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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到1955年11月,离开香港流亡美国纽约这三年时间里,张爱玲最有成就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先后在《今日世界》连载和在纽约用英文出版,这两部小说至今为止都是被文学史家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端,集团式的谩骂之声从未停止。那是因为张爱玲被破天荒的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谈论她,大大超过鲁迅的篇幅,并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超前成就”、“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台湾1956年就已经开始神化和介绍她,这与夏志清的赞誉是分不开的,张在台湾得到的传承也远远大于和早于大陆,大陆八十年代始认识张的价值。
张爱玲在《秧歌》前写的小说很少直接干预当下,对现世进行赤裸裸的批判,大多是写一个特定阶级和特定人群的无奈、苍凉、错位、变态、阴森、凄哀的境遇,有时也瞄准灰色、世故的小人物,挣扎在现世权力与金钱、世俗的罗网中,承受着时代的负荷,实现她参差对照的阴性荒凉美学、阴性书写。状写乱世年代的人的流离和疏离状,还有一种陌生性的美感,现实主义的歌功颂德和批判干预、道德批评,绝少在她的小说中直接出现,但在流亡途中,《秧歌》和《赤地之恋》表明了她的干预当下和揭橥谎言的勇气。
《秧歌》已被称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一代中国自由主义宗师胡适1955年就对此评价:“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夏志清和胡适当然不是信口开河的只以“反共”为职志而臧否作品,他们这两代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的开创性工作,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今天看来,张爱玲的《秧歌》,无论从现实主义角度和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维度,都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并不逊色于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代表作,它们是对中国两个领域的关怀,《秧歌》、《赤地之恋》的出现,反而显现张在关注民生痛苦和被凌辱的大多数群体方面有了出色的并列。
揭露和预言中国极权社会的伟大的政治小说
《秧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对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地位。这部小说,也许比中国迄今为止发表的任何小说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的中国极权统治的本质。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饿死3800万人的人类史最大的饥荒还没有开始,在毁灭了中国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多年之前。这部书是不久就成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巨大悲剧的谶语。一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做到这点。
《秧歌》这本书证实了艺术的穿透力和伟大的政治小说的力量。把这本书放在人类的政治小说历史上看,这部书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对人类政治小说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