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无力回天的囚徒皇帝——清德宗光绪帝(1)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载湉

　　属相：羊（1871年）

　　年号：光绪

　　在位：1874~1908年

　　享年：38岁（1871~1908年）

　　庙号：德宗

　　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陵寝：崇陵（清西陵）

　　配偶：3人，皇后叶赫那拉氏

　　子女：无

　　继位人：溥仪（宣统）

　　帝王小传

　　光绪皇帝载湉（1871~1908年），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同治十年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他4岁时同治帝驾崩。载湉父亲奕是道光帝的第7个儿子，母亲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载湉4岁登极，年号为光绪。光绪是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光绪帝在位34年。这34年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光绪元年至十四年（1875～1888年），是他读书阶段；第二段是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889～1898年），是他亲政、支持维新变革阶段；第三段是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年），是他被囚禁阶段。

　　光绪帝亲政之初，接受新思想，富有进取精神，积极支持变法，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满腹屈辱与哀怨的光绪帝在涵元殿病逝，享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青史语录

　　“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

　　——《清史稿·德宗本纪》

　　被抱来的皇帝

　　两宫再垂帘

　　载湉即位，太后垂帘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三十日，同治帝载淳刚刚亲政不到两年就突然得了天花。

　　消息传出，文武百官都非常震惊。天花在当时是不治之症，顺治帝就死于天花。在这种情况下，视权如命的慈禧太后便想在同治帝死后再次垂帘听政，并开始多方面策划。

　　首先，同治帝刚患病七八天，经过御医精心调理，病情已逐渐有所好转，这时慈禧就迫不及待地同慈安太后一起，接连两次在同治帝病榻旁召见军机、御前大臣，示意他们呼吁皇上下令“两宫太后权时训谕”，再次垂帘听政。不久，同治帝便发布上谕，通告臣民从此之后，内外陈奏事件，均由皇太后阅读以后，予以裁定。慈禧就这样在同治帝还未驾崩时，就急不可耐地乘机揽权。

　　同治帝病危之后，慈禧更加毫无顾忌地全面投入了储位之争，想按照她的意愿来选择幼帝，以便再次垂帘听政，执掌清王朝的统治大权。

　　按清代祖宗家法，若皇帝死后无子，则应从皇族近支选一个晚辈的人来继承帝位。同治帝下一辈是“溥”字辈，按惯例，同治帝死后应从“溥”字辈中挑选一人，继承皇位。

　　“溥”字辈中，道光帝长子奕纬的长孙溥伦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因为立溥伦既符合同治帝嗣子的惯例，并且合乎次序。但慈禧为了统揽大权，坚决反对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

　　因为如果那样做，慈禧将会由于她的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虽然地位更加显贵，但已无权势，就不便于再垂帘听政、干预国事了，因此，慈禧极力坚持从“载”

　　字辈中选择嗣帝。

　　在皇室近支中，最有资格入选的“载”字辈应是奕长子载澂，但慈禧因奕和她有矛盾，且载澂当时已经17岁，如立为帝，就要亲政，这样便不利于慈禧揽权，倘若慈禧不归政，又会遭群臣反对，因此慈禧决意不立载澂，而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当时，载湉年仅4岁，即位之后慈禧仍然可以操纵大权，而且其母又是慈禧的妹妹，即使将来皇帝长大成人，还可以让他顺从慈禧，听她摆布。慈禧决定了以后，便暗中预先制定了御用冠服，只待同治帝驾崩之后，就马上把载湉迎入宫中立为皇帝。

　　十二月初五，傍晚时分，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她突然传旨召见王公、大臣，确定立奕之子载湉。

　　载湉继大统之事确定以后，第二天，慈禧便命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商量确定垂帘章程，接着宣布明年改年号为光绪。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载湉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典礼，接受百官朝贺。至此，由光绪帝继承大统，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光绪帝在位前二十年（1875～1894年），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加速过渡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时期。19世纪90年代初年法国经济学家勒鲁瓦·博利厄直截了当地说，“开拓殖民地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扩张”，开拓殖民地是文明国家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各个帝国主义侵略者便加紧了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殖民掠夺，并大量抢占中国领土。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以武力强行占领琉球群岛，并将其改名为冲绳县；光绪九年（1883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光绪十一年（1885年），缅甸被英国完全占领；十六年（1890年），英国强迫清政府承认“它对锡金的保护权”，与此同时不断骚扰中国边境。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西方列强威逼清帝国政府签订了大大小小共90余个不平等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使中国加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大臣诽议慈禧违反祖训，强立载湉为帝，彻底表现了她“利幼君可专政”的政治野心，朝野内外对此反应强烈，虽然人们害怕女后专权的淫威，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仍有一些人通过种种途径，表示了他们的抗议与不满。

　　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当慈禧宣称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之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以后，他立即上奏要求太后公开召集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议，当众下一个定论，以防日后有变。这实际是抗议慈禧选立载湉为帝，而未给同治帝立嗣的做法。上疏之后，慈禧太后传旨把他训斥了一顿。

　　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因不堪慈禧折磨和凌辱，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便自杀身亡，于是御史潘敦俨便以此为借口，上奏要求慈禧赐以美谥，表扬皇后，并发扬其美德。实际上是对慈禧迫害阿鲁特氏表示一种抗议，同时也是间接地对立光绪帝再次表示抗议，结果也被慈禧斥为“糊涂”“谬妄”，而被革了职。

　　广安、潘敦俨二人的奏折只是委婉、含蓄地表达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对慈禧独断专行的不满，行动比较温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仅仅是反对慈禧的一个小小插曲，很快就被慈禧压服了。可是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吏部主事吴可读，在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的时候进行了尸谏，以死来请慈禧为同治帝立嗣，这一壮举出人意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中进士，后来升为御史。他为人正直，从不攀援亲贵。同治十二年（1863年）曾因谈论国事而被降调。

　　当时提督成禄有罪，被押送到京城，刑部定拟罪为斩立决，恭候钦定，而吴可读奏请减轻对成禄的处罚。王、大臣等说他刺听朝政，请皇上为他定罪，同治仅命降调，结果吴可读被降调为吏部主事。同治死后，朝廷明颁诏书，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入继大统，他与广安的想法一样，但方式不一样，因为他看到广安疏奏没有一点用，而且还受到责骂，因此，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方式来进谏。下定决心以后，他每天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一直没有如愿。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他才找到尸谏的时机。这一年闰三月初五，恭奉梓宫安葬惠陵的事务结束后，送葬的队伍返回京师，半路上，在蓟州三义庙歇息。当天人们就看到前来送葬的主事吴可读一直都不吃饭，不喝水，有人好心劝之，他婉言谢绝。晚上，夜深了，悄无声息的时候，人们逐渐地进入梦乡之后，吴可读还是安静地一动不动地坐着。

　　凉气袭来，他依然稳如磐石。只见他闭目很久之后，对着惠陵的方向连连遥拜，从怀中掏出前天夜晚草拟的奏疏，缓缓地放到桌子上，然后又提笔写下了几个大字：“请吏部堂官代奏。”办完所有的事情以后，他又提笔作一首绝命诗：“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思所，惠陵风雨蓟门东。”写完之后，把诗放到了奏疏之上。最后，他拿起早已预备好的毒药，慢慢地送入了口中，吞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当人们推开吴可读的房门时，见他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安祥地睡着，脸上带着一丝苦涩的笑。人们看到了桌子上的那张纸条，才恍然大悟，原来吴主事早已抱定死志了!

　　回到京师后，吏部长官遵从吴可读的遗嘱，代他将奏折呈给两宫皇太后。

　　慈禧仔细读完吴可读的奏折，虽然不太高兴，但她感到这的确是公忠之义，所以这一次她并未发怒，只是下达懿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随后又用朱笔在其奏折中写下八个大字：“以死建言，孤忠可悯。”

　　吴可读以死相谏一事，轰动了朝廷内外，人们议论纷纷。同吴可读同年中进士的一些人，特为吴可读于文昌馆设祭，并献上挽联以表悼念。

　　朝中大臣也有一些反应，他们有的口头议论一下，有的则上奏点评。有的认为吴可读的死是没有意义的，他以死进谏其实是一种“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的举动。有人认为吴可读虽一片忠心，但其死则是由于过分忧虑造成的。

　　各大臣就此事纷纷上奏两宫皇太后，慈禧会同慈安分析综合各大臣的意见后决定应赶快结束此事，于是特颁懿旨宣示文武百官：两宫传下懿旨，吴可读便按五品官厚葬，抚恤其家人，并根据其遗嘱把他葬到蓟州。吴可读的奏折被收在毓庆宫，只能作为后世的档案，供后人观瞻，三义庙的血算是白流了，最多不过引起人们的一些哀怜罢了。

　　夺权军机处

　　军机处内的斗争

　　光绪初年的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为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有文祥、宝鋆、李鸿藻、沈桂芬、景廉，除景廉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学习入值之外，其余的都是同治朝的老班底。

　　同治朝的军机处，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奕的亲信。文祥，字博川，号文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咸丰八年（1858年）便已经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第二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咸丰帝在逃亡之前下命文祥署步军统领，随同奕办理议和，是奕议和期间的主要得力助手，两人由于政见一致，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联合上奏，从此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友谊。文祥“操守狷介”，在处理政务上“尤持大体”，是奕在军机处的主要助手，其后因病于光绪二年（1876年）去世。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进士，咸丰朝时曾先后担任礼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会办京城巡防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打算出逃时，军机以下各衙门官员联合上疏对咸丰进行劝阻，该奏疏便是由宝鋆起草主笔的。后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咸丰最终还是出逃，在出逃之前，他命令户部将国库库存银两解往热河，宝鋆以死相争，坚决不肯将国库银两交出去，咸丰帝盛怒之下欲“置之重辟”，宝鋆仍“毅然不挠”。咸丰帝逃亡热河后，清廷出现留守京城奕集团与热河行在肃顺集团两个阵营时，宝鋆又坚定地站在了奕的这一边，两人的关系从此极为融洽。辛酉政变成功后，宝鋆一下子便从以五品衔署户部侍郎之职升迁到了军机大臣，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被奕“倚为左右臂”。而宝鋆则遇到政务问题，唯奕之意行事，是奕政治上的忠实追随者。

　　而同治初年的其他军机处成员，李棠阶也“结欢恭亲王”，因此军机处完全处在了奕的掌握之中，清王朝的军国要政，“凡事由（恭亲）王作主”，军机处所拟奏的谕旨，慈禧只有偶尔的情况下才能对之稍作更动，因此人们议论清代的军机处时，认为军机处的作用一向只是承示传达皇帝的旨意和命令，向来都没有实权，只在恭亲王奕时代，才稍略有了一点实权，就是指的这一点。

　　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罢黜奕，对此军机大臣全都表示反对，并上疏挽留，这使慈禧认识到，让军机处完全掌握在奕手里是个失策。于是她便在同年借军机大臣李棠阶病死之机，将李鸿藻调派入军机处，命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到第二年三月时又任命其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而利用李在军机处内对奕进行牵制，以操纵军机处。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荪，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咸丰十年（1860年）其入值上书房，担任大阿哥的老师。同治帝即位后，其又入值弘德殿，与倭仁、翁心存一起为帝师。与翁、倭一样，李鸿藻也喜欢谈论朱子语录，这三个人以帝师的身份，在上登高疾呼，“朝士遂从而攻王陆之学”。而执掌政柄的奕在强调以礼立国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敢于对儒家传统的治平之道进行突破，主张学习西方，倡导以编练军队制造器械为内容的洋务运动，这引起了李鸿藻、倭仁等顽固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双方因此成见日深。

　　同治六年（1867年），前任山西巡抚沈桂芬也进入军机处。当时文祥多病，宝鋆只主持大体事务，而沈桂芬由于与奕政见相同，与宝鋆又交情日益融洽，因此遇到要起草或拟定谕旨，或对章奏作出批示答复时，大多由沈桂芬“主笔”。所谓“主笔”就是当事的意思，当时的人们甚至有认为沈桂芬才是掌握朝政的那一个人，而李鸿藻则为“打杂军机，拟稿而已”。作为帝师的李鸿藻当然不肯服气，再加上两人政见上又相异，沈以“谙究外情”着称，是个洋务派，李则属顽固派，故此李凡事都不肯与沈配合，两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便日益深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