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无法湮灭的悲怆(3)

　　我觉得方先觉将军的此举，非战之罪，而是考虑手下跟着自己拼杀的将士的性命。方先觉的投降是“将要有所为也”的策略，是一种委曲求全。我们知道方先觉于８月５日下午３点召开了有４个师长、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战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３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方先觉对他的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们走了，剩下这么多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

　　第３师师长周庆祥的突围主张被方先觉否定后，于８月７日下午３点命令其第９团在天马山阵地上挂起了白旗。当时，除天马山方面外，其余的部队都还在继续猛烈抵抗。面对战与降两条出路，方先觉作为一军之长，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选择了投降。

　　日军对投降表示欢迎，对所提“不杀俘虏”、“保留建制”等要求表示接受。方先觉最后是降了，但第１０军留下来的官兵和伤员的生命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这正是方先觉投降的主要目的。人们理解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是为广大将士、尤其是伤员的生命着想。何况他们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弹尽粮绝之后投降的。

　　方先觉投降后，日军想利用他来做汪、蒋合作的宣传工具。当时，汪伪政权的日本顾问吉丸，自南京来衡阳，向方先觉游说。方蒙被而眠，借病婉辞。吉丸并劝方移驾南京或汉口治病，病愈再谈，方先觉厉声抗曰：“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于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愆，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方先觉脱逃回到重庆后，重庆的各大报纸先后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欢迎衡阳守将归来》、《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等为题发表社论，对方先觉及其第１０军的抗战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蒋介石也亲自接见了方先觉，并向方先觉和几位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和数量可观的慰劳金。应该说在８年抗战中，因抵抗日本不力而被蒋介石枪毙的将领不在少数。作为降将的方先觉，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法办，反而获得了蒋的嘉奖，这正说明方先觉率领第１０军进行４７天保卫战的英勇壮举。无疑，方先觉功大于过。

　　衡阳硝烟已去，我们有必要用理性来评价它，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才真的没有白白流血。当时的衡阳市区东西宽约５００米，南北长约１６００米，总面积约为１平方公里左右。在这如此狭小的地带，双方死战达４７昼夜之久，且伤亡人数高达７万人以上，这不仅在豫湘桂战役中，而且在整个８年抗战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从时间上来看，衡阳保卫战打了４７天，而闻名于世的台儿庄大捷只打了１４天，长沙第３次会战也只打了４天。台儿庄等战役，当时都是三面受敌，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特别是外围应援之友军都较围攻之敌强大，故能展开反包围，取得内外夹击之效果。非如衡阳之四面被包围，孤军奋战，既没有援军到达，又没有任何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正如当时的新闻界评论道：“弹丸之地的衡阳，纵横不过数十里，陆上有强敌四面包围，空中有炮弹毒气烧杀，处此危城，坚强的守了４７天，真是不大容易。”

　　“衡阳孤军打了４７天，这是一个世界共知的事实。”

　　衡阳一战的残酷性和惨烈性世所罕见。在长达４７天的衡阳战役中，日军统共向市区发动了３次总攻。在第１轮总攻中，日机不断前来轰炸，并大投燃烧弹。当时衡阳城区成一片焦士，殆无房屋可供燃烧。县政府附近之野战医院收容伤患官兵中，有７百余名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其幸存未死伤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断墙下、炸弹坑中、破防空洞与临时掩蔽体中存身。医务人员因无卫生材料，对伤患无法按时换药，只能用盐水洗涤伤口，再用破布废纸敷盖。天热苍蝇太多，创口因污染而发炎、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尽管衡阳为米市，主食本应不成问题，由于敌机日日滥炸，城区一片焦土，米仓被毁，官兵乃至无以为炊，炊事人员只得于断瓦颓垣下掘取烧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饭，佐以盐水，供官兵充饥。餐时，群蝇飞来争食，挥之不去。食后，官兵多腹中隐隐作痛，且常引起下泻，因乏医药，不少人相继死亡。日军竟然还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当时据守五桂岭南端的预１０师２８团３营，除４人还在阵地外，８０余人皆不幸中毒死亡。由于我军当时防毒设备极差，且数量不够，因而，在后来敌人施放毒气时，官兵只能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后捆于面部，毛巾上剪二圆孔，露出双眼，以能继续战斗。守地官兵中毒部分均类似灼伤，发生水泡，大如银元，肿高半寸，内为黄水，较小之水泡则为绿色。中毒者两腿不能直行。事后报经大本营经请美空军１４航空队之化学战情报军官汤普生上尉详为研究，以黄色水泡系芥子气所致，绿色水泡则系路易氏气所致。

　　日军在进攻衡阳中所显露出的残酷性，连参加衡阳战役的日作战人员在战后的回忆中亦不得不承认：“缅甸印巴鲁的作战，南方的戛措鲁卡那鲁、纽吉尼亚和大陆的衡阳，都是日军陆军高级指挥官的无能和参谋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战场。”

　　然而守城的方先觉军的广大兵士虽无医药治疗，轻伤官兵均自动重返第一线，甚至伤虽不轻尚能勉强行动者，均自愿留在阵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战斗来麻木自己。真正的重伤者，必缺胳膊或断腿。尚能呻吟，而创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

　　斯时也，天地变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杀死一个敌人以找回本钱；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并无一人退却，亦无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时分，枪声逐渐沉寂。４７昼夜轰轰烈烈的衡阳保卫战，终于在幸存官兵泣血锥心的痛苦中结束。

　　五

　　方先觉晚年是寂寞的。有的人只是重字面“投降”为耻，却不问是非。多少人注重所谓投降的内在的曲直？我们不妨仔细琢磨，投降有卖国求荣之投降，有保存实力而投降，有因处境险恶被迫投降，有策略性投降，有战略性投降，有真投降，有假投降。投降，岂可一概而论之？

　　方先觉在晚年，有几次想出家，实在是在某些道德家的舆论下喘不过气来。葛先才将军在“为第十军将士发言”里激愤地说“退到一万步而言，就算我们是投降吧？只要我等军师长没有卖国求荣之可杀行为，而是为拯救近万生命计，以战略性之投降来制止敌之暴行，有何不可？而且我终于达成所愿，这与日本天皇投降‘同盟国’之目的，同出一辙，更超乎‘关公’为义之一字被迫降曹的意义，何只重大千百倍。

　　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之战略性投降，乃大仁大义之行，舍己救人之仁义心肠，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忍辱受罪的，还是我等军师长。被敌囚１　８６禁，过了数月不如囚犯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难以言喻。后来我等军师长各自冒险脱离虎口。好在我等都有一股赤胆忠心浩然之气来支持。故数十年来，我等既不邀功也不认过，也不必申明，事实俱在，公道自在人心。虽有人谓我耻，惟我则引以为傲，心安理得，愈吃愈胖。”

　　我走在湘江的岸边，想着那些伪降的衡阳保卫战的将士。如果这些将士出生在西方，也是在二战的欧洲或者北非的战场上，他们要是被俘或者伪降呢？西方人的意识你可以当俘虏，但绝不能当逃兵。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会歧视你，自己更不会歧视自己。我们稍微思索就会明白，谁的本意是愿意在战斗中当俘虏呢，战败被俘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当俘虏没有错，更没有罪。但在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怎么说你，自己先矮了半头，他们大都会屈辱地了此一生。我们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被俘人员的处境是很能说明一二的，还有我们前面写到的李陵，当了俘虏，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还连累了司马迁受宫刑。

　　三两游人从江边走过，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人们悠闲自得，不知名的水鸟向着夕阳射去，使古城有了几分诗意。也许投降的话题沉重，但我们的民族什么时候多些理性，多些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么方先觉的晚年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水，流着，为谁流下潇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