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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卷首语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的这句名言,通俗易懂,寓意深刻。

  精神是什么?是灵魂。没有“一点精神”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那么,人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共产主义精神。

  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中国,凡是爱国者,都要有一种“愚公”精神——这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一切精神的共同点和根本点,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传家宝。

  50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从党中央到各地农村党支部,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为什么?不是我的文章写的多么好,而是沙石峪人用“愚公”精神创造了“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令人感动,它生动地体现了******倡导和阐述的“愚公移山”精神。

  我认为,“愚公”精神的核心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定决心——这是做事的前提。1946年6月,周恩来要范长江把转战陕北“这一段写出来”;1965年6月,范长江最后一次握着我的手说:“小鬼,你继续干!”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范长江千方百计要把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写出来,即使在医院里他也写出了故事大纲,这说明他下了多大的决心啊!

  “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三天,预感到组织上要重用我这个“老干部”了,我赶紧给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写信,希望调离新华社上海分社,让我专心从事文艺创作。此时,我还不知道范长江已被迫害致死,一心想到北京去找他,帮他完成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范长江找我当助手一事,谁也不知道,只有范长江夫人沈谱最了解。我给朱穆之的信里也没有谈及此事的经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信,当然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直到北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范长江已不幸去世,这才使我下决心去北京当面诉求。1979年初夏,我专程去找继朱穆之后担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要完成周总理、范长江的遗愿向他倾诉。不等我说完,他便动情地说:“你写!我支持你!”从此,我决心下定了。

  “不怕牺牲”—— 这是做人的考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有“舍”才有“得”。问题是,舍什么?得什么?“四人帮”刚刚被粉碎,迫切需要“揭批查”,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新华社上海分社党组副书记,义不容辞地负责这项工作。我不能“撂挑子”一走了之,可我又急切地要去创作,这就发生了矛盾。工作与创作,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工作需要”,我只能在工作之余,兼顾创作。经总社领导同意,又得到上海分社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地进行创作,做到了工作与创作“两不误”。

  创作还是当官?这是一个记者和作家常常要面临的选择。上海是“四人帮”的重要基地,“揭批查”很重要,注入新鲜血液更迫切。我经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锻炼,又是年富力强的“老延安”,自然成了选拔的对象。中央工作组找我谈话,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当记者,不当官。有些老战友,特别是当年新四军时代的老师何成、女作家菡子、著名戏剧家杜宣等人,竭力鼓动我去当官。据上海市委“二把手”胡立教后来透露,他们为此事专门请示胡乔木,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曾是他的秘书。胡乔木说:“当宣传部长不行,当副部长可以。”此事未成,不少朋友为此感到惋惜,而我却欢呼“解放”,如鱼得水,并最终辞去了“党组副书记”的官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通记者。不久,我又离开了新华社,转到了《人民日报》记者部,除每月完成写稿定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采访和创作《巍巍昆仑》。

  我“舍”掉了什么?是官职,是地位,是权力,是级别;我“得”到的却是精神的解放和创作的自由。

  “排除万难”—— 这是真与假的“试金石”。

  你真是“下定决心”了么?

  你真是“不怕牺牲”么?

  实践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

  在创作《昆仑纵队》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困难虽然不是上“千”,至少也是上“百”,择其要者如下——

  “你现在写毛主席,谁还看?”这给我当头一棒。一时间,“非毛化”之风越刮越猛。有人劝导我,有人嘲笑我,有人阻拦我,有人反对我……总之,我必须坚定不移,逆风而上。

  “剧本,哪个刊物愿意发表?”想不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第一个站出来热情支持。他看了剧本初稿,认为非常好,决定在报上连载。可市委宣传部老部长却说:“这个事要慎重,等等再说。”他还当着我的面不无讥讽地说:“你的胆子真大!我很佩服!”如果不是看在他这个“老革命”的面子上,我真要回敬他一句。上海连载不成,北京呢?我把剧本寄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朱穆之和贺敬之,又寄给我的老师陈荒煤。与此同时,我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请他帮我出出主意。承蒙他在百忙之中闭门不出,四小时一口气看完剧本,并立即回信给我,建议先缩编成十个小故事,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此外,经陈荒煤同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老朋友胡惠玲协助下,《时代的报告》杂志主编黄钢看了剧本后说:“我很想发表,但你要考虑后果,发表以后恐怕电影厂就不敢拍了。”我的回答是:“不怕!”经过一番折腾,198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副刊开始连载十个小故事;3月16日,《时代的报告》发表《巍巍昆仑》电影剧本,其影响之大、之快、之广,出乎意料。可见,“非毛化”不得人心也。

  “哪个电影厂敢拍?”北京电影厂第一个想拍,在厂长汪洋主持下开了两次座谈会,有老导演郭维等十几位专家参加,但最终没有谈成。主要分歧在于:到底要拍成什么样的影片?汪洋形象地比喻说:“要鲤鱼中段!”此话怎讲?即掐头去尾,把最惊险的一段拍出来,就会吸引观众。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史诗巨片”,而不能成为一部惊险片。这也是陈荒煤、张骏祥等专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看到《人民日报》连载的十个小故事,立即派责任编辑金栋贤和赵峻防专程去上海找我,表示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我们谈得很投机,看法完全一致。

  “摄制组都快要解散了,你还不去问一问?”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总摄影师魏铎都回广州去了,摄制组都快要解散了,你还不知道?你还不赶快去问一问?”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我惊呆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徐瑞新,蒙他热情相助,很快告诉我:“尚昆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上说了,耀邦抓了《巍巍昆仑》,好嘛!要继续抓!”徐瑞新又说:“这件事已载入书记处会议记录,你就放心吧!”

  可见,在排除万难的征程中,《巍巍昆仑》几度沉浮,差一点夭折。

  “去争取胜利”—— 这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关键在“争取”二字。还是******的名言:“……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客观条件时好时坏,不管好与坏,都要力争,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多年来,我都是每日“三进宫”:

  一是心要“进取”,

  二是脑要“进步”,

  三是事要“进展”。

  总之,要知难而进,决不能知难而退。

  唯有“争取”,才能“胜利!”

  物质是精神的基础。

  精神并非万能。正如人一样,身体是物质,精神是灵魂。前不久,我在散步时摔了两次跤。第一次,因走路太急,刹不住,往前倒了下去。幸好,我还能自己爬起来,只伤了一点皮。可我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还是坚持不拄拐杖走路。第二次,边走路边想事,没有看见脚下有个小坑,往前狠狠地摔了一跤,趴在地上长达十分钟之久,挣扎着想爬起来,可就是没有力气,直到保安和路人看见,两个人将我扶起。鼻梁和膝盖摔破了,流了不少血。这次摔跤向我亮起了红灯,从此走路拄着拐杖,因为不能再有第三次了。可见,精神再好,身体不好也无力支撑。

  由此我又联想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毛主席每天扳着指头算账,消灭了敌军多少个营、团、旅、师,所以,他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连敌军的师、旅长的姓名都知道。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就是物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就好比“愚公移山”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挖一点少一点,一代一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把山移走的。

  中国革命也好,建设也好,不正是一步一步把“三座大山”移走了么?如今,在党的领导下,贫穷和落后这“两座大山”,不也是在一步一步地移走么?

  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二者缺一不可。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某些人的精神却越来越贫穷,这是非常可悲和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

  唯有“愚公”精神发扬光大,世代相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之梦才能实现。

  东生

  2013年4月27日,入党68周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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