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3)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的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音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祥。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扳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可能会使我们对山西商人人格构成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上文提到过的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岁羽］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导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岁羽］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大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岁羽］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岁羽］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岁羽］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运作规范相去遥遥。毛鸿［岁羽］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愤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鸿［岁羽］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岁羽］，而毛鸿［岁羽］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佣人。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写到这里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邦的更广阔的天地。
五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就一二家铺号的兴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然而一种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世纪性繁华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商业机制的时代性转换固然是一个原因。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几个县城为总指挥部的家族式商业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但这还不是它们整体败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政府银行不能代替民间金融事业，国际商业无法全然取代民族资本，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况庞大的晋商队伍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北京、上海、武汉，一心只想适应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顽不化地与新时代对抗的决心。说实话，中国在变又没有大变，积数百年经商经验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换言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使晋商败落，他们在今天也未必会显得多么悖时落伍。
那么，使山西商人整体破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让史料作证。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我相信许多历史家还会继续热烈地歌颂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似乎也应该允许我们好好谈一谈它无法淹盖的消极面吧，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事实是，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史料记载，太平军到武昌后，“汉地惊慌至极，大小居民、铺户四外乱逃”，票号、银号、当铺“一律歇闭”，“荡然无存”，多种商事，“兵燹以后无继起者”。太平军到苏州后，“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太平军逼近天津时，账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皆已失业”，受其影响，北京也是“各行业闭歇，居民生活处于困境”。至于全国各地一般中小城镇，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伤遍野”，经济上更是“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间，有不少地方太平军和清军进行过多次拉锯，每次又把灾难重复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国自己内讧，石达开率十万余人马离开天京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独立作战，重把沿途的经济大规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谓“荡然无存”往往已不是夸张之言。面对这种情况，山西商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只得纷纷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号总部接成都分号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总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重庆形势，但三个月后，已经必须命令广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说：“务以速归早回为是，万万不可再为延迟，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个大商号的慌乱神情溢于言表。面对着在中国大地上流荡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乱地龟缩回家乡的小县城里去了，他们的事业遭受到何等的创伤，不言而喻。
令人惊叹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山西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竟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后来一再地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居然都能艰难撑持、绝处逢生，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这证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也从此开始，山西商家怎么也挺立不住了。
民军与清军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破坏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乱抢劫、兵匪一家扫荡街市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业破产关闭的情景比太平天国时期还要严重。工商企业关门了，原先票号贷给他们的巨额款项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众却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挤兑，票号顷刻之间垮得气息奄奄。本来山西商家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几个省份一独立，业务中断，欠款不知向谁索要，许多商家的经理、伙计害怕别人讨账竟然纷纷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闭清理，与它们有联系的民众怨声如沸又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政府总不会眼看着一系列实业的瘫痪而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外：政府看上了请愿团的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的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１９１５年３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不无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
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
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
法院捕其来京矣。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如果这是社会革新的代价，那么革新了的社会有没有为民间商业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没有创建山西商人创建过的世纪性繁华呢？
对此，我虽然代表不了什么，却要再一次向山西报愧，只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过某些经不住如此深问的糊涂观念。
六
我的山西之行结束了，心头却一直隐约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么也排遣不掉。细看表情，仍然像那张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离开太原前，当地作家华而实先生请我吃饭，一问之下他竟然也在关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他写给今天山西企业家们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海内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段。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
很遥远了吗？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底下还有很多话，慢慢再读不迟，我抬起头来，看着华而实先生的脸，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间听说，今天，连大寨的农民也已经开始经商。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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