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不可以图美名

    人主之有为于天下者，不可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也。夫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则其施设措置必有龃龉而不顺其所为者矣。是故苏威作《五教》以齐民，其意以为有虞之治顺其势，而民以大谨。太宗欲袭封刺史，亦庶几于三代之所为，然而功臣不乐。名则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后周以来，至于南北之际，而不免于乱亡。房有С嫡接诔绿沃役，而卒以取败。名亦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势之所在，上古之礼乐不用于后世，商周之质文不袭于虞夏。其初非圣人制之耶？而后之圣人革之，不以为嫌。夫亦顺其势而已矣。周公之井田历三代而后备，至良法也，而齐侯变之为内政。内政之兵，非不强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葺而为府兵。太宗亦岂不能复古哉？自桓公不能从井田之制，太宗不能从内政之法，夫亦顺其势而已矣。不顺其势，而徒诱于其美名，是犹以乡饮酒之礼而理乱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围，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为治，于名有所不敢诱，于势有所不敢违。

    按今之法而为之（地）〔也〕，虽若近于循常蹇浅，终不屑于爱古之美名，而自诒今日之实患。盖其所以深思孰计而权事理之轻重者，胸中素见已定矣。逆时乖数之事，终有所不为也。昔者尝疑汉文帝不兴礼乐、宣帝之不用周政，以为二君者不能为经久之虑，以还三代之治于汉。及考文帝之时，而后知其势之所在，惟在于清净玄默。以与斯民息肩于疮痍凋瘵之际，则礼乐制度诚有所未可兴也。考宣帝之时，而后知其势之所在，惟在于刚明果断，以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气。是以虽美名，亦有所不可用也。二君之所为，可谓得当时之宜，而不为古人之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