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三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具呈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请代奏事：

    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覬覦，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然殷优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为安为危，仍视皇上之措置而已。皇上受祖宗付托之重，孝治天下，所以俯从和议者，岂不欲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哉天下臣民，皆知皇上之苦衷，亦知皇上之必变计也。

    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朝野上下，震动愤发。齐桓不忘在莒，勾践不忘会稽，庶励人心以祈天命。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又闻贵近之论，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患，持禄保位，从容如故。窃意诸臣必未有以忧危大议，自强大计，日启圣心者。不然，何弥月以来，未闻有非常之诏耸动天下此进士所闻而忧俱，夙夜罔措者也。

    囊者开诸口，破都畿，失琉球，争越南，累经败衄矣。诸臣苟安目前，不预筹变计，遂至有今日之事。然向者之败，不过偿金币，失属国而已，虽复苟安，可延旦夕，今则割及内地，渐翦腹心，其势疾蹙。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栝，马之在埒，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壬午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台湾一割，三垂皆界强邻，狡焉思启，岂能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江，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靡知所届矣。

    近诸臣纷纷多有告归者。进士登第之始，亦复何心然恭应殿试，则有“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之制策，恭应朝考，则有“变则通、通则久”之御题，伏读感激，发愤流涕。窃以为皇上有自强之盛心，变法之精意，而恳恳求言，真尧、舜之君，可与为中兴之治者也。幸躬逢之，岂可上负圣明而限于篇幅，未尽所怀。用敢不避斧钺之诛，竭尽其愚，以副我皇上求言之意。农夫耕而君子食，惟我皇上宽其罪而垂察焉。

    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皇上试召大小臣工，深诘其故，反复辨难，必有得其所以然者。若知吾病之所在，所以治病之方，必有得矣。昔武王之用太公，桓公之于管仲，先主之于诸葛亮，太宗之于李靖，讲求治乱得失之故，问答洁难皆数万言，皇上与诸臣讲求自强之法，有是事否诸臣有通古今，达中外，能应明问，若太公、管仲、诸葛之伦否若有之也，其未行也，何以见辱于小夷哉若无之也，则文具废弛，安卧于薪火之上，何以立子四夷交侵之世乎

    夫中国二千年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夫祖宗法度治天下数百年矣，亦岂敢谓法之不可行哉以国朝法度，皆因沿明制故也。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词章诗字，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辟，而工商无制造之业。京官则自枢垣台谏而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凛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大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日：“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重孰轻，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人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司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加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若非大变讲求，是坐求自毙也。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令天下银号报明貲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船厂、铁路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借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法宜行一。

    可以缩万里为咫尺，合句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更可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方今运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黎化作富民。俄人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于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行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器械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涂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赀，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盛，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一也，长裹数千里，金产最盛，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己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著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由矿学之未讲，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钱币三品以通有无，其制最古。自濠镜通商，洋银流人中国，渐遍内地，及于京师。观其正朔，则耶稣之年号，而非吾之纪元也，是谓无正朔。考其漏巵，则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一七钱二分之重，或有涨至八钱者，多方耗折，是谓大漏巵。名实俱非，吾政之失，孰大于是而吾元宝及锭，形体既难握携，分两义无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之殊，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之别异，轻重难定，亏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国之银，如俄用卢布，法用马克，德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外国银钱不许通用。我宜自铸银钱，以收利权。今广东已开局铸银，但患经费不敷，未能扩充，以铸大圆耳。夫金银质软，止用九成。查美国铸银，每刻可成大圆一千二百，而每圆之利，三分移作制造之费，犹有余饶，利亦厚矣。请饬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各行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精明廉吏专司此事，厚其薪水，严其刑罚，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务既盛，增铸金钱，抵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反漏巵，而存正朔矣。此铸银宜行者五。

    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折，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赀费重厚，犹复远寄艰难，消息沉浮，不便甚矣!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境内之信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失，民咸便之，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闻见易广，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此邮政宜行六。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日恤穷。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我皇上躬耕，皇后亲蚕，董劝至矣。而田峻之官未立，土化之学不进。北方则苦水利不辟，物产无多;南方则患生齿日繁，地势有限。遇水旱不时，流离沟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国讲求树畜，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人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车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择种则一粒，可收一万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岁，二亩可养人一家。瘠壤变为腴壤，小种变为大种，一熟可为数熟。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我独擅恃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兰西、日本皆讲蚕桑，印度、锡兰茶叶与吾敌，夺我之利，至昔衰减至千余万。而吾养蚕未善，种茶未广，再不讲求，中国之利源塞矣。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推行各省。其余东南种蔗、棉，西北讲牧畜。棉以纺织，蔗以为糖，牛毛（羊）之毳，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种树之利，俄在西伯利部岁入数百万，渔人之计，美之沿海可得千余万。今材木之运，罐头之鱼，中国销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国养蜂，西人以为能尽其利，所入等于旧金山之金矿，宜有以鼓劝之。此务农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劝工”。(诸)葛亮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管仲治齐，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车，富强之效也。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自嘉庆十二年英人始制轮船，而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广州，遂辟诸洲属地四万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后铁路创成，俄人以光绪二年筑铁路于黑海、里

    海，开辟基洼、阿尔霸等国六千里，自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留声筒、轻气球、电气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舰、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渐为增设，而只守旧式，绝无精思，创为新制，盖国家未尝教之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精。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应国家之用者。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需，皆民造也。查美国岁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余，英国三千余，法国千余，德国八百，奥国六百，意国四百，比利时、嗹国、瑞士皆二百余，俄国仅百余，故美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寸此。此劝工宜行二也。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盐、洋糖、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磁器、杂货不值三千万，仅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吾物产虽盛，而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今日本且欲通及苏、杭，又加二万万之债款。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学者何地球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识，宜译外国商学之书，选人学习，遍教直省，知识乃开，然后可收外国之利。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明时葡萄牙之通澳门，荷兰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时之取印度，道光时之犯广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盖民力既合，有国助之，不独可以富国，且可以辟地，商会所关，亦不小矣。比较厂者何泰西赛会，非骋游乐，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销，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上海造纸，关东卷烟，景德制窑，苏、杭织造，北地开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土棉而纺纱，南方广蔗园而制糖，皆与洋货比较，精妙华彩，务溢其上。又令吾领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制，且以夺其利，非止敌其货而已。然后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此外发金、银、煤、铁之利，足以冠五洲，制台舰枪炮之精，足以横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齿既繁，铁路未开，运货为难。即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所瞻，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亲见其呼号无诉，脓疡卧道，岂忍目睹乎以一人而养天下，势所不给，宜设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日移民垦荒。西北诸行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移之有三：曰罪遣，今俄人徙希利尼党于西伯利部，而西伯利以开;曰认耕，英之坎拿大、新疆般鸟各岛，美之密士必失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是也;曰贸迁，荷兰南洋诸岛，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后，辟地过本国七十倍，民益繁盛，岂有苦其生齿之繁而弃之。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犹且不许，尚以见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万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不及早图，或为间谍，或为盗贼，不可收拾。今铁路未成，迁民未易，若铁路成后，专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谋生之路，共有乐土之安，百姓乐生，边境丰实，一举数善，莫美于此。二曰教工。《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圜土以警游惰。游民无赖，小之作奸，大之为盗。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经费，限禁出人，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过，取保乃免，再犯不赦。其小过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轻重，以为岁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者，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穷民得食，而良民赖安，仁政之施，似难缓此。三曰养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先王最矜，皆有常饩焉。宜令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皆令有司会同善堂，劝筹巨款，妥为经理其司事。经理有效，穷民乐之，联名请奖，许照军功劳绩奖励，则无一夫之失所，其于皇仁岂为小补民心固结，国势系于苞桑矣。故恤穷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设，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经法举孝廉，唐、宋以词赋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诵法朱子，讲明义理，可谓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况得之则词馆而躐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则耆硕不闻征聘，终老茅菅。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隘。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废食，上以讲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帱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智，则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宋臣姚燮谓：“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安得不为所侮乎”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太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启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者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军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羸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祯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直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名额，得荐于省学，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得此诸生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法同省学，不限名额，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州、县艺学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并充各作厂。其乡会试，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孟。三场宜增问四裔掌故及天文、地理，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者，量授以官。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

    《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

    然近日人心之坏，更宜求讲挽回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孟为经世之学，寡有负荷宣扬者，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诱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人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给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道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士才既多，则使才宜讲。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辱，富弼能争。列国交争，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为夷姗笑。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考俄、日之强也，由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我亲藩世爵大臣，与国休戚，启沃圣聪者也，而不出都城，寡能学问，非特不通外国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为。一旦执政，岂能有补大臣固守旧法，习为因循。宜选令游历三年，讲求诸学，归能著书，始授政事。其余分遣品官，激厉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予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

    内治既举，则兵备宜修，然近之言治者，莫不知言船械军兵矣。而兵无一能练，船械无一能用，则以有末而无本故也。昔战国之世，魏有苍头，齐有武骑，秦有百金死士，楚能投袂伐宋。近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即移兵二十四万，度礼吴河而压法境矣。盖列国并争，无日不训讨军实，戒惧不怠，国乃可立。

    今诸夷交伺，辽、台有变，治兵之法，益与古异。自德人作内政，寄军令而胜法，民尽为兵，各国畏之，莫不更变。俄兵三百余万，德、奥亦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人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其阵法营垒、船械枪炮、海岛口港、波涛沙线，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争雄海上，职此之由。日本步武泰西，敢来侮我，我仍以大一统之旧视之，不训兵备，八旗三十余万，绿营六十余万，皆老弱无可用。同治中兴之际，乃以募勇成功。今募勇三十余万，非克扣虚名，则乞丐充数。《论语》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却缺论将在说礼乐而敦诗书。今外国将才，皆从学堂，天文、地图、阵法、方略考授，虽以王子，先伍偏裨，考选有功，然后拔用，而我诸将多有不识字者。其于中外之故，天文地理，益复茫然，即能勇敢，已不能当此世变矣。《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格拉枪、克洛拔尺枪、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奥有韦恩得枪，义有韦脱里枪，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鹿卜、嘉立嘎尔、提约尔、哪登飞尔、孟替尼炮外，近则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暗炮台，其余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北京市银钱收据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不能自制，皆须购自远夷。兵衅一开，皆守局外，例不出售。即以重价诱估，而弹子既尽，枪亦废弃，何以为国哉即承平购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矣。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二余响。至日本来犯，枪乃六十余响。二十年间，后来居上，精进以倍。然则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以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若夫海军不增，尽为敌虏，益无可言。以智利、马达加斯加，东南小夷，铁舰犹三十余艘，而我乃逊之，安得不为人擒哉

    今经此坏败，皆宜一变。变之之法：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

    今绿营六十万，兵既皆老弱，可以全汰。汰之之道，有缓有急：缺额不补，并饷精兵，是谓缓汰;先尽裁革，别行募练，是谓立汰。缓汰无弊，而迫不及待;立汰虑患，而壁垒一新。然今营兵晌薄，并营他业，兼事农工，不知兵事，全行裁汰，决不生变。其营勇亦一律沙汰，去弱留强。营兵汰者，即可报营候选。请派廉明勋望若冯子材、宋庆、魏光煮之比者，分赴各省，沙汰弁兵，带同医生，拣选健锐精敏，年二十至三十者入营，教以识字、地图、枪法、阵法、口号，炮兵、马兵、步兵各分其事，轻骑、铁骑、精骑各致其长，明攻守，习转运、厚其饷糈，必五金乃足赡身家;其有死伤，加恩恤而养其孤子，训练三年乃许授室，五年之后，退充民兵，日月精操，期年大阅，药码备带，动若临敌，则举国皆为勇士，召募亦为精兵矣。其制造器械，建造炮台，造筑铁路桥梁，料理兵食，医治疾病，皆妙选人才，专司其事。每直省皆选万人，练成一军，禁其克扣虚冒，并从重戮，沿边倍之，辅以铁路，则指臂之使，呼应灵通，兵威已振矣。是谓汰冗兵而合营勇。

    三代仁政，寓兵于农;唐代盛强，府兵之力。近者发逆之难，各省团练，咸能保卫桑梓，以报国家。今环球数十国，皆以民为兵，我当此时，亦宜复古。请令各行省二十丁而抽一，除官人及士人外，自年十八至四十，皆列尺籍、以为团兵，以五年选为战兵，余皆留团。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岁月之暇，随营训练，统以绅士，给以军械，侮月三操，终岁大校，挽强命中，赏以功牌。中国民籍四万万，中银钱龙旗舰版可得二千万有勇知方之民团，退可以守，进可以战，声威之盛，冠于四洲，是谓起民兵而立团练。

    我朝开国，以满蒙八旗兵定天下，今内自畿营至各省驻防，外自内外蒙古各盟，皆媮衣靡食，并已委顿，徒糜凛禄，非所以固本根而厉爪牙一也。应派严明大臣，汰选八旗，并饷立额，与绿营兵勇一律训练，以为京营。我朝索伦马队，尤建奇功，宜令东三省练精骑、铁骑各三万，辅以铁路，星夜训练，可以雄视沿边矣。其蒙古各盟，并派知兵大巨，如依克唐阿之流，合同诸盟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讲求兵械马队，严为训练，或调入直省诸营，观摩讲求，必有策凌、僧格林沁之才，出宣忠勤者。非特兴安岭万里边防资以防卫，内之二十行省亦振其声威，是谓练旗兵而振满蒙。

    吾器械朽钝，皆由官厂制办，不募民工之故，若既立艺学，募制机器，纵民为之。更悬重赏，有能制新械者，酌其用之大小，制之精否，予银钱石价格银币外，给以旗匾，俾荣于乡，则天下巧工，各竭其心思智虑，以应国家之用矣。虑不及事，先选出洋学徒，入各国工厂学习讲求，归教吾民。中国民心思灵敏，树之高标，必有精器利械，日出不穷，足与西人争胜者。是谓募新制以精器械。

    吾将才不足，宜令各县皆立武备学堂，选士肄习，大文、地理、布阵、绘图，测量、算法，选其高等，乃授兵官。其近支王公妙年英迈者，宜皆令入堂学习、以备统帅。自余旧弁，不通文义韬略者，除勋望大臣及剿悍劲将外，皆予沙汰。规模既变，精神一新，既无贱武之功，自收干城之用。是谓广学堂以炼将才。

    若富强渐效，宜复整海军。轮舟之制，近以铁甲过重，行驶难速，多用蚊子快碰船，船小而质轻，动灵而行速，快船则头装巨刃，专碰敌舟，蚊子则旁护铁甲，可以突险。其费十余万金，办之甚易，辅以鱼雷，依以炮台，无事则出巡诸洋，以卫商旅，有事则还守海疆，以壮声援。南北洋及闽、广分为三支，每支铁舰三艘、快船六艘，自后吾能自制，逐年增置。测海之法，令学生在兵船上测量考订，凡岛屿口岸、礁石沙土，水程风色，皆绘图立说，存于海军衙门，参互考订，其有所疑，派船细测，其沙礁变迁，随时注明，皆发出售卖，听人士考求。其学生讲求既精，即留为驾驶，庶几海道精熟，驾驶不误。水营之于海军，犹城垒之于陆师。且暴风大雾，进退更难，船坞陆台，接济须备，皆当履探精审，否则一炬投入。若夫海战之阵法，驾驶之将才，尤宜鼓励讲求，预储待用，上者为将领偏裨，下者为兵丁匠役。近者邓世昌捐躯报国，若加激劝，岂患乏人哉是谓厚海军以威海外。

    中国地大物博，若水陆并练，则饮马南洋，秣兵欧土而有余，何日本之有哉然凡此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之策，所以审端致力者，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夫循常守旧，荀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诚无事于人才。若欲举非常之功，则必有不次之擢。昔汉武修废举坠，东征西讨，文吏若朱买臣、严、主父偃，将帅若卫青、霍去病、金日磾，拔银钱行号自布衣，或起从奴仆，惟才是驭，故能感激图功。明太祖行不测之刑威，用不次之赏擢，一言合而授卿贰，一事败而加诛夷，故能奋赴功名，佐成开国。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征之。当同治初年，沈葆祯、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摧为巡抚，阎敬铭则由署泉司摧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才力，克佐中兴。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累下诏书，令荐举山林隐逸之士，下及举、贡、生、监、县丞、巡检，皆不次擢用。故治效冠绝前古，此大圣人用人之良法也。盖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才;用耆老者，可以守常，不可以应变。汉高之于樊哙，克城乃增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授大将。同治中兴诸臣，多出草泽，其明效也。盖用人者，用其气而已。凡任事之臣，必其怀抱热血，故能图立功名。若高谈安静，貌托谨厚者，热血必少，才具必庸，纵能奉身寡过，亦已暗隳纪纲，况当此时势艰难，何取此具臣为哉

    昔李沆谓不用少年喜事之人，此乃平世之言，施于今日，病药相反。苏轼谓能用智名勇功之人，则治在人主驱策驾驭之，无冷其热，如牧者之于羊，视鞭所指，惟意所注，稍加轻重，皆将奔走趋赴，驰驱效死。大贾操奇滞居，犹能奔走一市，况人主挟赏罚之大权，鼓舞天下之士，何求不得何事不行岂有缓急之际，无才可用者哉夫古亦天下，今亦天下，神州灵淑，士庶万数，多怀忠义，未致乏才，皆皇上抚而有之者也。今东事之起，发愤忘身，以为国者无几，固臣下之不忠，得无皇上鼓舞拔擢之道有未尽耶

    夫天下僚庶士，怀才效忠者甚众，皇上所深知简在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咨询者有几人所日夜钩访者有几人前代有梦而得之者，有猎而得之者，有问而得之者，有书屏而次第用之者。皇上深居法宫，用人求士，固非疏贱所能知，然未闻有进贤退不肖之大举，仍是循资格，录科举，否则，大臣进其私人而已。窃意皇上尚未讲求及之也。夫平流而进者，富贵为所自有，感激之意必少;特拔而上者，知遇出于格外，图报之诚必深。亚夫鞅鞅，非少主之臣;霍光骖乘，有跋扈之银钱如粪土意。孟子谓齐王无亲臣，谓之亲臣者，上有特达之知，故下有非常之报，则亲臣之义，固孟子所特立以告后王者也。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皇上有天下士庶而不善用之，以毗圣治而扬天威，乃致大辱于小夷，故谓皇上鼓舞拔擢之道有未尽也。

    《诗》云：“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人主不恃人天资之忠义，恃有道作而致之，豫让在范氏为贰臣，在智氏为忠臣，韩信在项羽为庸臣，在汉高为才臣，封德彝在隋为候臣，在唐为良臣，故在作之而已。方今若发愤自强，兴举百废，非才不任，若仍以资格治天下，犹以参苓治奇病，必不可得矣。伏惟皇上垂意旁求，日夜钩访，某某有才，某某未用，载记谓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格，不次擢用，或令翰林诸曹轮班顾问，或见下僚末秩，温颜咨询，或令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司道荐举，专求草泽，禁荐显僚，天下之士必踊跃奋发，冀酬知遇，必有豪俊出济艰难者，所谓求人才而擢不次者，此也。

    然天下虽大，人才虽多，人主所日见者，左右之臣而已。《书》曰：“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用旦夕承弼厥辟。”又曰：“其惟吉士，勿用憸人，用劢相我国家。”盖资启沃，广见闻，虽复亶聪之主，未有不因左右之助。若有憸人闲厕其侧，则汤灶蔽贤，壅塞言路，营私树党，弄权作威，祸有不堪言。其正人吉士，匡君忧国，引进贤士，开广言路，其裨益亦岂可言哉!

    今之左右诸臣，皇上所日见者，其为正人、憸人，皇上自辨之而已。伊尹曰：“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忠。”刘向曰：“魁垒骨鲠，忧国如家，议论通古今，喟然动人心。”而《大学》独称《秦誓》之一个臣。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以能保子孙黎民;人之有技，媢嫉恶之.，不能保子孙黎民。孰好彦圣，孰媢有技，皇上亦自辨之而已。《周礼》有“土训”、“诵训”、“匡人”、“撢人”之宫，皆诵四方之故以广耳目。汉世郎官，若东方朔、扬雄，阶下执戟，袁盎入内移席，孔光执唾壶、虎子，皆妙选名儒为之。程子言日亲学士大夫则治。今翰林百数，郎曹千银钱网数，皆人才所聚，淹滞冗散，若用周、汉之制，或增广南书房员数，或调入侍卫，其于辅圣德而广圣聪，必有裨补。所谓慎左右而广其选者，此也。

    人才得，左右贤，而下情不达，百弊未已。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乃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良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庶士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日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未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夫天下万务之繁，封圻千里之广，使督抚、枢轴皆是大贤，然是数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运，必有未逮，以之运骤四海，措置百度，已狭隘不广矣。况知人之哲，自古为难，唐帝失之于共兜，(诸)葛亮失之于马谡，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以之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伪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或畏谨不敢竭尽，或且炀灶蔽贤，壅塞圣听，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隐，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般[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同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日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网银钱打错了怎么办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所谓通下情而合其力者，此也。

    举是数者，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棱。昔德相毕士马克破法之后，谓地球诸国莫有如中国之势者，恐为欧洲患，思合诸国分之，既知吾孱弱不振，遂罢置不理。夫中国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二十六万种之物产，二帝三王四千年之忠义，列圣之所培养，此地球各国之所无也。若修政自强，虽以之西挞欧洲，南收海岛而有余，岂非泰西大国之所畏，而何有割地、请款于小夷之事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证，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已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故社樱安危，决在今日。

    凡上所陈，其行之者，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盖天下大器也，难成而易毁;兆民大众也，难静而易动。故先王懔朽索之驭马，虑天命之无常，日慎一日，若履渊冰，振刮摩厉，仅能自立。近者土耳其为回教大国，陆兵冠天下，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属地布加利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并裂土自王。俄、日能变法，遂取威东方。是皆前车，可为近鉴。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乃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诗》曰：“天之方济，无为夸。”说者以夸为体柔之人，足以为戒。皇上若历鉴覆辙，深畏天命，思祖宗之付托，虑社稷之陵夷，夙夜震动，念兹在兹，早朝晏罢，讲求自强，某弊未举，某弊未除，某才未用，某法未善，邦交未固，国本未坚，刻日程功，义在必办，必能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立事必有利弊，权其轻重;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夫无事之时，虽勋旧之言不能入，有事之世，虽刍荛之言或可采。进士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变乱旧章。但上感圣主之旁求，下惧一家之胥溺，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故敢忘其僭越，竭其愚昧，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维代奏皇上圣鉴，谨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