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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入梦第八部分

 8

 
太慢了!梅城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太慢了!
 
临近的长洲县已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还等什么?天地翻覆,光阴流转,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革命不是老牛破车,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长江对岸的甸上乡,如今已改名东方红人民公社。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所到之处,红旗翻卷如海,歌声响彻云霄,人民群众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无比自豪,无比幸福,无比激动!啊,小鸟在歌唱!饿死几个人怕什么?我们有六亿人,才死掉十来个,能算个什么事?死了几个人,我们就驻足观望啦?就止步不前啦?就被吓破了胆了吗?
 
可是让我们来看看梅城。梅城县党委一班人,脑子里生了锈,思想上长了霉,爬满了白蛆。看来得用铲子铲一铲,用刷子刷一刷,用砂子磨一磨,还要用“666”药水喷一喷,彻底地消消毒,非得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脱胎换骨的功夫不可……
 
从夏庄集市上买回来的那两只泥人,由于吉普车长途颠簸,到了梅城,谭功达就发现碎了一只。可他吃不准碎掉的究竟是送给白小娴的那一只,还是送给姚佩佩的那一只。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从梅城回来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和小娴联系了。白庭禹瞒着自己安排他的侄子白小虎代理乡长这件事,给了谭功达太大的刺激。高麻子说他手伸得太长,看来的确如此。假如他和白小娴结了婚,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日后许多事情就说不清了。白庭禹那么热心地掺和他和小娴的事,也并非没有他的深思熟虑。他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白庭禹。直接摊牌当然不行,白庭禹这个人,成天笑嘻嘻的,像个泥鳅一样滑,城府极深,往往是你开口还没说上两句话,他已经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不会给你留下任何把柄。
 
谭功达把白小娴晾了几个星期,小娴的激烈反应大大出乎谭功达的预料。这也再一次让他认识到,恋爱这件事是多么的诡异复杂!谭功达沉默了两三个星期之后,小娴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会,一连三次,谭功达都硬着头皮拒绝了。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冷漠和鲁莽反而点燃了对方的激情,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她开始隔一天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到了后来,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封。最后,她寄来的信中标明了写信的具体时间。有时一封信上竟有六、七个小段,分别是在六、七个不同时段里写成的。
 
仔细研究她的来信,谭功达很容易计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从凌晨到午夜,除了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外,她竟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写信。而且谭功达还这样设想,白小娴用来睡觉的那四五个小时,说不定也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或者因为思念过度而泪不能禁……这样一路想下去,虽说对小娴的处境有几分担忧,但自己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去办公室上班,姚秘书将电话记录单递给他看,竟然十有八九是从文工团打来的。到了六月底,文工团的团长本人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说白小娴近来神思恍惚,目光呆滞,似乎受到了什么巨大刺激。而且,据她宿舍的同学反映,她和谁都不说话,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最近又威胁说要绝食,不知怎么搞的。接完电话,谭功达的整个身子都软了。静下心来一想,自己的行为太孩子气了。心里对白庭禹有气,却去如此残酷地折磨一个无辜的女孩,这算是他娘的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自己也没说过跟人家一刀两断,这样不清不楚,弄得人家寻死觅活的,实在不是个事。因此谭功达就打算约白小娴好好谈一次,可他又担心他与白小娴一见面,小娴泪眼婆娑这么一哭,自己说不定又要把持不住。
 
他想给她写封信。可是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撕,撕了又写,到天亮还没写完。一想到这么一个活泼美丽的女孩子从此以后与自己形同陌路,想着就有点揪心。看起来是在写一封信,实际上是在跟生命中什么最珍贵、最隐秘的东西彻底诀别。他把白小娴的信找来仔仔细细地读了又读,最后自己也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说,这么一闹,他倒是明白了对方的真心。他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又记起高麻子在河边跟他说过的那番话来,他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佩佩那张脸来。要是小娴换作了姚佩佩,那情形又将如何?他被自己的这个丑恶的念头吓得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往窗外一看,原来天已经大亮了。要是世上没有女人,没有复杂的男女之情,那该多么太平!桌上摆着的那个小泥人,正冲着他笑。
 
第二天上午,谭功达找了几个科委的年轻干部谈话,商量“村村通公路”的计划。随后,他又去了沼气试验站,听取了攻关小组的汇报。回到办公室,发现楼上楼下空无一人,这才想起来,今天原来是礼拜六。他打算早点回家,好好睡上一觉。走到大门口,迎面看见老徐穿着一件白背心,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顶着炎炎的烈日,从外面走进来。
 
“我是特为来找你的,”老徐道:“家里来客人了。”
 
“什么客人?谁来找我?”
 
“还会是谁呢!”老徐向他诡秘地一笑,又拍了拍自行车的后座,道:“你坐我车后头,我驮你回去。
 
谭功达跳上老徐的车,俩人弯弯扭扭地走了。老徐告诉他,白小娴吃中饭的时候就来了,进不了门,就站在院子外面的毒太阳底下。“我们家那位劝了她半天,让她到我家来喝杯茶,她也不搭理我们。只是一个人站在那抹眼泪,一边哭,还一边用脚去踢那院门。我们家那口子就劝她:‘你这傻孩子,踢了这半天的门,没人应答,分明是县长不在家。门踢坏了倒也不要紧,你的脚就不疼吗?’可那丫头性子也真是倔,把眼一瞪,对我家那口子道:‘我就喜欢踢门玩,你管得着吗?’”
 
老徐一边喘着气,一边哈哈大笑。
 
两个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西津渡外的河道边。刚过了石桥,透过一片开花的合欢树林,谭功达果然看见白小娴站在院门外的篱笆边。这时她早已不踢门了,只是在糟蹋那篱笆上的枸杞花。那些紫蓝的花朵被她一朵朵地揪下来,扔在地上,用凉鞋碾得稀烂。到了家门口,谭功达刚跳下自行车,老徐紧踩了几脚,一弓身,早跑没影了。
 
白小娴身穿一件杏黄色的
 
连衣裙,身上斜挎着一个印有“
 
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书包。满脸泪痕汗渍,头发湿漉漉的,一绺一绺搭在额前,眼睛都哭红了。她一见谭功达,那可爱的小鼻子不住地翕动着,歪着头,梗着脖子,斜着眼睛,一字一顿对他道:“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谭功达正想解释,白小娴又吼道:“为什么不接电话?!”
 
谭功达笑了笑,开了门,就要拉她进去,白小娴用力把他甩开了。
 
“你混蛋!”她叫了一声,又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谭功达抓耳挠腮,哭笑不得。他看见四周的墙角,树下,草垛后面,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探头探脑。老徐的爱人也在自己的院子里垫着脚,伸着脖子,朝这边张望。可谭功达朝她一看,那脑袋又缩回去了。
 
“有话我们进屋去说,”谭功达低声下气地笑道,“在这儿叫邻居们看了笑话。”
 
“我就不进去!”
 
“那你先别哭了,我去给你打点水,洗洗脸。”
 
“我就不洗!”
 
“你若实在不愿意进屋,咱么就找个荫凉地儿呆着,也好说话。”
 
“我就不去!”
 
谭功达见她频频使用这个“就不”句式,明明是在耍小孩子脾气。虽说有些尴尬,心里却一点都不着急,反而觉得这孩子越是横眉怒目,越是逗人怜爱。过了半晌,他凑到小娴跟前,轻声问她:“那你就一个人在这儿站着?”
 
“我就不站!”
 
“你就不站,莫非你想躺下来吗?”谭功达说。
 
白小娴知道自己被他绕进去了,“噗”的一声先笑了起来,抡起小拳头,叮叮咚咚的在谭功达胸前好一顿乱砸。谭功达顺势搂着她,两个人跌跌撞撞进屋去了。邻居们一看好戏收场,也都悻悻地散了。
 
进了屋,白小娴就找个小板凳坐下,依旧噘着嘴不理他。谭功达只得蹲在地上跟她说话。他转到右边,小娴的身体就别向左边,谭功达没法,只得起身去替她打了一桶井水,搓了一把湿毛巾,拿给她。小娴擦完脸,顺手又把脖子擦了一遍。谭功达赶紧要替她把身上那背着的书包给取下来,那白小娴忽然将手中的毛巾往水桶里一丢,一把拽住谭功达的手,仰着脸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结婚?”谭功达就像触了电似的,“你不是说过些年,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再结婚吗?”
 
白小娴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一头撞在谭功达怀里,把毫无防备的谭功达撞得后退了好几步,“我不管,我们这就结婚!立刻!立刻就结婚,马上!”
 
小娴把头埋在他怀里:“我再也不放过你了。”
 
她的身体那么小,那么柔软,而且颤抖得那么厉害!谭功达紧紧地搂着她,白小娴唧唧咕咕地在他怀里不知说些什么,谭功达一句也没听懂。他将她搂得那么紧,又担心把她勒坏了,就把她的脸捧起来。小娴已经闭上了眼睛,嘴里有一股婴儿的奶味,白皙的额头上叫太阳晒得起了一层痱子。谭功达用嘴唇碰了碰那痱子,把自己发过的种种毒誓抛到了九霄云外,怎么也无法压抑住心脏的狂跳。谭功达啊谭功达,谁他娘的能想到,你也有今天哪!在这一刻,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已经提前实现,因为他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所有的焦虑不安都烟消云散。可白小娴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珠骨碌碌转动了几下,轻轻地把谭功达推开。她红着脸,跑到桌边的一张藤椅下坐下,把气息调匀。谭功达随后跟了过来,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可小娴把他的手拿开了,突然转过身来,狐疑地看着他道:
 
“不激动。”
 
“你说什么?”
 
“你刚才吻我的时候,我怎么一点也不激动?”白小娴怔怔地看着他,“怎么跟我想像的不一样?”
 
“不激动,这就对了。”
 
谭功达耐心地开导她,“《牛牤》那本书中说,凡是真正的爱情,庄严而神圣,都显得十分平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激动。反过来,如果说你激动了,那就说明这不是真正的爱情,懂了吗?”
 
小娴听他这么一解释,立刻笑了起来,连声道:“我懂了。我懂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谭功达,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东西,谭功达想了想说,他不记得了。
 
“有没有吃洋葱?”
 
“吃过的,吃过的,”谭功达拍了拍脑门,笑道。
 
“以后不许你吃洋葱,还有大蒜,韭菜,而且……”白小娴翻着白眼,想了想,接着道:“而且每顿饭后都要刷一遍牙。”
 
谭功达马上就答应了。白小娴又给他约法十章,她说,这十条都是她晚上睡不着觉时,一个人在床上想出来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不回信!
 
谭功达一听就笑了:“要是结了婚,我们整天在一块,你还写什么信呢?”
 
白小娴想了想,就把这条删去,补上了不许吃洋葱这一条。谭功达一一依允,还和她拉了拉钩。
 
“好了,没事了,”白小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忽然道:“告诉我,肥皂在哪儿。”
 
“你要肥皂做什么?”
 
“给你洗衣服呀!”
 
谭功达找来一块肥皂,小娴就将他扔得满地都是的脏衣服,鞋子,袜子,袖套,一古脑地装在脚盆里,端到井台上去洗。谭功达仍有些晕乎乎的。他甚至来不及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世界几乎在瞬息之间就完全变了样。他依依不舍地跟着小娴往井台上一蹲,看着她洗衣服,小娴却道:“你去干你的事吧。”
 
为了不扫她兴,谭功达乖乖地进了书房。拿起一本书来正要翻看,白小娴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你的刷子在哪儿?”于是谭功达又出来帮她找刷子,两个人走到门后面,谭功达又把她轻轻地抱住了。过了半天,白小娴再次抬起头来,对他道:“我现在有点激动了,头还有点昏,这又是怎么回事?”
 
“在真正的爱情中,偶尔有点激动,是被允许的。”
 
这天下午,两个人都像丢了魂似的。分开不到一会儿,又会自动地凑到一起。很快,他们就认认真真地商量起今年春节订婚的事来。
 
白小娴在井边一直折腾到太阳落山,总算把谭功达的衣服鞋袜都洗了出来,可挂到晾衣绳上一看,谭功达刚做的一件白衬衫早已被染成了深蓝色。
 
“我也不知怎么弄的。”白小娴皱着眉头,望着他。“没关系,你就只当是做了一件蓝衬衫吧。”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刚走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白小娴打来的,她问谭功达昨晚是几点睡的?想不想她?早饭吃了什么?都是一些琐碎的磨嘴皮子的事。谭功达压低声音,叽里咕噜地跟她聊了半天,那边才把电话挂了。可没过半小时,白小娴再次打来了电话,问他的身高。
 
“一米七三,”谭功达笑道:“你问这事干什么?”
 
“这你就别管了。”白小娴说。
 
这天上午,她一连打来五个电话,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谭功达知道,文工团只有一部电话机,白小娴要给自己打电话,必须去团长办公室。她如此频繁地占用这部电话,干扰团部的工作不说,传出去影响也不太好,便委婉地告诫她:“你三番五次地去团部打电话,你们领导还怎么工作?”
 
白小娴嘻嘻地笑了一下,说:“没关系的,团长说了,只要我愿意,爱怎么打怎么打,那部电话归我管。”
 
“那你不是要耽误练功吗?”
 
白小娴说:“我们换教练了。原来的秃头教练调回省城了,新教练还没来,团长安排我们义务劳动,在院子里除草。不过,团长说了,我不必参加。”
 
放下电话,谭功达瞧见姚秘书双手捂着耳朵,心烦意乱的,脸上愀然不乐。他看了看表,已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就问姚佩佩,是不是一起去食堂吃饭?姚佩佩头也不抬,嘟哝道:“您自个去吧。我待会再来。”
 
谭功达吃完饭,从食堂回来,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楼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一定是小娴。他心里一着急,便三步并作两步,蹬蹬蹬的朝楼上猛跑,到了二楼的拐弯处,碰见姚秘书正从楼上下来,便咧开嘴冲她笑了一下。姚秘书将身体侧过去,紧紧贴着墙壁,以便让心急火燎的谭功达通过,鼻子里却冷不丁地“哼”了一声,说道:“小心,别闪了腰!”
 
明摆着是冷嘲热讽,可谭功达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冲进办公室,扑到电话机前,一把就将话筒提了起来。
 
“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白小娴道,“猜猜看,是什么?”
 
谭功达喘息未定,一连猜了七八次,都没猜着。
 
“我在团部附近的裁缝铺给你做了一件新衬衫,”白小娴咯咯地笑着,“昨天我把你的衬衫弄花了,就算是我赔你的吧。”
 
谭功达不禁心头一热:这白小娴,平常大大咧咧的,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可一旦谈起恋爱来,心思却极细,他觉得心里很受用。白小娴又问他有没有刷牙,谭功达说他刚吃完饭,还没顾得上。
 
“别的事可以放一放,牙是一定要刷的。”白小娴再次叮嘱道,“明天晚上我能不能来你家,把新做的衬衫拿给你试试?”
 
他们俩原来约好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的,可只过了一天,白小娴就变了卦。
 
“怎么不行!就是今天晚上也行阿。”谭功达笑道。
 
“今天可不行,晚上团里有一个欢迎会。”白小娴说,“再说了,衬衫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做出来。”
 
两个人又东拉西扯的说了会闲话,直到姚秘书从食堂回来了,谭功达才想到要挂电话,可小娴还是意犹未尽,再次叮嘱道:“刷牙的时候要顺着牙缝从上往下,或是从下往上,一点一点地刷,不能让牙刷横着拖,那样是会损坏牙龈的。”
 
“刷牙谁不会?难道还要你一点点的教吗?”谭功达嘿嘿地笑道,“好了好了,挂了吧,有事明晚见面再说。”
 
谭功达放下电话,便站起身来,对姚佩佩道:“佩佩,你的牙缸能不能借我用一用?”
 
姚佩佩蓦地一愣,像是没有听懂他的话,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半天,这才摇了摇头,苦笑道:“人家苦口婆心教你怎么刷牙,难道就忘了教你最起码的卫生习惯吗?这牙刷怎么能两个人一起用呢?新鲜!”
 
“怕什么,”谭功达道,“我又不会用坏你的。”
 
姚佩佩被他纠缠不过,最后只得将窗台上晾着的牙缸递给他,笑道:“你要实在不嫌我脏,就拿去用吧,我明天再从家里带一套新的来就是了。”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家中苦苦守候到半夜,也没等到白小娴半个人影。难道是自己把时间记错啦?还是裁缝铺没有把新衬衫做好?他把每一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最后导致了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来县里上班,不时地瞥一眼搁在茶几上的电话机。说来也奇怪,整整一天,白小娴连一个电话也没打来。随后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白小娴就像突然从人间消失了似的,杳无音讯,弄得谭功达神形倦怠,度日如年。为了不至于错过小娴的电话,他连中饭也不去食堂吃了,而是让姚秘书给他捎回来。即便是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也要向姚秘书盘问半天,问她有没有文工团来的电话,最后把姚佩佩弄得烦透了,挖苦道:“你自己往文工团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就像热汤浇了蚂蚁窝,大火烧了蜂房似的,何必呢!”
 
一句话噎得他青筋暴突,又拿她无可奈何。
 
好不容易熬到他们约定见面的星期六,白小娴倒是来了,可完全变了个人。她的长发剪掉了,脸色阴郁,唉声叹气,靠着门框,无精打采的,进了屋,也不坐下,双手抚弄着书包上的背带,半晌,终于说:
 
“老谭,要是我现在才告诉你,我并不爱你,你不会生气吧?”
 
谭功达一看她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再一听她说出这么一句没由头的话来,心猛地往下一坠,像是一脚踩空了似的,连忙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爱你。真的,不爱。一点都不爱。”白小娴嘟嘟囔囔地道,“这是你的东西。”
 
她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一件用报纸包好的新衬衫递给他。还有谭功达给她写过的七、八封信、他送给小娴的一支钢笔、一个印有南京长江大桥图案的塑料笔记本,都统统还给他。明摆着要与自己一刀两断。谭功达勉强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来,故作轻松的对小娴道:
 
“就算是分手,也得把话说说清楚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发急,还得替我保守秘密。”
 
谭功达点点头,想在她背上拍一下,可小娴身子一闪,敏捷地躲开了。一说分手,他娘的,连碰一下都不行了。
 
她说,星期一的晚上,省里给她们团派来了一位新教练。在欢迎会上,她只看了新教练一眼,心里忽然就像一块糖溶化了似的,又甜蜜,又激动!他在晚会上表演了一套新排的芭蕾,跳的是《白毛女》里的“红旗插到杨各庄”,比起原先的那个秃头教练,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他那身子板,又轻又矫健,尤其是空中劈叉动作,把团长都吓得面无人色。那天晚上,小娴把巴掌都拍红了。第二天在练功房排练,新教练一眼就挑中了她,训练她跳“阿提秋”和“阿拉贝斯”,她的心都蹿到嗓子眼了,嘴里泛出了苦苦的胆汁,一整天脑子都是晕的。到了中午,教练骑着一辆自行车,带她去外面的饭馆吃饭。
 
“他让我搂着他的腰,可我不敢。教练就批评我说,小娴同志,你怎么能那么封建呢?万一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怎么办呢?我就搂着他的腰。一路上我忍不住老想把脸靠在他背上,可心里又不敢,人就像发了黄热病似的。”
 
白小娴最后总结说,虽然她对这个新来的教练暂时还一无所知,尤其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可“有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爱的人不是你,而是新来的舞蹈教练王大进。”
 
谭功达怔怔地僵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连小娴离去时要跟他握手告别,他也没有搭理。白小娴走到院中,忽然又转过身来,对谭功达喊道:“我们今后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你就忘了我,彻底地忘了我吧。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是和王大进教练谈不成,也不会再和你好了。再见。”
 
白小娴走后没多久,谭功达就拨通了文工团团长的电话:“你们团是不是来了一位新的舞蹈教练?”谭功达劈头盖脸地问了一句。
 
“是啊是啊,王教练专业技术好,人也很和善,学员们都挺欢迎的……”
 
“放你娘的狗屁!”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骂道,“明天一早,你就叫那个叫什么王大进的狗娘养的卷铺盖给老子走人!”
 
9
 
自从与汤碧云有了那次阁楼密谈之后,佩佩一直愁眉不展。她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被判决了死刑,只不过执行的公文由于某种原因,尚未抵达行刑队。这个阴暗的念头常使她半夜惊起,大汗淋漓。她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只要让钱大钧看不见她,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说不定,他们就会把自己给忘了,从而放过她。姚佩佩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像汤碧云建议的那样,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造成既成事实,她或许能逃过一劫。这样做的后果同样严重、荒谬,也是她不能接受的。问题是,即便自己愿意去找人结婚,她又能嫁给谁呢?
 
“比如说,县长的司机小王,”有一次,汤碧云认真地向佩佩推荐道:“这个小伙子脾气好,整天笑嘻嘻的,人也长得清清爽爽,你要不好意思,要不要我来跟他说?”
 
“算了吧,”姚佩佩笑道:“他只是一个大男孩。而且有点娘娘腔,逗逗他,取个乐子什么的倒也凑合。再说了,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呀。”
 
姚佩佩越害怕见到钱大钧,她就越是频繁的遇见他。有时候一天之中就能撞上五六回。钱大钧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行色匆匆、步履急促,好像这个世界上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每件事都少不了他的指挥与决断。他的身后总跟着一大群人,有的她认识,比如杨福妹;有的她一次也没见过。他照例是皮鞋锃亮,上装笔挺,裤缝笔直,笑容怪异。只是身体微微有些发福,皮带上凸起了一个将军肚。由于佩佩在钱大钧面前频频“现眼”,钱副县长的记忆力显然被激活了,终于有一天给她往办公室打来了电话,约她晚上在一起吃饭。为了打消姚佩佩不必要的顾虑,钱大钧特意将晚饭的地点安排在家中,而且“除了我与你嫂子之外,没有旁人”;而且“这是你嫂子的主意,她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成天念叨着与你叙叙旧。”
 
姚佩佩回想起来,几年前,她从西津渡的绒线铺子里被钱大钧找出来,暂住在他们家的时候,田小凤连一句话都没跟自己说过。不过,她接到了钱大钧的电话,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正如一个囚犯终于获悉了审判的确切时间,反而有几分激动。她打定了主意,只要钱大钧提到那个金玉,自己决不松口,以死相拼。
 
可事情大大出乎自己的预料,晚上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只字未提金玉,倒是亲热地一口一个“姚妹”,叫得人心里挺别扭,还不时地往佩佩的碗里夹菜。田小凤更是张家长李家短,跟他说了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的琐事。最后,钱大钧推说多喝了酒,让田小凤代为送客,自己就进屋躺下了。说不上热情,也谈不上冷淡;人家引而不发,她却无可奈何;对方洞若观火,她却如坠雾中。只是心里又多了一层侥幸。当然,她的心底里多少也有点被人戏弄的耻辱——要想弄清楚钱大钧的脑袋壳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念头,以自己愚钝的智力,未免是异想天开。
 
有一回,她和汤碧云参加县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去西津渡扫大街。突然遇到了夏日的瓢泼大雨,姚佩佩赶紧丢下扫帚,拉着汤碧云,跑到牌坊的屋檐下避雨。可跑到那儿一看,俩人都吓了一跳,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小声交谈着什么,也在那儿避雨。她们两个人搂作一团,挤靠在牌坊下的木柱上,就像是两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汤碧云看见钱大钧,更是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兀自呼哧呼哧地在那儿喘气,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可没想到,钱大钧却笑嘻嘻地朝她俩走了过来,冲着汤碧云煞有介事地道:“羊杂碎,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你羊杂碎,可你到底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看我这脑子……”
 
“汤碧云。”碧云明显地迟疑了一下,抖抖嗦嗦地答道。
 
“噢,对,汤碧云。”钱大钧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问道:“你具体在哪个部门上班?”
 
“多种经营办公室啊?”
 
钱大钧又“噢”了一声,接着又问道:“你们老家不在梅城吧?”
 
汤碧云这才算是弄明白了钱大钧的意图,两个人大大方方地聊起天来。最后,钱大钧假模假式地问她“汤碧云”三个字怎么写,害得姚佩佩背过身拼命地深呼吸,才没让自己笑出来。
 
谭功达这时插话道:“大钧,你这个人,跟我一样糊涂,县委大院到底有多少人,谁是谁,我从来就没搞清楚过。”
 
呆子呆子,人家可跟你大不一样,你糊涂,人家可不糊涂。钱大钧与汤碧云说着话,却拿眼睛朝佩佩这边看。为了不让钱大钧从自己的脸上看出来她知道他们的秘密,佩佩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最后出了一身大汗。
 
这天中午,姚佩佩去食堂吃饭。当她走到变电房旁边的小树林时,看见钱大钧用火柴棍剔着牙,在那伙人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姚佩佩想要躲,可已经来不及了。
 
“小鬼,”钱大钧叫了她一声。他一会叫她“佩佩”,一会叫她“小姚”,有时候也叫她“姚妹”,或者干脆“姚佩佩同志”,今天当着他手下那群干部的面,他又开始叫她“小鬼”了。听到钱大钧喊她,姚佩佩的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钱大钧对身边的人摆了摆手。一直等那伙人走远了,才对姚佩佩低声道:“你是党员不是?”
 
“现在还不是。”姚佩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回答他。
 
“交入党申请了吗?”
 
“暂时还没有考虑。”
 
钱大钧咬着火柴棍,笑了起来:“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落后分子,一点没错。你回去赶紧写一份简历,再写一个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明天一上班,就交给县委办公室的杨福妹同志。”
 
“写那个做什么?”
 
“叫你写,你就写呗。”
 
说完,钱大钧摇头晃脑,径自走了。
 
他干嘛让我写简历?再说,现在还不到年终,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让我写什么工作总结?姚佩佩心事重重地在食堂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谭功达还在那儿抱着电话不放呢。看起来他和白小娴的事有了进展,她一看见谭功达对着电话机傻笑的样子,心里就直冒火。笑什么笑?!你笑得像一朵花似的,人家也看不见!谭功达放下电话,就笑嘻嘻地过来跟她借牙缸。最可气的,他刷完牙之后,还好意思把牙刷还给她!她一眼就瞧见牙刷上还镶着一片菜叶子,想要说几句话损损他,心里忽然又觉得特别没意思:在诺大的县委机关,她也就敢跟谭功达使使性子!话到嘴边,又噎回去了,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桌边写简历,可刚写了一行,就勾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差一点流下泪来。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姚佩佩把笔杆都咬出了一个个圆圆的牙印,好歹才算把那篇简历给胡诌了出来。谭功达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一点都不知道。姚佩佩正想接着写那要命的工作总结,耳边忽听得“嘀嗒”一声,脑袋顶上的那根日光灯管忽然就亮了。她扭头一看,发现司机小王正站在门边,冲着他傻笑呢。
 
“喂,你搞什么鬼,探头探脑的,把我吓一跳。”佩佩笑道。
 
“屋里这么黑,你也不开灯,莫非你要把自己弄成一叶障目呀?”
 
“你要再跟我说你那烂成语,我就再不理你了。好好说话成不成?”姚佩佩忍住笑,问他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一个人在这瞎转悠。
 
小王讪笑着说:“你不是也没走吗?我正好过来陪陪你。”
 
“你可别在这瞎捣乱,我可正忙正经事呢。”姚佩佩道。
 
小王嘿嘿地笑了两声,说:“你忙你的,甭管我,我在这儿坐一会儿,颐养天年。”
 
一句话说得佩佩又笑了起来:“你要呆就呆着吧,那我真的不管你了。要喝水自己倒。”
 
说完,佩佩抓过笔来,正要写,心里却狐疑道:这小子,今天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下了班也不回家。小王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丢下,又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了照,在屋子里东走西看,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姚佩佩趴在桌上刚写了没几个字,小王就凑到她的跟前,歪着脑袋看她,嘴里道:“你在写什么呀?”
 
“钱副县长忽然叫我写什么工作总结,”姚佩佩一边说一边把信纸折起来,“不许你看,一边呆着去。”
 
“这会儿写什么工作总结呀,”小王笑道:“是不是你要升官发财了?”
 
“升个鬼!”姚佩佩嗔怒道:“你别打岔,明天一早就要交的。”
 
“还真是写总结?”
 
“我骗你做什么!”
 
“那你就别瞎忙了,总结我这儿现成的就有一份,你照着抄一遍不就行了。”小王说着,脸色就有点异样。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小王却果然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来,往他桌上一扔,嘴上说了句“我先走了”,随后,一转身就跑没影了。
 
姚佩佩听见楼梯上传来叮叮咚咚的下楼的声音,心想,这小子怎么溜得这么快!再后来,她就听见了楼下吉普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姚佩佩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可她拆开信封一看,脸一下就红了。
 
原来那是一封情书。
 
在这封长达十多页的情书的开头,小王就向姚佩佩郑重道歉。他说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耻地”欺骗了她。自己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也不至于每个成语都用错。那一天,他和佩佩出车去普济,因偶然说错了一个成语,逗得她前仰后合,他就开始胡乱地用起成语来。无非是逗她开心。久而久之,一看到佩佩愁眉不展,他就故伎重演。以至于现在一开口,就胡说八道,想改都改不过来了。他说,他就是喜欢看她笑,明知道这是恶作剧,可自己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姚佩佩读到这里,心里忽然一动:别看这小子平时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鬼心眼倒挺多的,连自己都被他蒙在鼓里,还专门给他买了一本《成语词典》。可转念一想,小王能在自己身上耗费这么大的心思,也实在难得,不由得心头一热。
 
在这封信的末尾,小王说,他是在汤碧云大姐的殷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下,才终于鼓足了勇气,给她写这封信的:“你也不用给我什么答复。等到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一见到你就会朝你喊一句‘打倒法西斯’,你如果同意跟我好,就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
 
要是不同意呢?笨蛋!
 
关于这一点,小王信中可没写。
 
姚佩佩的脸上火辣辣的。不过,她一看到情书末尾小王的签名,突然又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名字叫做“王小二”!还真有人叫这名字。姚佩佩笑了半天,心里又多了一个疑问,没准这小子又在故意逗我,编出这么个怪名字,取乐罢了。
 
10
 
“我怕他?我怕他个屌!要不是鹤壁地委有人替他罩着,我才不用成天跟着他做小媳妇呢,还把自己的侄女给搭了进去。那么一个雪白粉嫩的小姑娘,我呸!他都四十大几的人了,也配!”
 
这是白庭禹副县长的原话。他是在铜管厂检查工作时喝醉了酒,才说出这番话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铜管厂的伙房工作,碰巧听见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琢磨着,白副县长所说的那个“他”,指的会不会就是县长您呢?
 
……
 
即便把喝醉了酒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白庭禹在公开场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还是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这封匿名信将谭功达隐忍许久的怒火都勾了起来。白庭禹不仅让自己的侄子当上了代理乡长,而且私下里在好几个乡搞起了包产到户;谭功达最近一连好几个提案,包括村村通公路计划,建造集体居民点,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等,都遭到了他公开的反对。白庭禹甚至在党委会上,不指名地暗示说,在梅城,有人犯了右倾冒进主义的错误。最让谭功达不能容忍的,是自己苦心孤诣,克服重重险阻,才得以上马的普济发电厂的修建,也让他暗中下令停了工。四月份回到普济时,他曾让高麻子带他去水库大坝看看,高麻子让他最好不要去,“你去看了会伤心的。建筑工人都搬走了,大坝上长满了杂草,临时指挥部的房子都叫当地的农民给拆了。”
 
钱大钧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谭功达说服了鹤壁的聂书记,提拔大钧当副县长时,高麻子曾再三劝他慎重。谭功达一意孤行,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个人再不可靠,毕竟鞍前马后,跟过自己这么多年。可自打他当上副县长之后,他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有一个干部私下向他反应,钱大钧与省委的金秘书长打得火热。今年金玉到梅城过年,钱大钧一直陪伴左右,可居然没给自己透露半点风声!不行不行,得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谈谈。
 
谭功达把那封匿名信撕成了碎片,又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随后,他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打了个电话,让她立刻通知县里的六个常委到家里来开会。
 
“现在吗?”
 
“现在。”
 
“算了吧,”杨福妹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天都快黑了,外面又刮着这么大的风……”
 
谭功达捏着电话的听筒,朝窗外看了看。这才意识到,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树枝狂摆,黄叶乱飞,寒雨如注,已是一派残秋气象。
 
“不如这样吧,”杨福妹道:“常委会明天下午两点开,地点就在四楼会议室,我这就逐个打电话去通知,阿好?”
 
第二天下午两点,谭功达夹着皮包,准时走进了会议室。他看见只有担任记录员的姚佩佩一个人在那儿,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谭功达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抬腕看表。
 
过了两点半,杨福妹才来。她远远地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托着脑袋,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人呢?”谭功达怒道,手指敲得桌面笃笃直响。
 
“人?什么人?”杨福妹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我让你通知开会的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
 
“噢,”杨福妹站了起来,像背书似的说道,“白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去了;钱副县长去省里出差,还没回来;还有两个常委,一个生病,另一个电话打了一上午,没人接。”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向我早点报告?嗯?这会,还他娘的开什么开!”谭功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桌子“叭”地一拍,“你呢?开会迟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来了还在那打瞌睡,怎么连你也变得这么涣散!”
 
杨福妹低着头,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你还要狡辩!”谭功达朝她吼道。
 
杨福妹果然不吱声了。呆呆地转动着手里的红铅笔,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还笑!”谭功达这一叫,把姚佩佩也吓得浑身一哆嗦。
 
杨福妹倒是不笑了,她拢了拢齐耳短发,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把桌上的一大摞材料收罗收罗,往腋下一夹,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办事员,手里拿着一张报表,走了进来,要请谭功达签字。谭功达已经被杨福妹气得失去了理智,一把从她手中夺过表格,看了看,随手就往她怀里一揣,大声道:“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谁知那姑娘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厉害角色,把白眼一翻,没大没小地顶撞道:“不签就不签,可县长您说话可得文明点。”
 
谭功达自知理亏,脸一红,也不作声,拎起公文包,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姚佩佩见县长还仰在椅子上,呼呼喘气,又咕咕咚咚地往肚子里灌凉茶,知道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招惹他。就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三国志》来,看了没几页,就听得谭功达在叫她。
 
“姚秘书,你下楼去替我买包烟上来。”
 
姚秘书问他买什么牌子的烟。
 
“就买大前门吧。”谭功达道:“三毛八分钱一包,待会儿回来我再给你钱。”
 
姚佩佩正想走,忽然想起自己半年前买的那包烟还没抽完,就对谭功达说:“县长,我这有包‘大生产’,您抽不抽?”
 
“‘大生产’也行啊,你拿过来吧。”谭功达说,“哎,佩佩,你这儿怎么会有烟?”
 
“我一个人心烦的时候抽着玩的。”
 
“这烟也能抽着玩吗?女孩子抽烟,让人看了多不好。”
 
姚秘书也不理他,从抽屉里找出那包烟来,走到谭功达的桌子边,递给他。谭功达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看了姚秘书一眼,举着烟盒道:“要不你也来一根?”
 
“您要让我抽,那我可就真抽啦。”
 
“抽吧。”谭功达满不在乎地说。
 
姚佩佩迟疑了一下,心想还是算了,连一个普通的办事员都敢那么顶撞他,我要是再抽上烟,让人看见两个人在办公室吞云吐雾的,免不了又是一番闲话。她见谭功达的杯子里没水了,就抓过水瓶,给他续上水。她见谭功达脸色特别难看,就想找些闲话来,给他打打岔,因此笑道:“谭县长,听人说您上次在集市上,给我买了件什么礼物,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送给我呀?”
 
“哦,你说的是那小泥人,”谭功达皱起眉头,“在夏庄的集市上,我是买了两个。可惜在回梅城的路上,让汽车颠碎了一只。”
 
不用说,碎了的那只照例算在我头上;那只好的,定然已落在了白小娴手中。要在平常,姚佩佩早就冷言冷语,怪话连篇了。可这会儿,她见谭功达余怒未消,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不料谭功达接着又说:“剩下的那只好的,还在我家中床头柜上摆着呢,明天我就给你带来。”
 
这么说,他没送给白小娴?
 
佩佩细细地琢磨着他的这句话,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转动着桌上的茶杯,呆呆地就出了神。
 
窗外的天黑沉沉的,不一会儿就下起大雨来。
 
“佩佩,若是有人调你去省里工作,你去不去?”谭功达一连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香烟点着。他说话的语气缓和多了。
 
“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姚佩佩转过身来望着他,“谁要调我去省城啊?”
 
“是钱副县长在党委会上提出来的,要调你去省干部培训学院学习。不过,已经叫我给他否决了。”
 
姚佩佩一听说钱大钧要调他去省城,心头一紧,吓得腿都软了。可又听说被谭功达拦住了,不禁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不过她嘴上倒是讪讪的,嗲声嗲气地道:“谭县长,你不让我去省里,是觉得我表现不够格呢?还是你用我用顺手了,舍不得让我走?”
 
这话说得有些露骨。可一说出口,收是收不回去了。她微微的飞红了脸,偷觑了谭功达一眼。好在那傻子极为迟钝,把手一挥,嚷嚷道:“不够格不够格!实事求是地说,的确不够格!你既不是劳模,又不是先进工作者,连个党员都不是,凭啥叫你去?”他这一嚷,姚佩佩不免又有点窝火,怏怏地转过身去,正要去读她的《三国志》,又听见谭功达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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