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人（之六）

小.说。T/x/t天.堂

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

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

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

“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消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时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敌后的一个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总找不到一个职业使他可以到后方来。他贫病交加，于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爱的也是最聪明的女儿宗莲，就改了名字和同学们逃到解放区去，其他的仍守着母亲，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我的这个最聪明最尽责、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这样在敌后劳苦抑郁地了此一生！

关于能把三个弟弟写在一起的事：就是他们从小喜欢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里，紧挨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他们就从树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后面的一个旮旯里，藏了许多他们自制的玩艺儿，如小铅船之类。房东祈老头儿来了，看见他们上房，就笑着嚷：“你们又上房了，将来修房的钱，就跟你们要！”

还有就是他们同一些同学，跟一位打拳的老师学武术，置办一些刀枪剑戟，一阵乱打，以及带着小狗骑车到北海泅水、划船，这些事我当然都没有参加。

其实我在《关于女人》那一本书里，虽然说的是我的三位弟妇，却已经把我的三个弟弟的性情、爱好等等都已经描写过了。不过《关于女人》是写在一九四三年，对于大弟只写了他恋爱、婚姻一段，对于二弟、三弟就写得多一些。

二弟为杰从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时父亲带着大弟，母亲带着小弟，我就带着他。弟弟们比我们睡得早，在里床每人一个被窝桶，晚饭后不久，就钻进去睡了。为杰和一般的第二个孩子一样，总是很“乖”的。他在三个弟兄里，又是比较“笨”的。我记得在他上小学时，每天早起我一边梳头，一边听他背《孟子》，什么“泄泄犹沓沓也”，我不知道这是《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节？也许还是“注释”，但他呜咽着反复背诵的这一句书，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着。

他的功课总是不太好，到了开初中毕业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蓝布大褂的，母亲还不敢先给他做，结果他还是毕业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成了个高材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学，正巧我也回国在那里教课，因为他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

有一次男生们演话剧“咖啡店之一夜”，那时男女生还没有合演，为杰就担任了女服务员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绸衣裙，头上扎个带褶的白纱巾，系上白围裙，台下同学们都笑说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学在未名湖上化装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里捧着纸做的杯盘，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结婚后，我们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里吃饭，他很能吃，也不挑食。一九三○年秋我怀上了吴平，害口，差不多有七个月吃不下东西。父亲从城里送来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几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吴平那一天，我从产房出来，看见他在病房等着我，房里桌上有一杯给产妇吃的冰淇淋，我实在太累了，吃不下，冲他一努嘴，他就捧起杯来，脸朝着墙，一口气吃下了！

他在燕大念的是化学，他的学士和硕士的论文，都是跟天津碱厂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写的。侯先生很赏识他，又介绍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化学博士，毕业时还得了金钥匙奖。回国后就在永利制碱公司工作。解放后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见面的时候就多了。

我是农历闰八月十日生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一日，他们就买一个大蛋糕来，我们两家人一起庆祝，我现在还存着我们两人一同切蛋糕的相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后，他得到消息，一进门还没得及说话，就伏在书桌上，大哭不止，我倒含着泪去劝他。他晚年身体不好，常犯气喘病，家里暖气不够热时，就往往在堂屋里生上火炉。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进了医院，他的爱人李文玲还瞒着我，直到他一月十二日逝世几天以后，我才得到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纪念册，要我题字，我写：

他这么一个对祖国的化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弟弟，我又感到无限的自慰与自豪。

他的爱人李文玲是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专修钢琴。他的儿子谢宗英和儿媳张薇都继承了他的事业，现在都在化工部的附属工程机关工作。

我的三弟谢为楫的一切，我在《关于女人》写我的三弟妇那一段已经把他描写过了：

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兄姐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他很爱好文艺，也爱交些文艺界的年轻朋友。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都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七年我的父亲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还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我忘了，那时他也不过十七八岁。

他没有读大学就到英国利物浦的海上学校，当了航海学生，在五洲的海上飘荡了五年，居然还得了一张荣誉证书回来。从那时起他就在海关的缉私船上工作。抗战时期，上海失守后，他到了香港，香港又失守了，他就到重庆，不久由港务司派他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回来后就在上海港务局工作。

他的爱人刘纪华，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的女儿，燕大的社会学系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也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他们有五个儿女。为楫说，为了纪念我，他们孩子的名字里都要带一个“心”字。长女宗慈，十一二岁就到东北上学，我记得是长春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他们的二女儿宗爱、三女儿宗恩，学的是音乐，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听见了很高兴，给她们寄去八百元买了一架钢琴，作为奖励。他们的两个儿子宗惠和宗悫那时还小。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

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

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瘁交加的纪华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为楫就到窑街和小儿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儿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应兰州大学之聘，在兰大教授英语；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兰州逝世了！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和为杰只奇怪楫弟为什么这样懒得动笔，每逢农历九月十九，我们还是寄些钱去（他比纪华大一岁，两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们总是祝他们“双寿”），让他的孩子们给他买块蛋糕。孩子们也总是回信说：

“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欢，说是谢谢你们！”杰弟一直到死，还不知道“小小”已经比他先走了！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流尽了最后的眼泪！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我倒觉得“死”真是个“解脱”，“痛”的是后死的人！

我的三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尽力地爱护了你们。最后也还是我用眼泪来给你们送别，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１９８７年７月８日风雨欲来的黄昏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小鲁和小菲都是好孩子，听我的话，都参加了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他们对我说的关于他们就业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伤心！我能考虑吗？我的同事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的同事们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知道了，又该怎么想呢？

小鲁说：“爸爸，事情是明摆着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学，现在病得动不得了，她教书的那个学校，又出不起医药费，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们下了课后来伺候她。

那个四川小阿姨都干得不耐烦了，整天嘟囔着说要走。您呢，兢兢业业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学，好容易评得个副教授，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钱工资！开门七件事什么都要钱买，不向钱看行吗？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当不了饭吃，‘清高’当不了衣穿，‘清高’医不了母亲的病！我听了您的话，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

我去当餐馆服务员，连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领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个房间、端个盘子什么的，都会干得出色。我每月挣的不会比哥哥少，也许还会有外汇券呢。我们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块钱，妈妈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请了，您还教您的书，就算是消磨日子，过您的教授瘾吧！”

他们为我们的家计，想得多么实际，解决得多么彻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吗？”面对两个孩子，我心头翻涌着异样的滋味。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３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