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四川（1964—1975）(3)

　　白淑芬在值班室里等了两个多钟头，等得已经十分焦急了。她比过去更胖了，脸上已经看得出有松弛的肉，烫了头，穿一件双排扣列宁装，是时下女干部的时髦打扮。乌云走进值班室的时候她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个人一时没有话。乌云对这个人充满了厌恶和仇恨，她一点儿也不想委屈自己说她不憎恨她。她们同学一场，战友一场，但她们一点儿友谊也没有了。有一个门卫走进值班室，他看她们俩都站在那里不说话，就问，乌书记，是她吗？乌云点了点头。门卫出去了。白淑芬坐下，看得出来她很羞愧，很难过，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坐下去的，她在战胜它们，她干了她不该干的事但至少她有勇气来面对它们。乌云却没有半点想迎合这位昔日的班长和所长的意思，她就那么站着。后来还是白淑芬先开了口。白淑芬说，乌云，你还好吗？乌云没有说话，有一种忍不住要抽身走开的念头。白淑芬把目光移开，看着地上的阳光，阳光在那里痉挛了一下，很快地跳了一格。白淑芬很吃力地说，我是从军转办知道你在这儿的，我想试一试，能不能找到你。乌云有些累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她想她这时候离开那里一定会使自己松一口气的，她几乎已经准备转身走出门去了。但是白淑芬下面的话阻止住了她。白淑芬说，我本来不该来的，我知道我不该来，可是德米有一封信在我这里，我想我应该把它交给你。乌云脱口而出，德米？德米吗？她在哪儿？信在哪儿？白淑芬说，她在刚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她爱人在那里当武官，半年前她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有给你的一封信。白淑芬看出乌云是真的有些激动，她是急切地想要得到那封信。白淑芬自己也有些激动了，她从衣兜里拿出那封信，交给乌云。在交信接信的时候她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乌云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厌恶感。这一点儿白淑芬也感觉到了，她很窘，她很抱歉地往回退了两步。乌云拿到了那封信，她在信皮上一下子就认出了德米的笔迹。德米的字不像她人那么忧郁，女人味很浓的德米写的字却像男人，风吹似的往一边倒。乌云过去总爱和德米开玩笑，说，德米你这么歪着倒着，你想谁来扶你呀？德米说，我不拐不瘸，我要谁来扶呀？乌云说，你瞧你的字，红花无骨，娇滴滴的，不是想人来扶，又是什么？德米就还嘴说，乌云，你连婆家都没找下，你说这话臊不臊？乌云先没听懂，后来明白过来，就奔过去胳肢德米，两个人滚在床上咯咯地笑，闹得在一边咬着笔杆愁眉苦脸的背拉丁文的白淑芬抢白她们说，一对疯丫头，你们还让人背书不背？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代！乌云不禁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东北，想起了拉丁文考试和冬天的小泥炉，在朔风呼呼的冬天她和德米一边考对方的配剂公式一边互相暖着手，她们在炕上盘着腿就像一对亲姐妹那么说着悄悄话。乌云想到这些不由红了眼圈。白淑芬看出乌云受了感染。白淑芬干巴巴地说，信我没拆，我知道我不该拆，就算找不到你我也不会拆的。乌云也不会拆，不会当着这个人的面去拆那封写给她的信。乌云把信收起来，抬起眼看着白淑芬说，还有别的事吗？白淑芬张了张嘴，样子很困难，她知道乌云希望听到她说什么。白淑芬说，没有了。乌云先走出值班室。白淑芬跟了出来。她们没有说道别的话。很明显她们不会有什么再见的。乌云还是勉强自己站在那里，看着白淑芬低着头匆匆走出工厂的大门，消失在围墙的拐角处。她才四十岁吧，怎么就变得这么臃肿了？乌云这么想着，她转过身，快步往医院走去。

　　乌云：你好。

　　路过沈阳的时候我从过去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一位同学那里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可惜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我丈夫在那里等着我，我们要赶乘17日的飞机去香港，然后飞刚果，错过了这趟航班又得等半个月，那就误事了，否则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949年我从四野调回内蒙，那是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组织上要我回去充实那里的干部队伍。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并嫁给了他。他叫葛长林，是汉族人，1937年参加革命。瞧，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蒙族人，爱人都是老革命，而且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林字——你的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在学校时我就喜欢你。也许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我是把你当成我的妹妹的。你的每一次进步都令我由衷地高兴。你美丽、活泼、开朗、善良，你那么纯洁又那么质朴。我知道你日后会遇到一个好丈夫的。我真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我都差点儿为你流泪了。

　　老葛是19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十年，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只有一点儿不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罚他脱军装。老葛真的吓得不轻。但这个人阳奉阴违，他当面不抽，躲到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两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我刚从内蒙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和他们建了交。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谁的老婆，他们都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他过来搂着你亲嘴，那让人脸往哪里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得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你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是羡慕你们，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亲如姊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使馆。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

　　顺致革命敬礼

　　德米

　　1965年2月15日

　　乌云那天晚上在灯下读着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着，许多往事都涌入了脑海。十八年了，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想想在学校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哈哈地抢冰挂吃。牡丹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路，她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她怎么就记不起来这些了？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她和德米吓坏了。她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们滚蛋，别来烦她。她和德米跑出去。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到街上买来了糖葫芦，她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哎哟哎哟呻唤的白淑芬一见颤悠悠的红果，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来抢那酸果子，吓得她们撒腿就跑。这些她真的就忘了吗？

　　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愿离开灯光橘黄色的温暖。她听见隔壁儿童室里朱妈起来给湘月把尿的声音。朱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呈出一种绿幽幽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里，脑子里满是她十八岁的往事。

　　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她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她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说，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的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呜呜地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呀！白淑芬呜呜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呀！乌云不想提到这件事，它让她想起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着的小手，那乌紫的颜色时时给她带来噩梦，白淑芬要聪明一点儿的话就最好让自己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她来提起，难道她还觉得不够吗？还要在她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洒盐吗？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白淑芬，为了工作，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分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

　　乌云开始同情起她来了。她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她，他们调离空干校不久后，他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九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诉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

　　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白淑芬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她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她可以换个话题。她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白淑芬埋着头不说话，灰心丧气到了极点，然后她开口道，乌云，我说实话，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现在转业干部太多，不像前两年那么吃香，我爱人的事，组织上又不太愿意积极出面，我在军转办已经碰过十几次钉子了，有一次他们要我去消防局的水上打捞站，也许你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单位，那是从长江嘉陵江里往上打捞淹死的尸体的，我都同意了，总不能老这么吊着吧？可事情到了最后人家又不要我了，说一个女同志他们不好安排，就算他们愿意让一个四十岁的女同志从江边背着尸体往坡上爬，可他们在回水沱子里打捞尸体时都是光着身子的，因为这样节省衣服，免得弄脏了，他们总不可能因为我而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