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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绵里藏针,柔中带刚透(4)

  江北的曹操,正在大寨中与诸将等待消息时,黄盖的密信送到。信中称:因周瑜关防甚严,黄盖一时无计脱身。巧遇鄱阳湖运粮船队到寨,周瑜遂命黄盖巡逻,这才有了出营的机会。于是,定于当晚二更来降,插着青龙牙旗的船队就是来降的粮船。曹操见书大喜,与诸将来到水寨的大船之上,专等黄盖到来。

  黄盖座船的大旗上,写着“先锋黄盖”四个大字。他指挥着诈降的船队,趁着呼呼的东南风向北岸疾进如飞。当曹操看到黄盖的船队远远驶来时,高兴异常,认为这是老天保佑他成功。但曹操的部下程昱却看出了破绽,他认为满载军粮的船只不会如此轻捷,恐怕其中有诈。

  曹操一听有所醒悟,立即遣将驱船前往,命令黄盖来船于江心抛锚,不准靠近水寨。但为时已晚。此时,诈降的船队离曹军水寨只有二里水面,黄盖大刀一挥,前面的船只一齐放火。各船的柴草、鱼油立即燃烧起来,火乘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冲入曹操水寨。曹军战船一时俱燃,因各船已被铁锁连在一起,所以水寨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又迅速地延及北岸的曹军大营。危急中,曹操在张辽等十数人护卫下,狼狈换船逃奔北岸。孙刘的各路大军乘胜同时并进,曹军被火焚水溺、着枪中箭而死的不可胜数,曹操本人也落荒而逃。周瑜、黄盖的“苦肉计”至此取得重大成果。

  用无形的手制服对手

  汉代的朱博本是武将出生,后来调任左冯翊地方文官。他利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制服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人名叫尚方禁。他年轻时曾强奸别人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不但没有被革职查办,反倒被调升为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真是岂有此理!就召见了尚方禁。尚方禁心中七上八下,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疤痕,就让侍从退开,假装十分关心地询问究竟。

  尚方禁做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请求朱博的原谅。他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会效力吗?”

  于是,朱博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这次的谈话内容,要他有机会就记录其他官员的一些言论,及时向朱博报告。尚方禁俨然成了朱博的耳目。

  自从被朱博宽释并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铭记在心,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强奸等犯罪案,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于是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又过了一段时期,朱博突然召见那个当年收受尚方禁贿赂的功曹,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的事全部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那功曹早已吓得像筛糠一般,只好提起笔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的事,看了功曹写的交代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裁决。从今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拔刀,吓得两腿一软,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不住地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将其撕成纸屑扔了。自此后,那位功曹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打蛇打七寸,抓刀要抓刀柄,制人要拿把柄。要让人受制于己,就要抓住别人的短处和把柄。智者在对手身上发现了弱点,从不会轻易放过,而利用其弱点“拿住”他为我所用。

  在博弈中脱离被动,掌握主动,进而牵制他人

  刘秀当上东汉开国皇帝后,有一段时间很是忧郁。群臣见皇帝不开心,一时议论纷纷,不明所以。

  一日,刘秀的宠妃见他有忧,怯生生地进言说:“陛下愁眉不展,妾深为焦虑,妾能为陛下分忧吗?”刘秀苦笑一声,怅怅道:“朕忧心国事,你何能分忧?俗话说,治天下当用治天下匠,朕是忧心朝中功臣武将虽多,但能治天下的文士太少了,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行呢?”

  宠妃于是建议说:“天下不乏文人大儒,陛下只要下诏查问、寻访,终有所获的。”刘秀深以为然,于是派人多方访求,重礼征聘。不久,卓茂、伏湛等名儒就相继入朝,刘秀这才高兴起来。

  刘秀任命卓茂做太傅,封他为褒德侯,食二千户的租税,并赏赐他几杖车马,一套衣服、丝绵五百斤。后来,又让卓茂的长子卓戎做了太中大夫,次子卓崇做了中郎,给事黄门。

  伏湛是著名的儒生和西汉的旧臣,刘秀任命他为尚书,让他掌管制定朝廷的制度。卓茂和伏湛深感刘秀的大恩,他们曾对刘秀推辞说:“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为汉室的建立未立寸功,陛下这般重用我们,只怕功臣勋将不服,于陛下不利。为了朝廷的大计,陛下还是降低我们的官位为好,我们无论身任何职,都会为陛下誓死效命的。”刘秀让他们放心任事,心里却也思虑如何说服功臣朝臣,他决心既定,便有意对朝中的功臣们说:“你们为国家的建立立下大功,朕无论何时都会记挂在心。不过,治理国家和打天下不同了,朕任用一些儒士参与治国,这也是形势使然啊,望你们不要误会。”

  尽管如此,一些功臣还是对刘秀任用儒士不满,他们有的上书给刘秀。开宗明义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之意,奏章中说:“臣等舍生忘死追随陛下征战,虽不为求名求利,却也不忍见陛下被腐儒愚弄。儒士贪生怕死,只会搅动唇舌,陛下若是听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又有何助呢?儒士向来缺少忠心,万一他们弄权生事,就是大患。臣等一片忠心,虽读书不多,但忠心可靠,陛下不可轻易放弃啊。”

  刘秀见功臣言辞激烈,于是更加重视起来,他把功臣召集到一处。耐心对他们说:“事关国家大事,朕自有明断,非他人可以改变。在此,朕是不会人言亦言的。你们劳苦功高,但也要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如一味地恃功自傲,不知满足,不仅于国不利,对你们也全无好处。何况人生在世,若能富贵无忧,当是大乐了,为什么总要贪恋权势呢?望你们三思。”

  刘秀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逐渐对功臣封侯。封侯地位尊崇,但刘秀很少授予他们实权。有实权的,刘秀也渐渐压抑他们的权力,进而夺去他们的权力。

  大将军邓禹被封为梁侯,他又担任了掌握朝政的大司徒一职。刘秀有一次对邓禹说:“自古功臣多无善终的,朕不想这样。你智勇双全,当最知朕的苦心啊。”

  邓禹深受触动,却一时未做任何表示。他私下对家人说:“皇上对功臣是不放心啊,难得皇上能敞开心扉,皇上还是真心爱护我们的。”邓禹的家人让邓禹交出权力,邓禹却摇头说:“皇上对我直言,还有深意,皇上或是让我说服别人,免得让皇上为难。”

  邓禹于是对不满的功臣一一劝解,让他们理解刘秀的苦衷。当功臣们情绪平复下来之后,邓禹再次觐见刘秀说:“臣为众将之首,官位最显,臣自请陛下免去臣的大司徒之职,这样,他人就不会坐等观望了。”

  刘秀罢免了邓禹,立刻让伏湛代替邓禹做了大司徒。其他功臣于是再无怨言,纷纷辞去官位。他们告退后,刘秀让他们养尊处优,极尽优待,避免了功臣干预朝政的事发生。

  在某些方面,该放的就要放;而在另一些方面,该收的也一定要收。收放结合,才能把人牢牢制住。

  奋力对抗不如将计就计

  官场险恶,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貌似消极,但其实却是一种知晓进退的智慧。

  王秀之,字伯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他小时候就深受家中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他的祖父王裕,曾任南朝刘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父亲王瓒之,曾任金紫光禄大夫。

  王裕当官的时候,徐羡之、傅亮是朝中权臣,王裕却不与他们往来。后来,徐羡之、傅亮因权重被皇帝所杀,王裕没有受到牵连。

  王裕辞官后,隐居吴兴,给他的儿子王瓒之写信说:“我希望你处于与人无争无竞之地。”王瓒之遵循父亲的教导,虽然做到了工部尚书这样的官,却始终没有巴结一个朝中权贵。父祖的影响、家庭的熏陶使王秀之也养成了一种不媚上、不贪利的品格。

  南朝刘宋时,王秀之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当时褚渊任吏部尚书,深受宋明帝的信任,百官也非常敬佩他。每次朝会,公卿官僚以及外国使节,无不对他延首目送。

  褚渊看到王秀之气度优雅,神情秀逸,很是喜欢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吏部尚书在当时专管官吏的考核、奖惩、提拔,权力很大。做吏部尚书的女婿,正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王秀之却不肯为了升迁而违背家训,因此没有答应。于是,他长期只是担任下级官吏。

  后来,王秀之做了太子洗马,桂阳王刘休范想征召他任司空从事中郎。当时正值明帝刚死,刘休范自认为是宗亲长者,想要争夺到辅佐大臣这个职位。可是辅佐大臣这个职位最终落入他人的手中。刘休范心里满怀着怨恨,于是在自己的驻地招募勇士,修缮器械,广罗士人,准备起兵反叛。

  王秀之察觉到刘休范的反叛意图,他知道刘休范迟早要起兵造反,于是他就推说自己有病,没有应召前往。

  刘宋末年,王秀之担任晋平太守之职。晋平这块地盘很富裕。在这里当官的人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油水很多。可是王秀之在这里刚刚任职满一年,就对别人说:“这个地方很富饶,我已经在这里得到很多好处了。我所得到的俸禄已经足够了。怎么能够长久地停留在这里做官而妨碍国家招纳贤士呢?”

  他于是上表朝廷,请求让别人来代替自己,被人称为“恐富求归”的太守。南朝萧齐时,王秀之担任太子中庶于、吏部郎,又出任义兴太守,迁职为侍中祭酒,后来又转任都官尚书。

  在他担任尚书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王俭,但是王秀之从来就没有与王俭过分亲密。

  做人处事,最难修炼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为的痕迹太重,很容易事与愿违。王秀之的可贵之处在于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无论是做小官还是赴重任,都不卑不亢,不媚上、不欺下,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权力场上变化无常,欲免于忧患,应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情。权力常常是求而不得,不求却自然而来。“与人无争”说到底是智慧的“退”,而“无人能与之争”则是聪明的“进”。

  修炼自我,避免掉进受人摆布的陷阱

  南宋高宗时,秦桧久居相位,炙手可热。朝廷内政外交,均为秦桧所把持,在外人眼里,高宗对秦桧可谓宠信无比,毫无猜忌了。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由于秦桧长期专权,他的党羽遍布朝野,各要害部门均被其心腹掌握,甚至高宗身边的贴身侍从和御医都是秦桧的人,他们随时把高宗的一举一动向秦桧报告。

  如此局面,高宗既恨且怕。他深知如若对秦桧采取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举妄动,何况秦桧有金人作后台,更是令他棘手,心有余悸。他进退不能,深悔先前轻信重用了秦桧,现在,他只能把仇恨压在心底,对其严加防范了。

  每次上朝,高宗都在靴子中暗藏一把短刀,以作防身之用。秦桧所进献的美食,他佯做收下,暗中却统统丢弃。有病用药之时,他总是令人先尝,直待确认无毒才敢服用。长此以往,他始终不敢大意,以至不知内情的妃嫔们还以为他得了怪病。

  公元1155年,66岁的秦桧重病在床,他自知大限将至,于是希望能让儿子秦熹接掌相位。眼见秦桧将死,高宗心头窃喜,为了防备万一,他仍是装出对他十分关爱的模样,不仅派人送医送药,慰问有加,还在秦桧临死的前一天,亲自驾临秦府,探视病情。

  秦桧见高宗亲至,挣扎着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高宗,无奈他虽有一口气在,却是已经说不出话了。秦熹自知父亲的心意,于是向高宗探询将来由谁任宰相,高宗冷冷作答:“此乃国家大事,你根本就不该打听。”

  离开秦府的当晚,高宗下了决心,命人起草诏书,解除秦桧祖孙三人的一切职务。第二天此诏公布天下,秦桧得知此事,当天夜里便急火攻心,哀嚎而死。高宗闻讯大喜,如释重负,他拔出靴中的短刀,丢在地上,大声说:“老匹夫已死,朕再也用不着这个东西了。”

  人的自私和贪欲,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为别人着想。既使有人肯为别人牺牲,那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何况人随时在变。更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由此看来,相信自己才是根本。对人保持防范之心实属必要。不轻信别人便不会失去自我,任人摆布;对人设防便不会毫无准备,无力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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