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因人成事的短命皇上——清穆宗同治帝(6)

　　当然，洋务派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和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他们主观上并不是要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而是企图对西方近代科技进行移花接木，以使中国封建体制适应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但事实上，洋务派不仅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而且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的堤坝，使其产生了一个缺口，为西学的进一步传入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西方的哲学、政治思想开始影响中国。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成为批判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奠定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新的经济因素必然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文化因素，也一定会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洋务运动产生的多重后果绝对是洋务派始料不及的。

　　洋务运动事实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中国改变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没有达到其“自强求富”的理想目标。当时就有人评论洋务派是“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握旧物”，只“新其貌，而不新其心”。他们从未打算改变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的指导下来进行洋务活动，其结果必然是经营管理腐败。有许多官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任人唯亲，冗工滥食。许多重要企业甚至成为封建军阀集团争权夺势、扩张割据势力的资本。

　　亲点皇后

　　状元之女，同治亲点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她的祖父赛尚阿在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道光年间担任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她的父亲崇绮是清王朝唯一的满人状元。

　　同治十一年，两宫太后决定为十七岁的皇帝选立皇后。嫡母慈安太后与生母慈禧太后全都动起了脑筋，把满朝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最后选出了十名出众的闺秀。

　　民间的说法，二月初二为大吉大利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决定在这一天选定皇后和妃嫔的人选。

　　选后的当天，御花园里热闹非凡，两宫太后和皇帝同坐在宝座之上。经过第一轮挑选，从十人中选出了四人，这四人之中将产生一后一妃和两嫔。当时，刑部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和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就在其中。慈禧要立富察氏为后，慈安则认为阿鲁特氏雍容端庄，又知书达理，应是皇后的理想人选，两宫太后意见各不相同，互不相让。后来，让同治亲自选择，同治虽然青春年少，但也懂得选择皇后应该以德为先，加上他最敬重的慈安皇太后也非常喜欢阿鲁特氏，所以不顾生母的心情，最后，阿鲁特氏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后，富察氏被封为慧妃。

　　皇后人选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下聘、迎娶和婚典等一系列的大婚仪式。这次同治的大婚，是继康熙帝大婚之后，“百年难遇”的一次皇帝的婚礼，场面豪华到难以想象，前后总共花了上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王朝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阿鲁特氏毕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得知这个天文数字以后感到非常地不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把这笔钱花在军备和民生上，岂不是更值得？她这样想着。不久后，她就得知，不少朝廷官员都在她与同治大婚前上过奏折，希望皇室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能够节俭办理婚事，心中这才有了一丝的安慰。

　　宫闱之深，世事难料

　　阿鲁特氏进宫之后，与同治的夫妻感情十分融洽，相亲相爱，相敬如宾。

　　而阿鲁特氏每次见慈禧，她都感觉这位婆婆矜持有余，亲切不足，有太后的架子，没有亲人之间的关切，不管她怎样小心伺候，都不能讨得慈禧的欢心。慈禧见到她，总是气不打一处来，事事找茬。

　　每次，慈禧看到皇帝对阿鲁特氏特别好，便格外地不高兴。于是，就对皇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经常把同治叫到自己居住的长春宫教训一番，甚至有意无意、明里暗里要求同治少去皇后寝宫，多去慧妃的寝宫。这让阿鲁特氏在宫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此后，皇上每次到自己宫里来坐，她都会委婉地劝皇上去咸福宫多陪陪慧妃，同治虽然知道阿鲁特氏的良苦用心，但是一想到自己贵为天子，连喜欢哪个女人都得掩饰，便不由得悲从心生。

　　同治皇帝也着实有几分倔强，偏不依母亲去慧妃那里，干脆谁的寝宫也不去，独自一个人待在乾清宫。这样，母子二人失和，这更让慈禧迁怒于阿鲁特氏，认为是她挑唆儿子不听自己的话，对她记恨在心。

　　有一次，阿鲁特氏陪慈禧看戏，每当看到淫秽的地方时，都要侧过脸回避不看，慈禧对她很不高兴，当面骂她是假正经。阿鲁特氏身边的人劝她要处处讨慈禧欢心，要善逢迎，只有和皇太后搞好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否则于己不利。但是，阿鲁特氏的性格耿直，不善逢迎，她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从大清门迎娶的皇后，只要自己行得端，做得正，没必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有人将阿鲁特氏的话偷偷地告诉了慈禧，慈禧听后，勃然大怒，认为是故意蔑视自己，因而对阿鲁特氏“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

　　同治帝有病，阿鲁特氏心中着急，但不敢去侍奉，怕慈禧责怪。有一次，阿鲁特氏偷着去探望同治帝，流着眼泪倾诉独处宫中、备受虐待之苦。同治帝安慰她说：“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小夫妻的这些话被尾随而来、在外偷听的慈禧听到了，她暴跳如雷，立刻闯进了屋子里，抓住阿鲁特氏的头发，一边打，一边往外拽，竟将一撮头发连同头皮揪了下来，病床上的同治帝欲救不能，又急又气又害怕，竟然昏了过去。慈禧见状，这才饶了阿鲁特氏。

　　在深宫里，可以倾心交谈的人并不多，阿鲁特氏从自己丈夫身上得到了些许的安慰，有时心里甚至暗自揣想：虽然慈禧不喜欢自己，但是能得到丈夫如此的疼爱，就算是死了也值得。

　　1874年农历十二月五日，同治病死，终年十九岁。阿鲁氏唯一的希望也没有了。

　　悲剧命运，被逼惨死

　　皇帝大婚之后，意味着要亲政，这却是慈禧的心病。视权如命的慈禧并不愿意交出权力，儿子虽然是自己亲生的，但她早就感到同治和慈安的关系更密切，在亲政之前就曾联合慈安，悄悄地杀掉了自己最宠爱的太监安德海。皇帝尚未亲政就如此胆大忘形，与自己作对，将来的情况更加难以预料。此次选皇后，同治又和慈安站在一边，新皇后肯定也和皇帝一条心，如果慈安、同治、同治皇后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慈禧越想越生气，气急败坏，就把怨气通通都发到了阿鲁特氏身上。

　　同治英年早逝，十四天后，两宫皇太后发出懿旨：“皇后作配大行皇帝，懋着坤仪，着封为嘉顺皇后。”两月后，阿鲁特氏崩逝于储秀宫，年仅二十一岁。

　　阿鲁特氏因何而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同治去世，皇后哀伤过度，大病不起，并抱定必死的决心拒绝治疗而逝。一种是说同治死的当天，阿鲁特氏就曾吞金自尽，遇救不死，因此这次身死，仍然是自缢，追随皇帝于地下。另一种说法是被慈禧太后迫害致死，慈禧唯恐嘉顺皇后在世，日后会有隐忧后患，决心置她于死地，秘密下令，断绝她的一切饮食，使皇后活活饿死。种种说法，难分真假，但是和慈禧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据传，同治死后，阿鲁特氏大恸大悲，不思饮食，后来发现自己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然而，慈禧对于唯一的儿子留下的遗腹子，也同样恨之入骨，唯恐阿鲁特氏生下皇子，名正言顺地当上太后。自己就再也不能摄政，在慈禧的心目中，权力永远比亲情更重要。

　　所以，在阿鲁特氏已经能进食之后，慈禧依然不许给皇后进膳，阿鲁特氏彻底绝望了，走上自己别无选择的一条自尽路。

　　1875年，也就是同治去世后七十五天，饱经磨难的阿鲁特氏才吐出胸中的最后一口怨恨之气，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走了。阿鲁特氏死后与同治皇帝合葬于惠陵地宫。

　　丧礼隆重，身后遗事

　　阿鲁特氏活着时，慈禧太后对她百般挑剔，死后的丧仪却颇为隆重，和当年的大婚典礼一般。皇后去世的当天，慈禧就派礼亲王世铎领头办理，又加派恭亲王主持，很是大操大办了一场。

　　阿鲁特氏死了，可是她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由于慈禧的怒气并未全消，转而发到了她的父亲崇绮身上。在阿鲁特氏死后不久，崇绮就被免去吏部侍郎的官职，外放出京。后来，因崇绮全不记女儿被慈禧逼死之仇，一味地巴结太后，而复被起用，先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后来调任户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他曾与徐桐等一起主张废光绪帝，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宠任。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他任留京办事处大臣，后在保定自缢而死。崇绮的长子及其全家也继父亲之后自杀身亡。想当初，崇绮中状元、嫁女儿是何其的风光，而最终却不得善终。

　　同治之死

　　花街柳巷中的帝王

　　此时的同治开始广泛出没于花街柳巷，秦楼楚馆。据说他经常到崇文门外的酒馆和妓院中饮酒作乐，“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沉迷于“小说淫词，秘戏图册”中。这个时候，他又认识了王庆祺。

　　这王庆祺本是一世家子弟，英俊潇洒，多才多艺。有一次在广德楼饭庄唱曲儿，恰巧被微服私行的同治遇到，同治大加赞赏，便一见如故，给其加官进爵，原本王庆祺只是个小小的翰林院侍读，骤然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这王庆祺其他本事没有，吃喝玩乐的手段却花样繁多，居然比已故的载澄还高明一筹。这下子同治真是心花怒放，于是与王庆祺朝夕相处，日夜游玩，简直一刻也离不开。

　　有一次，太监给同治送茶，远远就看见同治与王庆祺两人坐在榻上凑在一起津津有味地看一本小册子，状甚亲密，太监心中疑惑，待走近一看，居然是本《秘戏图》。两人看得入迷，连旁边有人都浑然不觉。由是便传出了同治亦好男色的说法。此外也有说同治甚至连宫内太监也不放过的不堪说法：“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

　　同治的身体本来就弱，根本经不起这种醇酒妇人的折腾。很快他就病倒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年仅19岁的同治在养心殿驾崩。

　　因天花而死说

　　关于同治的死因，当时就众说纷纭。根据官方说法，同治是患天花不治身亡。这一点也得到了翁同龢的支持。

　　《翁同龢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同治从发病到病重，最终驾崩的情况，翁同龢根据太医的说法，明确提出同治是患天花而死。而历史研究者通过对清宫档案中保留下来的药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根据一些野史的记载，同治患病之后，宫内外进行了规模浩大的“供送痘神”，恭请“痘神娘娘”进入养心殿接受供奉的宗教活动，由于天花是一种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而满人世居关外，对这种病几乎毫无免疫力，因此大多时候只能听天由命，通过宗教手段，期待自然痊愈。举行仪式时，两宫太后亲赴景山寿皇殿焚香祈祷，祈求列祖列宗的保佑；文武大臣身穿花衣，为皇帝祈福；宫中张灯结彩，贴着驱邪避祟的对联……皇宫内外，锣鼓喧天，乐声震地，好不热闹。

　　根据美国公使的说法，同治所患疾病并非不治之症，若以西医方法诊治，绝无不可医治之理。然而，同治却不得不忍受这些对他身体根本是有害无益的装神弄鬼，最终咽气。

　　而同治死后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似乎也能说明同治死于天花，上联是“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下联是“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

　　然而，这副对联也嘲讽了同治帝生前过于糜烂混乱的私生活，也正是由于如此，不少人对天花致死说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翁同龢的日记，还是太医院的诊疗报告，都有可能是“为尊者讳”，因此不能作为切实的证据。

　　梅毒致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