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拙作《最后一个匈奴》，1992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嗣后一两年间，随着“陕军东征”这个话题的热闹，我应邀写了一些创作谈。它们后来被集成一本书，名字叫《匈奴与匈奴之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这次《最后一个匈奴》长江版，应读者的要求，将当年的这些创作谈摘录一部分出来，放在书的后面，以备大家对这本书的了解，也为新时期文学，留下一些史料。

为了尊重读者，也为了尊重当年的自己，我全文照录，文字上没有做大的改动。唉，当年的我多么地年轻，多么的犀利，多么的激烈呀！

--高建群附记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凉？

我骑着我的黑走马，逡巡北方。我的马蹄铁在沙砾上溅起阵阵火星。我的黝黑、瘦削的脸颊上挂满忧郁之色，眉宇间紧锁着一团永恒不变的愁苦。在中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前，我勒住马，向苍茫的远方望去。远方是欧罗巴大陆，回眸脚下和身后，是栗色的亚细亚。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一切都是瞬间，包括我刚才那一望，已经成为历史凝固。是的，要不了多久，我们都将消失，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凉？”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话。是的，我当时就这种感觉。“荒凉”不仅仅是因为身处一块荒凉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于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我因此而颤栗以至近乎痉挛。

那已经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现在当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块地域，正是匈奴部落迁徙所经的地方。他们于公元二世纪启程，自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带，途经中亚细亚、黑海、里海，于五世纪时，匈奴的一支，成为欧罗巴大陆上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

我曾经与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冯富宽的诗人探讨过这种迁徙心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流浪民族的后裔。他说，他们普遍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他们担心一觉醒来，自己突然像沙漠里的潜流河一样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刘成章，这个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统的人，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曾经接受过罗作协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紧紧地拥抱着这位越过两千年的时间和欧亚大陆这样的空间，来到她身边的兄弟。她希望刘成章先生还她一个吻。你能够抵挡一个女人的请求吗？你能够按捺住这两千年积淀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喷发吗？刘成章照我们所认为应当那样做的做了。这一刻，也许我们这个小小寰球上发生过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例如爱国者号拦截飞毛腿号，例如经过三年禁赛的马拉多纳重披战袍，例如西方七巨头在法兰克福秘密会谈，但是，这一吻远比那些烂事儿更加美丽和深刻。

在我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条干涸了的河流的旁边，有一座公墓。原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灸烤下，它还十分坚硬。

我请教过不止一个的哈萨克学者，问这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它显然属于在他们之前来过这里的，一个匆匆而过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会不会是匈奴民族的呢？

以上所谈的，完全是和《最后一个匈奴》无关的话题。作者无意于追究那已经走失了的历史，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凭吊岁月。

他是在为他的长篇小说服务。因为他的世纪史，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一个是革命的背景，一个是陕北大文化的背景。

陕北的地域文化中，隐藏着许多大奥秘。毕加索式的剪纸和民间画。令美国研究者赞叹的绝不同于温良、敦厚、歌乐升平、媚俗的中国民间舞蹈的那个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语言和热烈的口唇唱出来的陕北民歌。响遏行云的锁呐。450万唐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境内的所有红色根据地都损失殆尽，而陕北依然立于天地间。毛泽东一行在这块黄金高原使事业达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解开这些大奥秘的钥匙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是清廷御史（大约还是梁启超的岳丈）王培棻视察陕北后奏折上的一句话。遗漏的原因是由于在两千年的封建岁月中，这块地域长期处在民族战争中的拉锯战之间。退而言之，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块高原以最重要的影响，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构成，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

而作为人种学来说，延安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长沙沿线风沙区，大约很难再有纯正的某一个民族的人种（尽管履历表上都一律填写着汉族），他们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这话似乎是马克思说的。评论家肖云儒先生又将他的这一阅读心得转告于我。

陕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说构成陕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汉，即公元二世纪。南、北匈奴分裂（也许昭君出塞是导致这次分裂的原因，待考），北匈奴开始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一次长途迁徙，南匈奴则永远地滞留在高原上了。刘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话，他也许会发现他正是滞留在高原上的后裔之一。史载，汉武帝勒兵十八万，至北方大漠，恫喝三声，天下无人敢应，刘彻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勒兵乃还。我想那时，南匈奴已经臣服，北匈奴也大约已经迁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个地方了。

我的长篇中那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他们构成了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域的一种人类类型心理。

如果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和小说家，我只能做出这种解释，我也只能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破译这块玄机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种大文化之谜。

我的世纪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我的人物和二十世纪陕北高原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活动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所谓的史诗只有徒具形式而已。

另一个背景是革命。

这里，仍然可以使我们延续“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凉”这个话题。

革命是促使历史进程前行的一种方法。当进程已经不满足于温良恭俭让式的改良的时候，它求助于历史的手术刀。于是，风暴开始了，时代激情呼唤和驱使一部分人去义无反顾地献身、英勇卓绝地斗争，去为自己的利益和隶属于自己的阶级的利益而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

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同盟者所进行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它正属于上面所说的。这是人类的优秀的思想家们和行动家们，为了寻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一次勇敢意义的尝试和实践。这种实践过程目前仍在继续。

值得骄傲的是，陕北这块地方，曾经有13年的时间，成为这个历史大动作的中心舞台。

因此，我的世纪史必须将这场辉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以革命历史题材来框这件作品的话，它乃是以诚实的笔触，表现了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责任编辑朱珩青女士认为，作者给予革命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他告诉人们，革命不是外来的，是从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民国18年的那场大旱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的那场崇祯年间大旱严重许多倍，因此一定会有革命产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革命，由于有了共产主义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动纲领和终极目标。

中国权威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蔡葵先生，在北京座谈会上说，他认为作者试图寻找历史的“框位”这个问题，种种的因素“框”定了，历史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这一方人类族群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每一个单个的人亦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

蔡葵先生所说的“框位”，大约就是我在“后记”中所谈的“历史的行动轨迹”。我感谢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题赠给他的书中，称他为“大师”。

暮鼓晨钟，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当一段时间了。二十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我的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幕大剧，是人类进程中的一截，链条中的一环。人类还得继续前行，对真理的探索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这个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为基础的。

为什么当我二十年前，骑着黑走马，站在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交，注视满目荒凉的那一刻，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记一样，凝固在我的前额。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人类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类处境的艰难，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荒凉的感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类族群，都如是。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并不仅仅存在于迁徙的民族中，它同样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西班牙学者兼小说家乌纳木诺，将这称为“悲剧意识”。而在人类每一次徒然的挣扎、徒然的探索之后，小说家加缪用“西西弗斯”神话来安慰人类，并鼓励人类再来一次---既然无法改变的结局（每个人的句号都是死亡）使人生充满了悲剧感，既然所有徒然的努力最后都归结于虚无，那么，让我们把握住现在时，让“我”的这一次生命质量高一些，让我们再大汗淋漓地推石头上山一次吧！---阿门！

《最后一个匈奴》中那些斯巴达克式唐吉诃德式的当代英雄们，他们所忘我的献身的事业或垂之以久远，或风行于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曾经理想过、追求过，并且在这宗教般的献身中因为自我阶值的实现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满足。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凉！

1993.7.8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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