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与《世说新语》

    魏晋名士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无不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藉此晋升仕途。他们热衷参与国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希望能实现经世治国的理想。但到了东汉末年，政治腐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内有外戚、宦官争权，外有黄巾贼、董卓作乱，士人空有满腔热诚却无法挽回乱象。此外，经历两次党锢之祸的大屠杀，更使他们身心遭受严重的打击，在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世局中，他们的处境堪怜，动辄得咎，命如鸡犬般任人宰割，身心受创之余，使他们的思想趋势和生活方式都发生重大的转变，于是到魏晋时代，一种新的人生观就此成形。

    在魏晋时期，选才已改采九品中正官人法，出身名门士族的子弟根本不必担心仕途问题，自然也不用苦读儒家经典，以致短短几十年间，儒学衰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满朝公卿四百人，能操笔者不出十人，可想见情况的严重。

    魏晋玄学的兴起

    另外，由于汉代流传下来的儒学已掺杂了阴阳五行、谶纬符命之说，当时的士人虽不满于这种迷信的哲学和残缺的经学，但因是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径，故让人不得不屈服，不过在学术思想上，士人已不再崇拜儒术。

    相对于儒学的势微，有另一种思想正快速窜起，那就是老庄哲学，因为此时魏晋名士已不再热衷政治，而是把重心转向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上，老庄哲学清静无为、自由逍遥的生活主张，正符合他们心境的需求，也可提供新人生观的思想依据，因此老庄哲学便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形成魏晋「玄学」。

    在思想上，士人们反抗现实，看不惯一切人为的法度，不关心政治，只在意个人安危和心灵是否得到解放；但行动上，他们又采消极的逃避现实，安于现状。在学术上，老庄书籍的注释和研究成为士人的必修科目，而「精老庄、通周易」也成为称赞别人学术渊博的流行语，连日常生活的应对进退，莫不都以玄学为依归，整个学术界都沉浸在这股玄学风气中。

    新生活观与清谈

    受到魏晋玄学反因袭、反传统道德的影响，魏晋文人开始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蔑视礼法，不受约束，有的整日游山玩水，有的狂饮滥醉，有的纵欲享乐，有的干脆归隐田园；总之，种种逃避现实的怪诞行为，在当时竟是司空见惯。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曾形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这真是当时文人狂放生活的最佳写照。

    伴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名士之间吹起一股「清谈」风。清谈是由东汉的「清议」发展而来的，主要是以人物的品鉴为主，只是时代改变，品鉴的方法、标准也产生变化，清谈的内容已包含玄学、美学和文学，但极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们喜欢相互辩论一些空虚的理论，品评时人品貌的高低，或在言语上崭露个人的智能。清谈可说是当时文人的生活重心，和玄学互相助长，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文人风貌，这点我们可以从《世说新语》一书中，了解魏晋清谈的内容及参与清谈的名士。

    《世说新语》的诞生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与门客共同撰写的作品。刘义庆是位清心寡欲、热爱文学的雅士，他和门下的文人共同合撰了几本书，其中以《世说新语》一书最具代表性。此书收集了东汉到魏晋之名士的言行轶事，共一千多条，分成三十六类编写，内容大致描写名士的道德修养、智能才能、情感个性、日常生活和彼此的人际关系等。作者极用心于人物的塑造上，口语化的描述使名士的风采栩栩如生、各具特色，而所用的文字清丽有趣，极富文学价值，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中不少言行举止都颇堪玩味，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例如〈德行篇〉中记载阮光禄有部很好的车子，他也很慷慨地乐于借给别人使用。有人丧母，想跟他借车来运送母亲去安葬，却不好意思开口，阮米禄知道之后说：「我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我有好车而让人不敢借，那要这台车做什么？）于是放火把车烧了。又例如好酒的刘伶常常纵情狂饮，有时兴起就脱得一丝不挂，有人到他家看见他赤身露体就讥笑他。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以入我禈中？」（我以天地作为房屋，以屋室作为衣裤，而诸位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呢？）以此表现出刘伶别竖一帜的生活观。另外，当时连送葬都有新花样，如〈伤逝篇〉中记载王粲生前爱听驴子叫，死后曹丕和前往吊丧的人，就每人学一声驴鸣来为他送葬，够特别了吧？

    竹林七贤

    除了特殊言行的记载，人物品评也是《世说新语》收录的重点，当中的〈识鉴篇〉、〈赏誉篇〉、〈品藻篇〉三篇都和品鉴人物相关。东汉末年常以相貌为鉴识的依据，常带着点「慧眼识人」的预言味道，例如汉末名士乔玄曾对年轻的曹操说：「君实为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似乎早看出曹操会有一番作为。而潘阳仲见到年少的王敦曾说：「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为人所食。」也预言了王敦有叛乱的野心，和招致失败的下场。

    到了东晋以后，人们不再单凭外貌来判别一个人的内心，而是注意平日的言行及表现，来鉴别品行的高下。例如刘惔以桓温平日赌博时「不必得，则不为」（不能确定得胜的事，他一定不去做）的行为，断言他西征位于蜀的成国（燕云十六国中的一国）一定成功；谢安接见王氏三兄弟时，也以应对言词的多寡，断定王献之的成就较高，这种品鉴的方式算是较有科学性的。

    《世说新语》中所描述的魏晋名士有各种不同的风貌，其中有一组人真正能代表这时期士人狂放的新人生观，他们就是阮籍、稽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人。由于他们常在竹林聚会，纵情畅饮，所以世人称为「竹林七贤」。七贤的才学、声誉甚高，他们种种任性荒唐的行为，成为西晋以后贵族子弟争相仿效的模范，后代也将晋代的淫佚之风归咎于七贤。其实七贤种种狂妄的行径，并非无所为而为，以下且举阮籍为例，读者必能了解其所有放荡越礼的行为，其实都只是要表达对世界的反抗。

    途穷而泣的阮籍

    阮籍是个自我意识强烈、非常自傲的人，年少时曾度过一段游侠式的浪漫生活，年长之后，「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出身仕宦之家的他，也曾对未来有一番远大的期许，他饱读诗书，满怀济世之志，但世局的变化使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不愿卷入权力斗争之中，每次被迫上任，不久就称病辞官，一连换了许多官职，都不久留。有一次他辞退大将军曹爽所委任的参军一职，一年多后曹爽兵败被杀，手下也受株连，大家都佩服阮籍有远见而免遭杀身之祸。从此阮籍在心有余悸之余，更是对政治彻底失望。

    在司马氏得权后，为了笼络人心，拉拢名士成为当务之急，而阮籍便成为他们物色的对象之一。虽然司马家内斗不断，但阮籍始终是司马家的僚属，因为他们都看重阮籍的文名，不忍杀他，但也不许他离开。而阮籍为了自保，也采取十分微妙的态度来逃避险恶的政治风波──那就是「混」。他从不管事，每天只顾着喝酒，每当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拿政事来询问意见，企图从中找出构陷他的把柄时，阮籍总是喝得醉醺醺，随便敷衍了事，说起话来言不及义，却也没被套出什么口实。司马昭也曾派人向阮籍提亲，要他把女儿嫁给司马炎，显然这是一桩政治色彩鲜明的联姻，阮籍不想答应又难以拒绝，只好大醉六十天，拖得司马昭无可奈何，只好作罢。阮籍从不品评别人，可见身处恶劣的环境中，他的言行是多么小心谨慎，这对自傲的他而言，「从政」无疑是生命的一段悲剧。

    为了平衡政治生活上的苦闷，阮籍在日常生活中，是以蔑视礼法出了名。据说他在家中喝酒常常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盘膝而坐，当遇到卫道人士时，他就会翻白眼瞄人家，正眼也不看一眼。阮籍曾说：「礼岂为我辈设耶！」所以他与要回娘家的大嫂话别（当时的礼法不容）、在母丧时喝酒吃肉（晋武帝还为他辩解说是为了补充体力），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在维护自我和保全生命之间取得平衡，以舒坦政治上的压抑。阮籍经常独自驾车毫无目的地在野外漫游，而每逢穷途末路时，他便大哭一场再掉头回家，彷佛象征着他随时在找一条生路却无法得到的悲痛，唯有借着一些怪诞不经之举，来表现出他对当权者的不满和嘲讽。

    结　语

    阮籍忧郁的一生，反映出纷乱时代加诸士人的痛苦，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动乱分裂，彻底改变了士人的人生观。荒唐的行径虽非传统读书人应有的作为，但此种乱象只不过是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淑世福国的理念，依旧深蛰在他们心中，唯有深入其内心世界，才能了解他们的苦闷与感伤，并对身处乱世的魏晋士人多一分同情与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