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 《四十一炮》是莫言的一本长篇。以九十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人性的裂变，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 本书曾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身体已经长得很大、精神心理却仍旧停留在少年时代的主人公罗小通狂欢化的诉说，重构了人生的少年时光，抒写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揭示人性的裂变的同时，写出了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茫。
小说的副线是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使整部小说在实和虚的场景不断变换、扑朔迷离、曲折迂回，又一次近距离地回看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

《四十一炮》以“癫狂”“诉说”和“复式结构”，在“魔幻现实主义”氛围营造中，创造出一种“狂欢化”、开放型的小说艺术形式。
作品采用莫言惯用的“儿童视角”。主人公罗小通是一个吹牛撒谎的“炮”孩。莫言让他承载起民间文化“无礼的游戏”、讽刺性模拟、俗俚妙语、发散性思维等“众声喧哗”的特质，使“诉说”在民间诙谐文化的沃土上生成了深刻的哲学认识论和人类文化学意义。正如《檀香刑》以“猫腔”为腔调，《四十一炮》中“炮孩子”的“诉说”成为全书主线：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解构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主体，使“言说者”成为“话语”工具，就连阅读主体也只能随着语流起伏前行。应当说，这是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但是“这个”罗小通的“说书人”角色与“听众”大和尚，又与中国传统“口口相传”的民间话本文学相通。于是，跨时空的错位对接，使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与民族性、传统性与(后)现代性的融通感。不管是有意运用还是无意实施，《四十一炮》的叙事手法在客观上实现了“古今中西”的结合。莫言在后记中谈到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对他“讲故事”手法的启发。有人怀疑《四十一炮》有模仿《铁皮鼓》之嫌。其实比较两部作品就会发现，二者大异其趣：内容完全不同自不待言，人物塑造则“反其道而行之”：罗小通身体长大而精神滞留在童年；而奥斯卡·马策拉特却是一个身体拒绝长大而智商相当于普通人三倍的侏儒。
君特·格拉斯对莫言的影响，主要在于精神方面。君特·格拉斯“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最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莫言则力图通过一个孩子的“言说”找回童年，找回梦里故乡，找到他表达精神“乡愁”的方式。正如写在书封上的那段话：“看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是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虽然莫言惯于运用儿童口吻，讲述儿童视角里的社会人生，但“罗小通”这样一个“多旋律织体”的“杂语者”，在莫言作品中前所未有。在叙述过程中，罗小通创造了一个少年，他童年缺失的东西都在他的叙述中得到了满足，他用叙述挽留自己的少年，圆满自己的少年，实现自己的少年。
莫言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结构手法非自《四十一炮》开始。1984年莫言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只看了不到十万字，就“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创作了《红高梁家族》。而《檀香刑》开篇第一句“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爹的手里”，则毫无疑问来自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篇语……莫言在小说形式上的“仿戏”恰恰说明他善于寻找突破口，同时也具有了世界性眼光，只有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这样的借鉴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