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逆水大江(3)

　　6月18日清晨，日军第34师团216联队的官兵们气喘吁吁地冲上岳麓山顶峰。晨雾中不见守军冲过去厮杀，几名日军军官看看地图，带领一个中队寻着景色优美的林中小路游山逛景般来到位于云麓宫南侧的九战区指挥部和第3炮兵旅指挥部共同使用的地下工事。

　　工事内，灯尚亮，水尚温，烟头尚未熄灭。

　　战区中将参谋长赵子立、第3炮兵旅少将旅长王若卿刚刚离去。

　　不曾离去的只有第3炮兵旅数十门完好无损的重型火炮和堆积如山的炮弹。这些东西不久便派上了用场。11军在长沙之战中使用炮兵获重大战果，很快敲开长沙大门，战后清点战利品，缴获大炮之多就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计有：重炮10门、野山炮51门、机关炮29门、迫击炮69门，及轻重机枪、步枪、掷弹筒、各种枪炮弹、俘虏等等，不计其数。

　　重庆军委会对长沙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和如此混乱的作战组织中失守立即作出反应。蒋介石下令追查责任。

　　赵子立回忆说：

　　“我回到彬县，薛岳对我说：委员长让张德能去重庆报告作战经过，你同他一起去吧，帮助他作好这个报告。

　　我到桂林会同张德能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当即把张逮捕下狱。

　　并对我说：薛长官有信来，告你协助张德能守长沙不力，你也得找保在外候审。

　　军委会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为审判长审理此案，签判张德能徒刑五年。”

　　蒋介石批示：“张德能判处死判。至赵子立既未负指挥责任，应勿庸议。”

　　7月22日，薛岳致电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指挥无方、遗弃部队、个人逃生”为由，法办90师师长陈侃。以“在长沙渡河至岳麓山时，均未掌握部队，致不能战斗”为由，给59师师长林察贤、102师师长陈伟光各记大过两次。蒋介石批示：“此三师长皆应革职交军法审判，以重军纪为要。”

　　九战区军法部门也枪毙了一批作战不力和渎职的军官。计有59师177团团长杨继震、第4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军务处处长刘瑞卿、副官处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

　　第4军原是一支蒋介石旁系张发奎粤军部队，抗战后逐渐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一支劲旅，多次参加正面战场重要战役。划入九战区序列后，薛岳在其中安插了大量亲信，并任用自己老同事张发奎的侄子为军长。

　　长沙战前，薛岳有心让第4军也像上次第10军那样打出荣誉，不料事与愿违。全军战前近3万人齐装满员，撤退至长沙西南120公里的永丰时，只剩2千，从此声名扫地，以后也再无建树。

　　6月20日，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长沙召开各师团长会议。他没有总结作战，也没有表扬有功部队，只是阴沉着脸宣布了一件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

　　正当各师团在激战之中的6月16日，美国第20航空队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尔德将军直接指挥，以20架B-29、B-24型轰炸机，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中国西南地区机场起飞，轰炸了日本北九州及八幡炼钢厂。这是B-29飞机在装备空军后第一次以大机群对本土重要战略目标实施空袭。

　　因气候恶劣，本土空军无法起飞，美机扬长而去。

　　此次轰炸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八幡炼钢厂的炼焦炉受到破坏，对于日本钢铁工业造成的损失将大大超过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失。

　　横山勇对将领们说：“日本的军事科技在短时期内还无法找到在空中摧毁B-29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摧毁它起飞的机场，使其无法立足、无法起飞、无法降落。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散会。”

　　据史料记载：由于这次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中国军民遭强烈报复，上万名中国战俘被日军残酷虐待致死，上百个村庄遭血腥洗劫，被杀戮的中国平民不计其数。

　　这些罪行是否与11军有直接关系笔者尚未考证，但11军所辖各部在攻陷长沙之后立即挥师南下。太阳旗直指下一个目标：衡阳。

　　4行军和关于“兵”的一种解释几乎是在长沙陷落的同时，日军各师团马不停蹄，浩浩荡荡地向前挺进。

　　因长沙以南作战不在薛岳原定计划之内，所以条条大路平坦宽阔，只有几座桥梁被仓促撤退的中国军队炸毁，但很快又被日军工兵修复。道路上，拖着大炮的卡车，驮着辎重的骡马不断线地流动。更多的当然是一支支挑着太阳旗的步兵队伍。6月下旬，湖南天气又闷又热，士兵们目光呆滞，汗流透衣，不住脚地向前走着。在旁观者看来，他们一定十分辛苦，但也许他们自己对这种生活早已适应，感觉辛苦的神经已经麻木。

　　116师团133联队因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而又称黑濑联队，其第1大队第3中队有一名普通士兵名叫桥本芳一。这个来自东京贫民聚居地下町的青年是这次长（沙）衡（阳）会战之后本中队生还的8个人之一，且运气好得没有折断一根毫毛。

　　60年代，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专门谈到在中国作战时的行军：

　　有时军官告诉我们行军的目的地，有时不说。对士兵们来说，目的地是无所谓的，反正都是些记不住的名字，反正都要行军。116师团是一支由于战局失利和战争的巨大消耗而不得已出国作战的预备师团，装备是差一些的，汽车很少，一般士兵就别想乘汽车这样的好事了。

　　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心理上十分排斥那里的山水农田，但脚下却只能在不停地走。老兵们并不害怕行军，甚至喜欢行军，因为行军就不打仗，而打仗就怎么都不能避免有人死去。到了昭和十九年（注：1944年）谁都看出战局对日本不利，军队中已经不像出国前在家乡想象的那样充满英雄主义和随时甘愿为圣战玉碎的精神。

　　行军时，一般是背着步枪、毛毯、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3日份干粮和水壶。这些东西，走久了就不觉得沉重了。那时，如果脚上有一双舒适的鞋子，那就是最惬意的事情了……6月16日，桥本芳一所在的116师团在58、34师团猛烈进攻长沙的同时，绕过长沙到达株洲一带，在那里渡过易俗河，紧接着横跨湘江，与68师团隔江齐头南进。22日到达古塘桥、花石，23日到达白果，24日由东湖、渣江攻击前进，迂回到衡阳西南郊区，26日与第10军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行军有时也并不安全，在易俗河一带渡湘江时，116师团连续受到中美空军袭击、轰炸，各分队都有人死于湘江之中。在桥本芳一的记忆里，湘江水混浊之至，翻涌着血色的波涛。116师团和68师团分别沿湘江两岸逆着江流方向前进，走久了，他总觉得这条江不对劲，他称这条自己十分憎恶的江为“逆水之江”（“逆之水”）。

　　国民革命军第79军194师582团3营8连上等兵魏德功参军后的第一仗是策应衡阳作战。全军在军长王甲本率领下，经湘乡、谷水、娄底赶赴邵阳、廉桥、在衡（阳）宝（庆）公路占领阵地。

　　虽然入伍时进行了半年基本素质训练尤其是体能训练，但魏德功仍然感到自己如果当了逃兵，那么第一个理由就是受不了行军之苦。

　　一天，部队宿营，魏德功的班分配住在一个小村庄边的一处破庙里。

　　铺好稻草，班里老兵、河南人张宝根不知从哪里端来一大盆热水。张宝根人好，见魏德功愣坐在铺草上，便招呼他脱鞋一道泡脚。这一老一新同盆泡脚，促膝闲聊，不识字的张老兵用手指蘸着洗脚水在地上写了一个“兵”字，两人随后说出的一席话让魏德功记了60年。

　　“认得不？”

　　“兵。”

　　“兵是啥？”

　　“啥？这是咱们嘛！你、我、老黑、林大牙、田班副……还问我？”

　　“对，可你知道‘兵’字为啥这么写？”

　　“……”

　　“告诉你吧，兵就是一个脑袋——大头兵嘛，一杆枪，两条腿！”

　　“……可不，还真是。那头上还多一道哩？”

　　“咋这还不明白，帽子么！从古到今当兵哪有不戴着帽子的？”

　　“那怎么没有身子？”

　　“要身子干啥？腿走路，枪杀人，头嘛你也看见了，头中间是个空的。就是让咱们心里少装事，什么也别想。这个四方也是个“口”字，当兵不就是为了一张嘴？老辈子讲‘吃粮当兵’，穷人家的孩子，当兵为了口饭。现在是抗日，怕当亡国奴，有钱人的孩子、学生、卖艺的、城里人这才来当兵。日本占了中国，还不是没有中国人的饭吃？这‘口’字还有一个解，遇上打仗，这个口就是刀口、枪口、血窟窿，现在叫‘伤口’、‘枪眼’。当兵的命中注定要流血，要死……”

　　一个“兵”字，竟有这么多名堂！为了这番话，魏德功想了好久——行军途中、打仗时和躺在铺草上睡不着时。

　　抗战胜利后，79军卷入内战，魏德功借右臂上让鬼子的枪弹钻出的“口”请长假回到湖北老家，从此就不再当“兵”了。

　　而那个对他进行关于“兵”的启蒙的老兵张宝根，却在衡阳失陷后全军奔袭300里到达冷水滩与日军激战时中弹，牺牲在魏德功身边。张老兵前胸正中一股涌流的血泉，使魏德功再次想起“兵”字。

　　那一仗打得好惨，全军伤亡惨重，连军长王甲本也中弹阵亡了。冷水滩，水好冷！

　　5坚守：两军意志的较量

　　6月25日，重庆军委会作战室墙壁上，与华中、华南敌我态势图并列，悬挂起一张巨大的衡阳地图。此后没有几天，上至委员长、下至参谋人员，无不对第10军及当面日军情况、对衡阳地理和守城部署了若指掌。

　　衡阳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新的热点。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下游西岸，衡山南麓，是该省除长沙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它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要地，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这两条当时我国的大动脉在衡阳交会。南通广州、西达桂林，由桂林而入贵州，再北到重庆，西去昆明，衡阳都是必经之地。水路，蒸水、耒水在这里与湘江汇合，宽敞的湘江水面，千吨货船可经长沙而下洞庭、入长江。日军大本营早就看准衡阳锁钥湘粤启闭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将它作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必争之地。而重庆军委会同样将死守衡阳作为维系全国战局的关键环节。

　　衡阳市的地理很奇特，北靠水面宽百余米的湘江，东北江湖环绕，西南山冈起伏，城郭四周是无数莲池鱼塘，通向城中的多是池间小径，大部队不易展开，且有望城坳、停兵亭、黄茶岭等制高点，正是用兵之地。

　　长沙失守两天后的6月20日，蒋介石下令九战区主力及其他战区就近各部“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夹击深入之敌而击破之”。但由于日军在长沙以南无修路之累，进展十分迅速，各部队只能从侧面和背后攻击日军，并没有挡住日军的脚步。走在最前面的日军68师团和116师团赶到衡阳近郊后，立即向守军外围阵地展开攻势，衡阳保卫战的大幕在郊区的枪炮声中徐徐拉开。

　　晨曦在东方天际刚刚泛起一抹血红，还有一两颗星星在空中亮着。衡阳城南区一座楼房顶层，几名军官面向南静静流淌的湘江水面上一座钢铁结构的大桥默默望着，在其中一名军官的望远镜中，大桥附近影影绰绰有人走动，有人在晃动一面旗子。

　　“钧座，都准备好了。”看望远镜的军官对身旁一位身材高大、军服上缀着两颗将星的人轻声说。

　　钧座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一点头。

　　那位军官向旁边伸出手臂，站在他身后的一名士兵立即将背在身上的电话机听筒递上去。

　　“开始吧。”只一句。

　　晨风送来隐约的哨音，不一会，大地微微一动，大桥上火光一闪，接着是一声爆响。

　　湘江大桥断为三截，巨大的钢铁桥体缓慢地跌入江中，桥体在江水中掀起的浪头很快复平，几座桥墩站在空阔的江面上显得孤独。

　　军长方先觉转身下楼时，对军参谋长孙鸣玉说：“听说修这座桥花了两亿元。”

　　孙鸣玉：“只是材料费用，还有三湘父老三年的血汗。”

　　楼下有一辆吉普车，卫兵见长官走出来，忙打开车门，方先觉一摆手表示不坐了。衡阳城，没有多大的地方。

　　太阳从覆盖东方丘陵的茶林间探出身子。方先觉问孙鸣玉：“你看569团1营那边能顶过今天吗？”不待回答，又说：“撤回来算了，又不是打逐次抵抗。”

　　一干人默默走着，都知道军长心事重。

　　5月29日，日军在湘北发起进攻的第3天，蒋介石的电话打到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部。

　　“这一次与上次不同，倭寇兵力众多，用心诡诈，看来要做好万一长沙不守的准备。但衡阳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关系至重，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蒋介石在这些黄埔系将领面前永远是统帅和校长的双重身份。

　　方先觉在千里之外手持听筒笔直地站立着。蒋介石吩咐他，要准备在日军攻入湘南时坚守衡阳10天至两周，吸引和消耗日军兵力，等待军委会在此期间将外线部队调整部署好，再如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包围攻城日军，内外夹击，歼敌于衡阳附近。

　　“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胜败之关键，希弟安心死守，光大长沙守城之荣誉，余必督促陆空各部助弟完成空前大业！”最后，蒋介石语气严肃地说。

　　方先觉对一旁的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姚少一说：“把委座的训示详细记录下来，这一仗以后，这就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了。”

　　5月31日，九战区长官部先于军委会下达了第10军固守衡阳的正式作战命令。当天，各师开始全力投入加固工事、编组火力系统之中。方先觉将该军所辖的周庆祥第3师、葛先才预10师和容有略190师及由九战区增调过来，由师长饶少伟亲率的暂编54师的一个团分别部署就绪，军指挥部住进全城最坚固的建筑——市中央银行。

　　6月22日深夜，日军先头部队两个中队最先到达衡阳以东耒水河畔的泉溪，与190师569团1营交火。战斗一小时后，日军因情况不明停止进攻，等待天亮。23日清晨，方先觉命令炸毁湘江大桥。上午，569团1营在营长杨济和率领下再次与日军交锋，以反坦克炮和轻重机枪将强渡耒水的百余名日军所乘的十余只船全部打沉于水中，然后撤回城中。序战小胜，方先觉对参谋处长饶亚伯说：“记下来，衡阳守城战自今日始。”

　　长沙一带作战激烈时，周庆祥3师在湘潭附近担任警戒任务，随着战局变化，3师奉命撤回到衡阳以北担任军的警戒。6月23日上午，方先觉命令周庆祥将部队全部撤入城中进入阵地。

　　进城的路上，3师参谋主任姜亚勋对周庆祥说：“我说师座呀，这回可不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了，谁都知道衡阳地理位置重要。过去薛长官在全城准备了三个军的工事，现在要我们一个军来守，敌人数量却又是上次的两倍，这一反一正，差得可就大了。”

　　姜亚勋性情豪爽又不失幽默，周庆祥与他无话不谈。此时周望着姜说：“我也愁哩，你说怎么办？”

　　姜亚勋半真半假地说：“敌人来势凶猛，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看不如把部队撤到衡山，敌人来攻时咱们打他的屁股。”

　　“胡说哩！”周庆祥瞪了姜一眼，又叹口气道：“老头子（指蒋介石）的老办法嘛，就是死守待援。上一次在长沙，待来待去，总算把敌人待跑了，天知道这一回怎么样！”

　　多年后姜亚勋回忆说：从守城作战一开始，城内部队心里就装着个“援”字——因为是一个军接了三个军的阵地，因为是孤军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