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十三部分
她不再犹豫，将茶杯底托的锋口朝下，对着床上那张衰老、松弛、肮脏的脸认真地比划了半天，然后，左手握住茶托，右手压在左手的手背上，用尽全身力气按了下去……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她的身体被金玉双手一推，飞了起来，她的脑袋撞在了对面的墙上。同一时间，金玉也已滚落在地。她看见金玉的两个眼窝里一起往外渗血。他弯着腰，脑袋转向左边，然后又转向右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嘴里嗷嗷乱叫。看不见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佩佩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咆哮声。她爬到门边，拧开了房门的把手，赤着脚，发疯的朝楼下跑去。
在楼梯的拐角处，金玉追上了她，在身后拦腰把她抱住了。两个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一直滚到墙角的井台边。姚佩佩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往门外跑，发现金玉死死的抱住了她的一条腿。她感到自己的脚踝上都是血，湿乎乎的。她在月光下一眼就看到了井盖上压着的那块大石头，旁边还有一只铁皮吊桶。她想都没想就把那块大石头抱了起来，对着金玉的脑袋砸了下去，那声音听上去空洞而沉闷。她的嘴里一二三四的数着。当她数到第九下的时候，金玉的手松开了。他的身体一翻，仰面躺在井台边，不再动弹了。
姚佩佩在敞开的庄稼地里跳跃着，像一只善于奔跑的
羚羊。结了籽的油菜杆抽打着她的脸，而稻田的淤泥常常让她的脚拔不出来。她在稻田和苜蓿地里奔跑了很久，可仍然找不到来时的公路。她疑心自己跑错了方向，又掉头往回狂奔。最后，在一条淙淙流淌的沟渠边，她看到了一个凉亭。它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甘薯地里。谁会在甘薯地里建这么一个亭子？自己会不会在做梦？要是有人轻轻地推我一把，说，你醒醒，你醒醒，我也许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回到原来的世界中。
她看见匾额上隐约有“甘露亭”三个字。她知道，在镇江有一个甘露寺，那是传说中刘备招亲的地方，可眼前这座亭子又是那个朝代的遗迹呢？她在凉亭里坐了一会儿，这才想到把满是血迹的外套脱了下来，随手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去水渠里洗了洗手。要是能有支烟该多好！她的裤脚上也有血，可让淤泥一糊已经看不出来了。像一个真正的旅游者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古迹似的，佩佩认真地把亭子转了个遍。沟底里映出天空的云朵和明月。要是我把头从沟里钻进去，说不定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意识到，等天一亮，她跑不了多远就会给人逮住的。她应该在天亮之前逃得远远的……或许，该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去哪儿呢？她很快就想到了开吉普车的小王……
姚佩佩回到自己的家中，天已经快亮了。她觉得自己太累了，苦胆都快吐出来了。还好，姑妈还没有起床，她可以从容地洗澡、换衣服，收拾随身要带走的东西。她还吸了两支烟。她从床底下把那个大旅行包翻了出来。当年，她正是提着这个包，跌跌撞撞到跟着姑妈到梅城来的，包上还有妈妈亲手用绒线绣的一个“菊”字。她用鸡毛掸子胡乱地掸了掸灰尘，开始往包里塞东西：两本书、半包大生产牌香烟、一瓶蚊子油，一把木梳、几身换洗的衣服、一面小圆镜，一瓶雪花膏……很快，那旅行包就被她塞得鼓鼓囊囊的了。她拎着挎包走到门外，正准备去脸盆架上取牙缸，看见姑妈正对着墙上的镜子在梳头。
“今天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姑妈道，“晚上你是几点回来的？”
姚佩佩“啊、啊”的哼哼了几句，侧着身子走到过道的尽头，取下牙缸，用一条干毛巾包好，放进旅行包里。姑妈见她神不守舍的样子，又见她手里拎着大旅行包，觉得有点奇怪：“佩佩，你要出差去吗？”
“出差？对，对，出差。”姚佩佩道，“我要出去几天，姑妈，您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是什么话！都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借不借的？你要多少？”姑妈嘴里这么说，可眼睛死死地盯着佩佩，眼见得是起了疑心。姑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如果时间一长，保不准就会给她看出破绽。
“你有多少？”姚佩佩尽量克制自己的心跳，灰灰地笑了一下。
姑妈说，她只有六七十块。“隔壁的阿牛娶亲时，刚从我手里借去了一百五十元，还没还回来。如果不够，我就去向人匀一点……”
“够了，够了。您快去拿来！我要赶五点钟的早班车，时间来不及了。”
姑妈诧异道：“你说五点钟？现在都已经五点半了！”
糟糕，说漏嘴了！
姑妈一转身进屋去了，半天没出来。姚佩佩听见姑妈正和姑父小声商量着什么。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本能地预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心里一急，终于没敢等姑妈从屋里取钱出来，便提起旅行包，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拉开门，叮叮咚咚地下了楼。
10
大街上还没什么人。
清风裹着阵阵炊烟和煤渣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的目光越过运河上的拱桥，看见彩霞满天，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水站的老虎灶炉火通红，冒着一团团的水汽。旁边，有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
她一口气跑到巷子口，这才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车站广场的大钟敲着六点，她听见《东方红》悠扬的乐声远远地传来。这个曲子，她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可在这个清晨，它竟然是那么的优美！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深稳和安宁……
大约十分钟之后，她来到了车站广场边的一个小食摊前。她在那里要了一碗馄饨，将口袋里的钱数了两遍，同时，心里盘算着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她不得不接受的女逃犯的身份让她眼泪又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围着白围裙的女人把馄饨端来了，她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她不由得转过身来朝车站的售票窗口张望。
那儿排起了两条长队。两名纠察队员戴着红袖章正在逐个盘查买票的人群。不会吧，怎么这么快？行将落网的恐惧使她不敢朝那儿多看一眼。正在这时，她忽然听见身边有个人瓮声瓮气地道：
“你的馄饨都凉了。”
佩佩一侧身，看见小摊上还坐着一个人。那人身穿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机油，也许是小时候得过
天花什么的，满脸坑坑洼洼，正在那儿吃油条。佩佩的心里倦倦的，没心思搭理他。
“喂，你的馄饨都凉了！”那人又道。
“我不想吃。”佩佩不耐烦地道。
“真的不想吃？”那人道：“你要是不想吃的话，我替你吃了吧，这么好的东西浪费了也真是可惜。”
“随便你。”佩佩冷冷地道。她再次转过身去，眼睛仍然盯着售票处的窗口。
那人吃完饭站起身来，摸了摸嘴，看了姚佩佩一眼，道：“你去哪儿？”
姚佩佩心想，这个人无端吃掉了自己的馄饨，还挺罗嗦的！便胡乱地说出了一个地名：“去界牌呀。”
那人呵呵地笑了起来：“也不能白吃你的东西。如果你还没买票，又不嫌臭的话，我捎你一段怎么样？这样你可以省下车票钱。”
原来他是一名卡车司机，正要运一车生猪去鹤壁。他说，他的车虽然不经过界牌，不过可以把她带到丁卯镇：“如果抄近路的话，从丁卯到界牌也用不了半小时。”
见他这么说，佩佩心里道：我去界牌那个鬼地方干嘛呢？可转念一想，还是先逃出梅城要紧，她抬头朝公路边望了望，果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车厢围着一层铁栏杆，一群大白猪在里边挤来挤去，哼哼直叫。
“那就难为你了。”佩佩赶紧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
那人倒也和善，一拍胸脯道：“敝人名叫周树人，你就叫我老周好了。”
说完，就从她手里抢过旅行包来，大步流星地走了。姚佩佩一听到“周树人”三个字，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由鲁迅先生亲自护送自己出逃，就算是给他们逮住了，一枪崩了，也算是值了。
老周已经把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佩佩的一只脚踩上踏板，周树人在身后将她轻轻一托，她就上了车。
一路上猪粪臭味扑鼻，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心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安宁。那周树人长得高大粗壮，也给她以稳重踏实的感觉。她眯上眼睛，让秋日艳阳一照，心里稍一放松，就觉得困倦一阵阵袭来。
“你要是想睡，就好好睡一觉，反正到丁卯还早着呢。”
周树人从背后拽出一条脏兮兮的毛毯递给她。姚佩佩把毛毯盖在身上，闻着毯子上的烟味和汗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觉得自己刚睡了一会儿，周树人一个急刹车，她就醒了过来。汽车被堵住了，排起了长龙，她在恍惚中看见了梅城县
医院的大门。原来开了半天还没有出城呢。
“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周树人神情严肃地对她道：“怎么来了这么多公安局的人。”姚佩佩一听见公安局三个字，顿时吓得睡意全无。她探出头去朝外面一望，果然看见公安局的人在县医院门前设了一个临时哨卡，正在那儿盘查过路车辆。
到了这个时候，姚佩佩才开始有足够的勇气来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大的石头在他的脑袋上砸了九下。
如果让时间倒流，从新回到昨晚的中秋之夜，而命运允许她从新做一次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金玉。毫不犹豫。她会把所有的屈辱都吞到肚子里，像条狗一样侍奉他，做他的奴隶。我可以跪下来舔他的脚。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甚至还会尝试着爱上他，替他生儿育女。与现在的处境相比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她怕死，真的怕死。
不一会儿，几个公安局的人已经朝他们走过来了。她看见周树人已经下了车，高举着双手正在接受公安局的盘问，与此同时，另一名警察朝她快步走了过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哨子，怀里夹着红绿两色的三角旗，姚佩佩和他一照面就觉得这个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那人面色凶狠地盯着她，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我们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请出示你的证件。”
“你们不要查了……”
姚佩佩在顷刻之间就失去了控制，尖叫着向他怒吼道，“你们不要查了。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罪犯。”
那人经她这一叫，也吓了一哆嗦。他用旗杆挑开通往车厢的帆布朝里边张望，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在了她的肚子上，嘴里的热气带着洋葱的味道喷在她的脖子里，半天才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罪犯。”姚佩佩哆嗦着，怪异地笑了笑，“我杀了人，真的，不骗你。我用石头在他脑袋上砸了九下。血衣就扔在甘露亭外的蕃薯地里……”
大盖帽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怒道：“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再这样胡说八道，干扰我们的正常工作，我当真就把你抓起来。”说完“嘭”地一摔车门，走到一边抽烟去了。
10
高麻子来梅城开三级干部大会，就住在西津渡的朝阳旅社。每天散会之后，他都要买上一些吃食，带上一瓶酒，到胭脂井来找谭功达聊天。张金芳已经在房子后面搭了一个临时厨房。墙身由土积泥砖砌成，顶棚铺上塑料薄膜和稻草，以遮风挡雨。塑料薄膜既不透气，也不吸水，经热气一蒸，顶棚上就缀满了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谭功达笑着对高麻子道：“这是真正的蒸馏水，若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可以送到
医院当注射液用。”
这天晚上，张金芳吃完饭，带着孩子早早上床睡了。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在地上铺了一块油毡布，摆上两盆猪头肉和花生米，围着炉子喝酒闲聊。谭功达压低了声音问他，能不能收留他回普济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这些天，他被圈在这个传说中的烟花之地，都快憋出病来了。
“假如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明天就给县里打报告，告老还乡。不过——”谭功达略微迟疑了一下，夹了一粒花生米放入口中，接着道，“金芳不愿意回乡，她说就是在城里做个饿死鬼，也不能再回乡下了。”
高麻子沉吟了半晌，安慰他道：“要回普济，这容易。我马上就可以替你们安排。你在普济的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的仓库，要把它腾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我劝你再等等，事情或许还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
谭功达又问他，最近的三级干部会都有哪些议题，讨论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麻子怕说多了让他受刺激，只捡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对他略略说了说，一味劝他喝酒。谭功达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红红的脸上有些兴奋。他诡秘地对高麻子笑了笑，道：
“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就把墙角那个公文包拿了过来，从里面取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来，递给了高麻子：“我昨天刚刚写完，你能不能把它拿到会议上去讨论讨论？”
高麻子接过那叠信纸一看，原来是一份关于在梅城兴修下水道工程的建议书。他只是粗粗一翻，并未细看，随手就将它扔在了炉边的一摞蜂窝煤饼上。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些怪念头？”高麻子笑道，“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琢磨这些不着边儿的事干什么？”
谭功达见高麻子将自己熬了六、七个通宵才写好的报告随手一扔，实在心疼，立刻就有些不高兴了，耐着性子道：“这可不是什么怪念头！而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他解释说，自从搬到胭脂井来以后，“突然发现”这里的每户居民都要定时倒马桶，由运送粪便的大车统一拉走。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家家户户都把马桶拎到马路上来倒。妇女们一边高声谈笑，一边刷着马桶，很不文明。何况运粪的铁皮车密封性太差，一路走，一路洒，弄得整条街臭气熏天。“太落后了！这样的状况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苏联的高加索地区，50年代初就建立了完备的下水道系统，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抽水马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更不用说了……”
高麻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揶揄道：“你原先住在冯寡妇的老屋时，难道就没有倒过马桶？”
“没有，没有。我从来就不用那玩意儿！”
“那你怎么拉屎撒尿？”
“我让人在屋子后面的竹林里挖了一个茅缸。”谭功达孩子似地看着他，笑道。
“你如今是待罪之身，忽然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报告，谁会理你？”
“你就说是你写的。”
“我可没你那么爱做梦。简直是异想天开！”高麻子多喝了几杯酒，声音也渐渐地高了起来，把那不该说的话也一起说了出来，“我有一句话，说了你可能不爱听，你猜猜看，当我听说你被撤职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我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有点暗自庆幸。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看，好好的一个梅城县，被你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也知道钱大钧、白庭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还不像你那么离谱……”
张金芳并未睡熟。高麻子的一番话，她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这么刺耳的话，她料想丈夫经受不住，便拼命地咳嗽，提醒谭功达克制。可是已经晚了一步，谭功达涨红的脸，憋了半天，终于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变成了铁青色。末了，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来，道：“时候不早了，你该走了。”
“你是在下逐客令吗？”高麻子讪讪地笑着，可脸色也变了。
“你要是这么想，也可以。”谭功达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即站起身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麻子梗着脖子道：“我好心好意来陪你喝酒……”
“可我并没有请你来！”谭功达叫道。
第二天晚上，高麻子未再登门。傍晚时分，张金芳愁容满面，朝巷子口望了又望，直到夜阑人静，月上树梢，这才把门关了，对谭功达叹道：“如今我们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朋友，可昨天你把他也得罪了。”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麻子又乐颠颠地跑来了。他手里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东西，一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就当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谭功达躲闪不及，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僵在一边。
高麻子给腊宝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给张金芳买了一段劳动布裤料，还有一网兜皱巴巴的国光
苹果。张金芳喜笑颜开，有些夸张地对高麻子道：“你昨晚怎么没来？你大哥等了你一宿，觉都没睡安稳。”
谭功达把头扭向一边，仍然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高麻子见状，便嬉皮笑脸地对张金芳道：“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叫你嫂子，那是出于尊敬，可论年龄，我比老谭还大一岁，他该叫我大哥才是！功达，你说对不对？”
谭功达见高麻子腆着脸与他缓颊，不接话也过于不近情理，便硬着头皮道：“要是没我这个大哥，嫂子又从何而来？”
他这一说，三个人都笑了。张金芳松了一口气，正要去里屋倒水沏茶，高麻子忽然说道：“不忙不忙，我是来辞行的，要去车站赶四点半的车回普济，和功达说几句话就走。”
张金芳道：“怎么忽然要走？三级干部会不是要开到17号才结束吗？”
“咳，县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会议也只好提前结束了。”
“出什么事了？”谭功达问道。
高麻子看了看张金芳，这才对谭功达说：“功达，原先跟你的那个女秘书，叫什么名字来着？”
“姚佩佩。”
“对，姚佩佩。”高麻子道，“她杀人了。”
谭功达见高麻子突然问起姚佩佩，又说到杀人二字，吓得脸色煞白，两腿都有些发软。他一把拽住高麻子的手，惊道：“老高，你是说佩佩？姚佩佩？她杀人了？”
高麻子静静地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你不会听错吧？她那么一个胆子像针鼻似的人，平常见到个蟑螂都要吓得晕过去，她会去杀人？”
“千真万确。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但这个消息是白庭禹在大会上宣布的，怎么会有错？现在外面大街上到处都是公安和联防队员，梅城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了哨卡。”
“这么说，她还没有被捉住？”
“时间早晚而已。”高麻子叹了口气，一只手搭在谭功达的肩上，使劲捏了捏，道：“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跑得了多远？功达，我这就得走，不然就赶不上班车了。”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他，只觉得脸颊发热，四肢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张金芳斜着眼睛看着丈夫，脸上浮着一缕冷笑。
送完高麻子回来，张金芳见谭功达仍然傻傻地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个拨浪鼓，便拿起扫帚柄，捅了捅他：“嘿，你傻啦？”
她推了推他，摸了摸他的脸，像火一样烫。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墙壁上颤动的阳光，目光呆滞。
“那小婊子杀了人，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发什么呆？”张金芳道，“就是株连九族，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么慌？老实说，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谭功达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的灰砖墙上，贴了一张通缉令。这张通缉令是由鹤壁市公安局正式签发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里像是被什么刀子剜了一下，一阵钝钝的痛。那张照片又小又模糊，不过他还是很容易回忆起那张既骄傲又羞涩的脸，能够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绿色的围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现在要年轻许多，扎着羊角辫，嘴唇微微上翘，虽然稚气未脱，却带着几分忧戚，像是为什么事情而生气。
那时，省委金秘书长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悼词经过精心的修饰，仍然疑点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姚佩佩的逃亡，传言中赤身裸体的尸身，与悼词中“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一类的字眼，不难让人勾勒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姚佩佩在那个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也不难想像。当然，谭功达也不难发现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个除夕的傍晚，天上一阵一阵地下着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将钱递给她，姚佩佩刷地一下从他手里抓过钱去……她那尖尖的指甲从谭功达的手背上划过，印痕却留在了心里……
谭功达每次经过巷子口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停下来，朝那通缉令看上一两眼。他觉得姚佩佩就在那儿。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个形象伴随着日渐丰满的月亮，一起来到他的梦中。
十一月的秋水冲刷着灰砖的墙面，将那张告示刮得不知去向，墙面上只留下了一个残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儿，在雨中注视着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啸的北风和肆虐的暴风雪让那处白框也发霉变黑，可她还在那儿。
她那略带讥讽、悲伤的脸，她那碎碎的笑容，从未改变。
元旦刚过，谭功达收到了一封由信访办老徐转来的挂号信。信是聂老虎从鹤壁寄来的，他在信中问谭功达，是不是愿意换个环境，离开梅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已经正式向省委打了报告：“我的初步设想，打算任命你为地级巡视员，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呆几年，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恢复（至少恢复一部分）你的工资待遇，不至于穷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谭功达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张金芳说了一遍。那时候的张金芳已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渐渐大起来了。由于从九月份起就停发了工资，张金芳已经好久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了。他原以为妻子一听到他新的任命，必然会欢天喜地起来，可奇怪的是，张金芳听了，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说了句：“这样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绿，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的任命终于下来了，是去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副县长杨福妹专门找他谈了话。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变成了“去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经过半年多的赋闲和磨练，谭功达已不复当年的鲁莽和急躁，对杨福妹的故意曲解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匆匆忙忙准备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几十华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临走前，他和张金芳的孩子已经出生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过端午节，谭功达就给儿子取名谭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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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
1
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谭功达搭乘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前往六十华里外的窦庄镇。窦庄与花家舍之间的公路尚未通车，他必须在窦庄换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车打着前灯，以驱散漫天的浓雾，一路喘息着，摇摇晃晃向前行驶。谭功达拿着一顶新草帽，头发被露水弄得一绺一绺的。他将脑袋伸出窗外，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通过潮湿的水汽中浮动的气味和声音，来分辨旷野中的风景：成熟的蚕豆、大麦、结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庄中升起的炊烟……大雾把一切都隔开了。这辆叮当作响、锈迹斑斑的老爷车在黑暗中正将他带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像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梦来。
除了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还带着一封由聂凤至写给花家舍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的亲笔信。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嘱咐他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郭从年。在此前的一封来信中，聂凤至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郭从年其人。
1949年，郭从年的部队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聂凤至曾救过他一命。这人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作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将之一，参加过两次四平会战，从东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此人善权谋，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于战功显赫，对我江南新四军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平常最不爱听‘新四军’三个字。所以你在与他打交道时，须十二分小心。为了工作方便之计，最好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聂老虎还说，自己曾救过他一命，竟也被他引为奇耻大辱。这个人很喜欢搞恶作剧，他的对手们，不管是
国民党军，还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进入空军的命令，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应征入伍，赶赴朝鲜，可他还没有抵达平壤，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汽车抵达窦庄时，谭功达仍然张着嘴，靠在车窗上酣睡。满身油污的司机手里握着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笃笃笃”敲了几下，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原来，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炽烈的阳光晒得玻璃发烫。除了大杨树上阵阵的蝉鸣之外，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不过他还是赶紧点了点头，抹了一下满嘴的口涎，抓起公文包，从车上下来。
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
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
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
“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
柴油机动船——它“噗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是一幅完整的标语：
花家舍欢迎您
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
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
“怎么了，您？”
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分不清是女孩的
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
“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西？”
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中的桑椹，谭功达道：
“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
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了？这儿遍地都是。”
“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撒尿。”
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
“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牙：“啊，欢迎，欢迎！”
“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
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小韶，今晚演什么呀？”
“白毛女。”
“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
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
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2
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得躲躲闪闪。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样板，从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清晨，机帆船和长途汽车载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可奇怪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岛上的向阳旅馆来住宿。
为了排遣难挨的寂寞，一天晚上，谭功达竟然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打谷场上，去观看歌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他盼望着在那里碰见小韶。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迫使演出取消，打谷场上一片泥泞，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