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老昌耀(3)

　　可是，到那里一看，好像事先知道一样，约会地点连个人影也没有。只看到一排大脚印上山了。就这样，走在最前头的人没有用声音，而是比划着山那边有人影，于是，把全队人员分成两班，一班从山顶上，一班从山半腰偷偷地往前凑。‘嗒’的一下一齐向山那边缺口的人影开了枪。那边的人影像个大驼鸟似的一边滚着一边逃脱了。我让四五个人做监视哨留在山顶上监视人影的去向，自己带人追了上去。这时看到对方跑得力气已经用尽了。他再次用两只手枪乱射起来。敌我距离是５０米。‘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我们再次向他劝降，但代替回答的是手枪的子弹。‘打！干掉他！’更进击到３０米，他已经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我们分成两伙。从两方面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大约交战了１０分钟，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了敌人。‘叭嗒’一下倒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杨靖宇死了，但参与杀害杨靖宇的凶手的表现却各有殊异，有的选择自杀承担罪责，有的苟活，有的偿命。

　　我认为选择自杀的日本人是有内在的是非的，罪责他承担了，而出卖杨靖宇的人呢？解放后却还活着。

　　我们看杨靖宇的对手缉捕杀害将军的元凶来升任山西省次长的岸谷隆一郎，据记载岸谷隆一郎看到切开的将军的胃袋，“默默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岸谷隆一郎的余生一直受着良知的折磨，在日本战败后他用氰化钾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剖腹自杀。在遗嘱中，岸谷隆一郎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

　　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为何岸谷隆一郎自杀？魏森塔在他的着作《向日葵》里记载了一个故事：魏森塔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时，有一个纳粹党人要向他这个犹太人忏悔。这人在乌克兰参加了屠犹行动，向他请求赦免，好让他安心地死去。魏森塔能够聆听凶手的认罪，但是他却无法赦免，因为“没有任何生还者能够以死者的名义来赦免杀他们的凶手。

　　他既没有权利，亦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我知道只有死者赦免死者。

　　从这个方面说岸谷隆一郎值得尊敬，而那些在杨靖宇殉国后，出卖杨靖宇的汉奸最值得鄙视，他们有勇气出卖自己的民族精英，却孱弱到不敢承担自己的罪责。

　　从魏森塔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岸谷隆一郎为何自杀。杨靖宇将军死在他的手下，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再恢复原状，他不可能使将军起死回生；一个民族的英雄被杀了，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历史罪责的压力下活下去。

　　然而，你不得不佩服我们民族暗角处基因的顽强，有些人在这种历史罪责中活着。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随着日伪资料《阵中日志》的面世，杨靖宇牺牲的真正原因逐渐明朗起来。《阵中日志》用现场图片告诉人们杨靖宇不是“自刎”的，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杀的事实。究竟谁是杀害杨靖宇的凶手？１９８３年靖宇县史志办从张秀峰那里得到张奚若是真凶的线索后，南上北下，认真排查，细心采访，前后历时两年有余，始见端倪。

　　１９５０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已在梅河口安家落户的张奚若听到风声不好，找到同在梅河口的王佐华订立同盟：“不管什么时候千万不能说出我开枪杀了杨靖宇的事，万一有人揭发出来，就由你扛着，你的老母亲我给你养，牢饭我给你送。我拉家带口的一大家子牵扯多，我要像你似的，光棍一条，我就顶你去死。”大老粗王佐华很义气地答应下来。不久，王佐华入狱，在狱中一直坚持说：“杨靖宇是自刎的。”

　　张奚若也果真给王佐华送了一次东西，为其老母亲送一次柴火和钱。后来，风声紧了，便将家搬到柳河县三源浦躲了起来。１９５８年，白万仁入狱，与王佐华在镇赉劳改农场相见。两人经过交谈，方才意识到哥俩都被张奚若糊弄了。

　　１９６５年，王佐华在监狱开展的立功赎罪活动中，揭发了张奚若是杀害杨靖宇凶手的事实。不久“文革”开始，消息传到狱外，张奚若起初嘴挺硬，死不认账。调查组将王佐华与白万仁的证明材料都摆了出来，他才不得不坦白自己用机枪射杀杨靖宇的事实经过，并交待了与白万仁、王佐华制造“自刎说”，与王佐华订立攻守同盟的经过，还进一步交待了杨靖宇牺牲第二天，岸谷召集程斌“讨伐”大队在古见联队院内解剖杨靖宇的事实。

　　他说，２月２４日一早，岸谷就让程大队到古联队集合，我们到时，古见联队院内已经摆好了铡刀，开始想让张秀峰执刀，张秀峰不干。

　　由于他在抗联里的官阶高，别看他投降过来没几天，但有程斌罩着，谁也不敢惹他。他不仅不干，还说“这可是人家老张的头功，咱可不敢抢，还是让张奚若来吧”。程斌向着张秀峰，就点名让张奚若干。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是把兄弟，关系铁，一点张奚若的名，自然跑不了白万仁和王佐华。这样，由白万仁执铡刀、王佐华抱着杨靖宇的头，张奚若抱着杨靖宇的腿，抬到铡刀上，白万仁一刀将杨靖宇的头铡了下来。

　　史志办的人在采访时，将《阵中日志》中的相关照片，分别出示给张秀峰、张奚若、白万仁，让他们指认照片上的人员。我们看这些人的心理和言语，是否能感受到抵赖，喝死也不认这壶酒钱的劣根性？

　　在柳河县三源浦镇刘家大队二队队部后院那幢农家小院里，正躺在炕上休息的张奚若，听说人们来找他征集抗联资料，阴沉着脸，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也没打死过“老杨”，“打老杨那天我不在场，到沈阳养伤去了，是白万仁他们打的”等等。正是这些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辞给史志办的人提供了出示照片与他交谈的机会。他对照片的反应尤其敏感：“这不是伪满程大队的照片吗？你们怎么有这个？你拿这些照片干什么？”后来，他一一指认出程斌、王佐华、张秀峰、白万仁、岸谷等等，但是不认识他自己。史志办的人指着照片上的他问：“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不是你吗？”“不是。”“多像你呀。”

　　“中国人长得像的多了，让日本人看中国人长得还都一样呢。”

　　在内蒙古扎赉特旗一个极其偏远的小村庄，找到白万仁家。白万仁原是桓仁县拐子磨人，比程斌小一岁，早年当过“胡子”，１９３５年被抗联一师收编，后随同程叛变。白万仁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对程斌大队的事了如指掌，讲起来滔滔不绝，抗联歌曲你提个头他就能唱到尾，无一不会，整整讲了一下午，连说带唱，记忆力惊人的好，就是对自己参与杀害杨靖宇的事“糊涂”。对史志办带去的照片，凡是他认识的都能指认出具体姓名，但就是不认识自己。有几次，史志办的人特意对着照片上的他问：“这是谁？”“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这就是你。”

　　“谁告诉你的？”“张奚若。”“他妈的张奚若，最不是东西。”于是，详详细细地讲起张奚若只给王佐华母亲送一次柴，再未管过王母，王母后来在家中死了许多天都没人知道。

　　最后，白万仁说：“我们这帮人呀，其实说不说自己都知道，不得好死。像我打一辈子光棍，蹲半辈子监狱；王佐华也打一辈子光棍，还在监狱，这都是报应。老程（程斌）在临解放分手时跟我们说：‘咱们啊今后就是混吧，死哪埋哪。以后少联系、少说话、少露面，夹起尾巴悄悄眯着。谁也别来找我，我也谁都不认得。’你看我躲这么老远，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能找上，这不正应了老程那句话：做人不成人，做鬼难成鬼。”

　　程斌为人狡猾，后来混入解放军部队，并且作了官。然而１９５１年沈阳的一个雨天，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他的雨伞下，结果程斌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曾叛变的原抗联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分别都去举报了对方，结果正处在肃反时期，都被枪毙了。

　　我们知道凶手一向想方设法消减对自己罪行的记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做到事情好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在１９４４到１９４５年间，纳粹下令从集体公墓将尸体挖出，然后加以焚烧，以消灭所有的证据。

　　我知道在拉丁美洲，所有被谋杀的都成了“失踪人口”，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不到控告的证据。但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对每个失踪者的记忆，对每个刽子手天涯海角的追捕，我们知道在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豁出命也要找到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她们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她们宁肯坚信孩子还活着。于是，共同的命运——或者说是死亡——把她们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见室里，法院的大门口，传说中关押左翼分子的一处处地点……最后，对体制绝望的她们来到了阿根廷象征性的历史“Ｏ”起点——五月广场。

　　每逢星期四，一群带着白色头巾的母亲，都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聚集，并且围着广场上一个代表共和国的标志步行请愿。她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她们失踪了的孩子，并要求政府把她们失踪的孩子还给她们。她们的孩子是在１９７４－１９８３军人极权统治期间失踪的。尽管军人极权统治的时代在１９８３年结束，世人也渐渐忘记了黑暗的历史，但许多失踪的人至今依然音讯全无。据全国失踪者委员会的统计，有资料证明在这段期间失踪的人至少有８９００人。但据一些非正式的估计，失踪人士远在这个数目之上。直到现在，这群母亲依旧在五月广场步行着，因为她们不能忘记每一个失踪的孩子，不能忘记过去那段黑暗岁月里失踪的每一个人。她们表示为了让世人不要忘记，她们会一直步行下去。

　　从这些事例来看，我们是愧对杨靖宇将军的，那些凶手的逍遥，是时代的耻辱。有一天，我回到三道崴子，也许我最好的动作是跪倒在那里，大放悲声。

　　那是委屈吗？像头受伤的狼在夜里凄厉地号叫。

　　结尾：历史是扎小辫的姑娘吗？

　　前人曾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朝之史，当政者每曲解之，世人遂有“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说。历史的某些真相固然长期遭到遮蔽，但它们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天。对杨靖宇将军，为塑造他的形象，遂有自戕一说。对江姐，也有把她当年受过的酷刑夹手指变成钉竹签子的细节，生动生动矣，但历史毕竟不能虚构。

　　杨靖宇殉国那天，保安村农民蔺长贵也在三道崴子打柴。“讨伐”

　　队上山时与他碰了个正着，被扣在山下不准动。杨靖宇的遗体正是他用自己的小爬犁拉着往回走，半道上遇到军车，才弃掉爬犁将杨靖宇放在汽车上拉回的。蔺长贵虽然没有近距离出现在第一现场，但他当时与“讨伐”队的人同去同归接触不少，知道一些相关情况也是事实。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公家来人访问，蔺长贵就把塑造英雄的话说给公家人及记者们：“杨靖宇见只剩最后一颗子弹，高喊宁死不吃满洲国的饭！然后自杀身亡。”这样的细节确实给人的印象太强烈太刺激，然而这不是事实。这遮蔽了真正的凶手，这对将军是不公的，那些小人没有付出血的代价，高贵的生命不愿意受到侮辱，不愿意做异族的亡国奴。不想在卑污里受辱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我们发现，将军以生命付出的代价却让我们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倾斜，严重失衡。

　　那就是真的凶手逃逸了，现场留下的是无尽的悲慨。但历史的吊诡处太让人诧异，具有将军殉国见证意义的那棵“拧劲子”树在文革中被砍掉，“文革”期间造反派逼供，把见证人蔺长贵抓去，审问他怎么那么详细知道杨司令是在“拧劲子”树下牺牲的过程，硬逼他承认是出卖将军的叛徒，蔺长贵被逼无奈，夜间偷跑到三道崴子河边吊死在“拧劲子”树上。发疯的造反派，却视“拧劲子”树为“不祥之物”，动用斧锯砍伐了，而今只有在地表上残存的一截树桩，横断面上的年轮依稀可辨。不知那年轮里是否还贮有当年的话：“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遗言太沉重，我不知道以怎样的文字接近三道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