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崇俭倡廉的平庸皇帝——清宣宗道光帝(3)

　　在嘉庆年间时，八旗兵丁也大不如以前了。他们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已养成无所事事的恶习。川楚军前，打仗时把乡勇排在最前头，把绿营兵排在第二层，把吉林的满洲索伦兵排在第三层，最后才是自己。于是贼寇们也相机行事，把难民放在最前面，真正的恶匪却排在后面。这样最前排的乡勇和难民遭遇，难怪别人说“贼兵不相逢”呢。八旗军中最精锐的健锐营、火器营亦不中用。八旗士兵战斗力下降，与八旗军内部阶级分化亦直接有关。前线将领们克扣士兵军饷，使士兵们无衣无食。嘉庆帝在上谕中多次提及前线士兵无衣无食，甚至把牛衣作为裹足之物。“士兵们衣服褴褛到如乞丐一般了。”“士兵们没有军服而穿着布衣，朕看了真是难过啊。”如此士兵，焉能振作精神奋身报国立功？

　　道光初年，八旗军更加松懈涣散。八旗将领更不把整顿军队当成一回事，相反他们却在应酬上大比拼，模仿文人雅士，以沉溺文墨为时尚。道光年间任台湾道的姚莹以他防守海疆的亲身经历，指陈时弊，称：“现在的武官们，都假充斯文，扔掉武器讲求应酬，用顺服温柔来使上级高兴，深得文人学士喜爱。唉，不可行阵，不讲技艺，一听到炮声就争相逃窜，就算是有百万支箭，又能把敌人怎么样呢？”道光帝深明此弊于国家武备不利，曾明确降旨：“这些年来，各省的武将们略懂文艺，并喜爱笔墨，以致于营务废弛，现特命各地方大员偕各级营员随时巡察，一定要把恶习除掉，把操练抓起来。”

　　八旗将领荒废武艺转而装斯文学究。八旗兵丁无人管束，终日横行，有时成为骚扰驻地治安的祸端。如驻防太原的八旗兵肆无忌惮地窝藏盗贼，被城中居民称为梁山泊，连地方官也对之奈何不得。道光十八年（1838年），太原的八旗兵违犯宵禁令，打伤守栏更役，地方官不敢得罪满营，只得受屈辱杖责更役了事。不料，旗兵仍不满意，几天过后，旗兵竟诬蔑查夜的审案县令为强奸犯，还大打出手。当地州县官吏或被旗兵辱骂，或被在当街打破轿窗，但也束手无策。

　　绿营兵的日趋衰败

　　绿营兵在嘉庆道光时期也日渐衰落。清朝初期时皇帝大多英明强干，他们对于绿营将领具有出于本能的戒备心理，时时处处对之加以防范，就怕汉族人掌握兵权。于是就下令绿营将领3年任期满后就升官转调别处，使武将不得久任一地。由于将领们定期定点任职太短，许多长远规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即使用心整饬营务，亦难见成效。嘉庆时期绿营兵已军纪败坏，将控制不了兵，兵不服将的状况已持续了很久了。嘉庆帝指斥绿营积弊，曾追忆当年随乾隆南巡，目睹杭州受阅的绿营射箭不中靶、骑马人落地的可笑现象。

　　绿营兵偶然操练，不过虚应故事。平日里兵丁已成为长官衙门、家府中的勤务员，并且日渐成为风气。权臣和珅家役使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的步甲兵丁，居然多达千余名。

　　就连两翼步军协尉，甚至司员笔帖式这样的小官，也能招呼十几名兵丁使用。各地驻防军绿营将领，甚至强令士兵们在私宅内充任工匠轿夫。这种役使随着乾嘉时期吏治的败坏而加剧，局部的兵变事件屡屡发生。这种额外役使不仅激化了绿营官兵之间的矛盾，而且更使军队日渐一日地变得腐化。绿营兵丁在长官衙邸伺候应酬，终日耳闻目睹，都变成阿谀谄媚之徒，吃喝偷赌、坑蒙拐骗的积垢已很深了。

　　绿营的另一积弊为将领吃空额，克扣军饷。道光时，在福建龙溪，绿营名册上的1200名兵丁纯属子虚乌有。所发军饷，都落进长官的腰包。而且同时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有时拖欠军饷，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如川楚军前提督七十五所率之四川绿营兵由于士兵缺粮少饷，无衣无食，就在无奈之下以打家劫舍为生。当地民间有这样的歌谣：“宁遇白莲教匪之贼，不遇七大人叫化之兵。”前线士兵待遇如此菲薄，便以骚扰百姓勉强度日。而后方士兵往往自谋生财之道，如陕西榆林镇的士兵穷得犹如乞丐，军械早被卖掉用以糊口。台湾甚至出现长官偷偷命令士兵到大陆做买卖，并按月收取银钱的事件。即便那些不出营的士兵，也在当地设赌开娼，贩私卖盐，镇将们按月收取银钱，操练一年也不见一次。

　　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衰败标志着清朝政治、军事的衰落，进而不得不依靠地方实力派及地方武装来维持统治，这下可给了地主阶级实力派扩充势力的机会，他们也日渐成为朝廷潜在的威胁。而这个日益衰败的清廷，已难以对付内乱和外患了。

　　日益紧张的中英关系

　　商欠纠纷的继续

　　道光年间，商欠案有增无减。道光四年（1824年），丽泉行拖欠各国商人“货银十七万二千二百零七元”，外国人很不满，纷纷上告。道光六年（1826年），西城行行商黎光远，共欠在港花旗银行的外国商人的银两达47.7216万两。道光七年（1827年），福隆行商关成发拖欠英商银款百万元以上。同年，同泰行倒闭。道光八年（1828年），福隆行倒闭。两行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道光九年（1829年），由于东生行拖欠外商债款过多，行商章官逃回老家。东生行的危机触发了英国商人长久以来在商欠问题上的不满情绪。英国商人决定强行要回拖欠的债款，于是中、英间一次较大的冲突就这样产生了。

　　道光九年（1829年）九月，英国大班采取强硬手段，令英国货船全部停泊在澳门外洋，要求把进口交易中止。九月初九，英方向两广总督提出了8条要求：第一，章官行不许倒闭，章官一定得拿钱回来。如果该行倒闭，外国人将要求立即偿清全部欠款。第二，成立新的行号。以后不论成立多少银行，都不需要承担破产的中外商人的债务。每个商人只承担自己的责任，别人的债务一概不管。第三，新体制开始运行后，旧行号就和它们原先的任何债务脱离干系，现在他们必须清偿债务或申明目前负债的数额。第四，现已破产的老行号的债务，在对每一笔进出口贸易的总量稍作调整之后，加以偿还。第五，中国方面必须每天征收进出口货物税，5天之内，总税款必须由中国政府送交英国政府。第六，允许外国人租借货栈。第七，行商不必为外国船只作保，把买办取消，由船长自由挑选他们中意的商人做交易。第八，减少进口规费的征收额，规费应按船只大小征收。

　　对这份请求书，两广总督李鸿宾并没觉得怎么样。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英国人所递禀帖文义不明，而且一般来说，洋行长期倒闭歇业，拖欠洋人银子，因而洋人才要求清朝朝廷出面整顿秩序。他认为，英国人的绝大部分要求都有悖于“向定章程”，而且华人与洋人结交，不好处理事端，万不可行。只有区分船只大小征收进口规银一项，似乎可以酌情变通，以示天朝上国宽大之怀。他按照这个意思答复了英人。李鸿宾的作法后来得到道光帝的充分肯定。

　　李鸿宾的回复并没有让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会感到满足。他们决定直接向清帝递交请愿书，并说直到皇帝答复了请愿书，他们才把船只从马尼拉返回。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十七日，特派委员会致信英印总督，向他通报了“令人不满”的事态，请求他派出军舰来广州进行威胁。另外，委员会还建议英印总督亲自写信给中国皇帝，该信或由信使经尼泊尔进入中国呈交，或者由两艘战舰到天津交送，得到答复后，战舰才能离开天津港。

　　然而，特派委员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由于委员会主席部楼东和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会不主张采取过激的做法，同时清政府也答应只收80%的进口银，这才使濒临恶化的事态平息下来。

　　道光九年（1829年）的风波虽然过去了，然而中英商欠之争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在鸦片战争前几十年间，中英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始终体现在商欠纠纷中。这个问题直到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才得到最后解决。其中战前积累的三百万元商欠包含在《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二千一百万赔款中。

　　“阿美士德”号事件

　　道光十二年（1832年）,“阿美士德”号英船奉东印度公司之命，在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侦查活动。该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的最初目的是促进贸易往来，获取中国沿海各地何处能够辟为通商口岸的情报。另外，还可以及时了解当地人民和官府的对外态度和意图。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会指出，获取中国的军事情报也是该船这次航行的一个重要使命。

　　由于清朝政府严格禁止英国人进入广州以外的任何港口，因此该船不敢暴露真实身份和目标，故假装是从印度孟加拉开出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该船船长叫礼士，另外，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职员林德赛，翻译兼医生郭士立也在船上。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一月二十五日，满载纺织品、钟表、望远镜的“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途经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后，又返回到朝鲜、琉球，并于同年八月初十返回澳门。礼士在航行途中专管测量沿海与海道的水深，绘制了航海地图。主持侦察活动的胡夏米，每到一处，就四处散发名为《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的小册子。郭士立则以替人治病为名，趁机在沿途调查和传教。“阿美士德”号的航行引起了清廷的震动。朝廷接连下令给沿海各省官员，对英船要严加防范，不许停泊，不许英人上岸。事实上，“阿美士德”船仍照样进港停泊，登陆察访，并在当地和百姓交易来往。为了试探官府的态度，英国人还向所到之地的官府投递禀帖。英方通过这次航行获得了中国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

　　胡夏米等人经过这次侦察后，极为蔑视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向东印度公司正式建议，一定要强迫清朝开放福州。他说：“我敢肯定，想俘虏这些中国战船只须四只印度商船和一艘战船即可。然后我们直接到闽安通知中国政府，让他考虑敌与友、贸易与战争孰轻孰重。

　　那么用不到流血和浪费金钱，英国在福州的贸易就可以永久建立起来了。”郭士立通过这次航行也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不懈努力，中国东北部也是可以向英国开放的。但是不威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反倒与他们商议，是达不到目的的。”总之，通过这次间谍航行，英国既下决心要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又摸清了腐朽的清政府的底，这就为英国政府确立对华炮舰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英国对华“炮舰政策”

　　道光十四年（1834年），广州中英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东印度公司也不再垄断对华贸易，大批“自由商人”加入到对华贸易中来。那时英国国内有两部分人与对华贸易有直接利害关系：一是鸦片贸易者，二是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新兴城市中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工业资本家、航运资本家、进出口商人和银行家等。向中国推销制造品和贩卖中国丝茶是后者的主要利润来源，也是他们成为真正近代资产阶级的标志，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向中国推销英国产品，为英国工业品开辟中国市场。带着许多幻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将美产棉花，经过曼彻斯特加工成衣后，全部穿到中国人的身上，并想着打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垄断权之后，英国人的茶叶消费量会增加一倍。可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英商对华贸易之路并非坦途。由于英国行号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66家增加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156家，英商把大量的茶丝和其他中国货运出去，以致货价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英商的大量出口物品却降了价。最令英商不高兴的是英国棉布出口一直很不稳定，只有走私到广州和其他地方的棉布才不会亏本。

　　早在贸易开放之前，东印度公司就指出，中商开办的“公行”是中英贸易的最大障碍。

　　如果英国商人以私人贸易形式进行自由竞争，则更有利于行商对市场的垄断，中国商品的价格将提得更高，或者是质量变劣，而价格依旧。而英国制造品却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英国商品不能畅销于中国。由于只有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因而货物进口时被课以重税。尤其是北方需要毛棉纺织品的区域，英商想进行贸易，却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英国要进行自由贸易，必须把中国的“行商制”取消，同时，要建立贸易的基础，即与中国签订一项通商条约。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中国人所愿意做的。

　　贸易开放后的中英贸易状况，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自由商人”认为，英国工业品不能进入中国市场，都应归咎于中国政府只开一口，并且设制了过分严格的要求。他们把对华贸易所遇到的种种矛盾都归因于清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认为要想打开中国市场，必须摧毁这种政策。于是，包括鸦片贩子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纷纷上书吁请英国政府动用武力，把对华贸易的障碍彻底清除掉。于是，这样就引发了英国炮舰政策的出台。

　　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一月，64名旅华英商上书英国国王，建议挑选一位合适的人选做全权大使，偕同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封锁中国全部沿海贸易，再逼迫中国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从事过间谍航行的胡夏米把自己的侦探“成果”呈送外交大臣巴麦尊，建议道：“我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武力来换回过去的损失，以保障将来贸易的进行；第二，取消一切政治关系，撤回一切代表。我们采取了许多次不彻底恐吓行动，因而中国人势必将在单纯谈判中拒绝一切让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逼我们不得不动武了。”

　　胡夏米还进一步提出一整套武装进攻中国的作战方案：“依我看，恰当的策略加上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完全可以达到目的。我觉得最好从英国派一个大使来，去和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武装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6艘三等军舰，34艘武装轮船，并载600人登陆，其中以炮兵为主力，并辅之以必要的陆上活动就足够了……敌对行动开始时，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利用小型舰队来驻扎……这些行动的结果，肯定会使中国海军的颜面扫地，并把数千只当地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鸦片战争时，胡夏米的方案被当作英国侵华计划的蓝本。

　　在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各利益集团的共同呼吁下，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下定决心要为推进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承担起责任。它觉得中英关系的格局只有用大炮和军舰才能改变，英国决定在地广人众的中国为英国资产阶级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

　　马他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