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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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七七”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同我的老伴吴文藻在欧美周游了一年之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一个星期之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我在四十年代初在云南呈贡写的《默庐试笔》中，有这样的记述：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继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地死去了！

“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晨光熹微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颜色。海淀被砍死了几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被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被砍死刺死的危险。

“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

“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地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A字旗、西直门楼上，穿着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街道上死一般地静寂，只三三两两褴褛趑趄的人们，在仰着首围读着香月入城司令的通告。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他们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跟随监视着。

“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地从神户、横滨运来。

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地飞走。东兴楼、东来顺都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

“在故宫、北海、颐和园，都看不见一个穿长褂或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橐橐的军靴声、木履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恨得溜走了。

“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了木门，挂上了布帘，无线电里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

“我想起东京、神户，我想起大连、沈阳……北京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庄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地死去了。

“我恨这美丽庄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点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幅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空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幅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庄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当然，个人没有能力来招集那“一星星美丽庄严的灵魂”。真是做到这一点的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撵不走日本军国主义者，报不了中国人民的深仇大恨，建立不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写到此我喘了一口气，可以停笔了，但我意犹未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就有机会到了战败后的日本，我在一九三六年赴欧之前经过日本时所看到的那一段从横滨到东京的繁华街道，却已被炸成一片废墟！

我到了东京，来看我的日本朋友，个个都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这时我才体会到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祸害的，不但有中国人，东南亚人，还有日本人！从那时起我在日本住了五年，我认识了一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朋友。一九五一年回国后，我又参加了中日友好工作，多次访问日本。日本成了我们的友好邻邦，同时我也注意到，战后的四十年中，日本的进步真快！聪明勇敢的日本人民又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在同样的四十年中，我们中国因为有了“十年浩劫”和其他种种原因，学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和日本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近来在报纸刊物的报道上，高兴地看到一些科技上的创造和发明，这是很使人振奋的！我忽然想起两句昔人的诗：

敢信群龙终见首，竟烦大鸟屡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