愿刀劈火烤嫁给他这样一个黑五类。我爸一辈子压抑，我和我妈就是他的全部寄托和光明。他在外面没地位，在家里也总觉得欠了我妈多少债，所以对我妈，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家虽然穷，可我从小就被宠坏了。可以说，在家里我什么活儿都不干，有一点好吃的好穿的，也都天经地义地归我。
    海岩：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吕月月：没有。我爸也去世了。我妈还在密山农村呢，生活很苦。我想，等我挣够了钱，就把我妈接到北京来，北京现在没户口也能生活。
    海岩：你怎么到北京的？噢，对，我忘了，你是大学毕业分来的。看来你的命还算不错。在密山农村能考上大学，又能分到北京，很不容易。
    吕月月：就算是吧。
    海岩：说一句不当说的话，老天爷还给了你另一份厚爱，那就是给了你一张这么好看的脸。我想象，一定有许多小伙子玩儿命地追求你吧。
    吕月月：被人追求是令人厌烦的事。
    海岩：女人有一种普遍的毛病，如果男人拼命追她，她会觉得很烦，如果男人不追她了，她又受不了。假使一个女人一生中从没被任何男人追求过，我想她无疑是最寂寞和最不幸的女人。
    吕月月：你说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女人只是喜欢自己感兴趣的男人追求自己，只有那种找不到男人的丑女人才把随便什么人的追求都当作乐事和虚荣。你知道吗，一个无聊的男人来追求你，只会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纠缠。
    海岩：月月，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探讨，你对自己的初恋感觉怎么样？很多人一生中经历了多次恋爱和婚姻，但在内心留下最浪漫最美好记忆的，还是初恋。如果你不特别忌讳的话，能不能讲讲第一个向你进攻的男孩子是什么样吗？
    吕月月：（沉默片刻）第一个进攻我的人是个老头儿，那年我十六岁，他六十岁了。
    海岩：啊，请原谅，我不是有意这么问的。
    吕月月：没事，过去这么多年的事，我无所谓了。女孩子一般都怕和人谈这些丑事。你也许不知道，我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风流的、败坏的女人，是让男人不安分的女人。这些年难听的话我听惯了，所以脸皮也厚得不行。
    海岩：别瞎说了，你才多大。
    吕月月：所以我到夜总会去工作，很多人不觉得奇怪，可能反倒觉得我去那儿正合适，他们甚至觉得我肯定能跟有钱的客人上床。过去我们处里就有人说我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好。他们毕竟是搞侦查工作的，有些人连我十六岁的事都探得一清二楚。
    海岩：十六岁你应该还在上中学。
    吕月月：就在我们密山县里的中学。我的校长，六十岁了，很喜欢我。我那时在学校里很出名，因为我唱歌唱得好。我们小县城里也有“追星族”，港台的追不着，大陆的也追不着，就追我。
    海岩：你们校长六十岁了，也是“追星族”？
    吕月月：不，他看上去完全是个持重敦厚的长者，不苟言笑，学校里师生们都很敬畏他。他平时对我很好，看见我总要叫住说几句体贴的话或者教导的话。有一天放学，我走得晚，碰上校长，我都走过去了，校长又叫住我，说有事正要找我，让我跟他去办公室一趟。我跟他去了。那是冬天，才四点多钟，天已经渐渐有点暗了。校长的办公室里生着一只火炉。我们进屋校长先把火捅开，然后问我，团支部有没有把入团志愿书给我，我说没有，没听说让我入团。校长说他跟团总支和我们班主任都关照过我入团的事，让我别着急。又说北京一个歌舞团到我们这儿来招小歌星，准备培养训练好以后和港台歌星去竞争，北京的专家看中我了。我一听高兴得都傻了。我问校长我行吗？校长说你条件、基础都不错，但人家选择很严格，首先身体要合格。校长说人家北京的人托他先给我检查一下身体，如果体形发育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推荐我。但这事得保密，如果让其他老师同学知道了都要来争对我就不利了。我听着点头，我才十六岁，小地方的孩子，什么也不懂，做歌星梦做得糊里糊涂，我只有点头，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又是校长。（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把棉袄脱了，又让我把毛衣也脱了，最后让我把衬衣撩起来，露出胸，他用手碰碰我的乳头，说：“太硬了。”（笑）我还以为硬是不正常呢，很紧张，问校长我没病吧。校长没答，他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他说你把上衣脱了，我说这屋子很冷。他让我站在炉子边上，亲自动手帮我解衣服扣子。他把我上衣脱下来，我脸上烧烧的，身子冷得起鸡皮。校长让我两条胳膊举到头上，他摸我的胸、肋和肚子。他冰凉的手，很粗，轻轻地摸得我痒痒的，一会儿又用力捏我的乳房，我放下手说校长我难受，我要冻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校长说，这样吧，明天你再来，我明天提前把屋子烧热一点。明天再检查吧。
    后来我就回宿舍了，恰好那天我爸从几十里外赶到学校来看我，一直在我宿舍里等着，问我怎么才回来，我就说了北京来人招歌星的事，也说了检查身体的事。我爸开始挺高兴，后来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还检查身体？他让我详详细细把校长检查身体的细节告诉他。我爸从来对我没大声说过话，家里要是炖了肉，几十里他也给我送到学校来。可那天我爸那样子把我吓坏了，我看他那样就不想再跟他说，他使劲打了我一个嘴巴，说：“你这个没脸没皮的孩子，你让人家玩儿了你都不知道！”
    我那时突然恨我爸，我哭了就跑了。我也不吃饭了，我一个人跑了几十里回家找我妈，我晚上九点多钟才跑回家。我妈说你爸看你去了，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是的，我爸从那天开始再没有回过家。他当天跑去找学校的书记，书记说不会有这事吧，等我了解了解再说吧。我爸觉得书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义愤和决断。于是又去找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值班民警说这事最好还是找上级单位领导解决。我爸火了，自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矢口否认，并且说保留控告我爸伤害名誉罪的权利。当晚他们在校长家门口争吵，争吵之中我爸推了他一下，校长跌坐在地上，昏迷过去，当时邻居帮忙送了医院。这时候派出所来人了，也是邻居叫来的，把我爸扣起来，扣起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日后叫我爸赔偿医药费和营养费。可没料到校长在医院里呆到第二天，竟然不治而死，诊断死于脾脏破裂。
    原来校长以前就患有脾脏肿大的疾病，解剖证明他的脾脏比正常人大几倍。我爸推他时碰了他的脾，脾就破了。正常人当然是不会这样的。这样一来我爸就不是赔钱的问题了，他一下子成了杀人犯了。我和我妈听到他被逮捕的消息真是像听到晴天霹雳，后来我妈对我说过那时她曾有轻生的念头，但低头看看我，我才十六岁花儿一样，她不得不咬牙活下来。说实话当时我也有绝念，心想活着太没意思了不如死了干净，可有这念头的事我至今也没对我妈透露过。
    法院开庭的时候我妈没去，她受不了审自己亲人那种场面。一个女人她有什么能耐去救自己的亲人，她只是哭，她连律师都请不起。出庭的律师是法庭代我们请的，不过还不错。这位没收我们一分钱的律师认定这事是意外事件，因为造成校长死亡的不是我爸的这一推，而是校长那已经病重的脾，我爸事先并不知道他的脾有病，因此不具备杀人的故意。在争吵中推了一下最多构成治安性质的问题，谈不上犯罪。但是检察院说校长是死于脾破裂，而我爸那一推是造成脾破裂的直接原因，与死亡构成因果关系，应以过失杀人论罪。最后法院来了个折中，说我爸那一推绝对构不成杀人，但我爸应当知道这样推一个年纪较大身体较弱的人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但我爸没考虑到这点，因此构成过失伤害致死罪，判了有期徒刑两年半。
    我爸判了刑，校长开了追悼会。一荣一辱，格外鲜明。校长从教三十年，在当地有点名望。追悼会县里不少领导来参加，挺隆重。
    追悼会后有人把校长的悼词从门缝里塞到我们家来。悼词上全是溢美之词，什么为人师表、德高望重。我被他检查身体这件事没有人愿听，也没有人愿信。同学和老师都在议论我，我没法再上学。后来我的中学课程全是我妈在家教我的。我退了学，到我们乡办工厂修了一年多的农机。你知道，这活其实不适合女孩子干，每天一身油污。要生存只有去干，没办法。
    海岩：你爸爸后来出来了吗？不是就判了两年半吗？
    吕月月：他在刑期快满的时候死了，死于工伤。据说是盖房子时砸死的，后来监狱领导送来他的遗物和一个奖状，上面写着“改造标兵吕小安”。我爸一生没有任何荣誉，一个土匪的后代，一个农民，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极困苦，连这个以死换来的标兵称号，我和我妈都拿不准要是挂在墙上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
    海岩：后来挂了吗？
    吕月月：没挂。
    海岩：可你后来上了大学，又来了北京，也总算能告慰你父亲了。
    吕月月：我现在每月都寄钱回家给我妈，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爸没能用上我挣的钱。
    海岩：你的经历更使我感到，一个美好的容貌，是女人的武器，也是女人的麻烦。越是容貌好的女子，越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名声。
    吕月月：男子名声好坏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女人真正愿意嫁给一个正人君子。你没听人说“男的不坏，女的不爱”吗？但是一个女人的名声就是这个女人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男人不在乎女人的贞操和品德。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男生，喜欢我，互相闹得你死我活。年级老师、党团组织，都出面做工作，帮助教育。结果他们都没事了，我竟不明不白地背了一个害人妖精的恶名，让那些一心读书的良家子弟，敬而远之。其实我从十六岁开始就讨厌男人，对于男女间事，从心里就恐惧、反感，觉得肮脏罪恶。因为校长检查身体那件事闹出的轩然大波，使我无脸见人，精神上太受刺激。你想我才十六岁，头一次听懂这种事的时候就成了丑角。从那以后，我心理上也许是有点变态的。
    海岩：问你句玩笑话，现在你是不是讨厌一切向你靠拢的男人，比如，薛宇，你讨厌不讨厌他呢？
    吕月月：（斟酌片刻）唔——开始并不喜欢，他长得有点像我的一个同学，那同学追过我，很讨厌。后来，我觉得薛宇是个很忠诚的人，有忘我的一面。我不喜欢蝇营狗苟的男人，薛宇很正义，不自私，只是他的心眼儿太小。有一次干部检查身体，医生在薛宇的体检表上填了“心界不宽”这样一句。我就笑他，你看，医生都说你的心眼儿太窄。他说你别德行了，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