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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在火车上

  双辫的乘务员,带着我穿过好几节坐满乘客的车厢,直到一节软席卧车的一个房间门口,微微地笑着说:“您暂且坐一坐吧,等有了空座我再通知您。”她还要同乘客说些什么,看见这位客人正向车窗外不住地挥手,她就悄悄地退步了。

  我喘息甫定,在卧铺靠近门边的一角,坐了下来,一面从手提包掏出手绢,擦着额上的汗,一面观察这个房间:在相对的两个卧铺上,都摆了几个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上面系着各式各样的旅馆和轮船的标签。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龙衬衫,灰色裤子,脚下是灰色镂空皮鞋,上半身几乎完全探出车外去,使劲地挥动着手帕。直到火车走出站台,他才慢慢地缩进车来,又慢慢地放下纱窗,慢慢地坐下,抬起头来看见我,仿佛很感到意外。我连忙笑着向他解释:“对不起,我因为有点急事,临时买票上的车,软席座位没有了,乘务员把我带到这房间里暂坐一下。好在不到一个钟头,我就下车……”他茫然地点头笑说:“没关系,请坐,欢迎!”我看他心不在焉的眼神里,仿佛有很大的心事,我怕扰乱他的情绪,便拿出手提包里的一本杂志,自己低头看起来。

  这位客人显然十分兴奋,他先打开一把黑折扇,不住地扇着,又站起来把摆在我座位旁边的小箱子,都推到窗口去。他呆坐着望了一会儿窗外,又回过头来不住地望着我。我索性放下书,笑着望着他。他似乎十分高兴有了和人谈话的机会,立刻笑着和我招呼。他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头顶有点秃了,满面红光,稀稀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唇角上翘,显出一种淳厚而又精明的神气。他笑说:“我是从印尼回来探亲的。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我笑说:“听得懂,您说得不错,您的原籍是福建吧?”他笑说:“是的,是的,我是福建晋江。我的口音里带出福建腔来了吧?”我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福建人……”他赶紧站起来,和我握手,还不住地摇着,脸上发出欢乐的光,“这样,你会说福建话了?”他回过身去,按了铃,又从衬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辞说不会,他自己便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了,和我滔滔不绝地说起福建话来。

  “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陈,叫陈依谦,世代是种田的。你知道我们那边靠海,风沙大得很,冬天一夜的大风,一阵一阵的流沙,就把田地都没平了。大风过后,我们就得一担一担地从地里把流沙挑走,才能下种。种田的人真是苦极了,收成又不多。三十年前,一场大风沙,把我们那个二十三户的村子,完全填没了。我的父亲就是那时死去的。我母亲带了我们三个弟兄逃了出来。我二哥卖了壮丁,我就跟了几个同村的人下了南洋。临走那一天,母亲往我怀里塞了一包祖宗灵前的香灰,大哥也往我手里放了一包故乡的沙土。母亲哭着说:‘到那边有了活路就捎回信来吧……’我大哥却咬着牙说:‘这个鬼地方,你不回来也罢。有了立脚地,有了钱,你寄点钱回来治治沙吧,我是要死守在这里的!’”

  乘务员微笑着站在门口,这位客人笑着向她说:“请拿点啤酒和汽水来吧,我请这位乡亲喝两杯。”乘务员答应着,又向我点头一笑,回身走了。

  他接着说:“我心里就像刀剜的一样,但是,正像母亲说的,出去闯一闯总比饿死在家里强一些……我跟着乡人,辗转到了雅加达,先是挑一副货郎担,到各乡村里卖些杂货,慢慢地攒了一点钱……”他笑了,搔了搔头,“我在印尼结了婚,我的家里——国内称呼爱人吧?——也是中国人,她是生在印尼的,我们有了八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今年十八岁了……”

  我问:“他们都在印尼吧?”他说:“不,我的大女儿雪莲,她在北京上学。我这次回国,就是来看她的。”这时他的脸上忽然放出异样的欢乐的光彩,我们的谈话显然进入了他兴奋情绪的中心!乘务员正好端着啤酒汽水和两个杯子进来。他自己站起来开了啤酒,倒了两杯,又举起沙沙作响的杯子,对我说:“让我们祝贺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我们的祖国真是太伟大了!”他几口把酒喝干,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嘴,又点上一支烟,说:“这得从我女儿说起,不,还是从我说起吧。

  “解放前,我不敢回来,你恐怕也懂得,我们那边,土匪多,官比土匪更厉害。华侨就是摇钱树,不管你钱多钱少,看见我们回家就眼红,必然重重地敲诈一番才罢。等到故乡解放了,母亲又不断来信,说新中国这样好,那样好,又说大哥做了村干部,二哥也回来了,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学校,读了书……叫我一定要回来看一看,我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我们那边有几拨儿人回来过,回去都说好得了不得,我才大着胆子回来了。一进国门,真是万象更新。到故乡一看——”他拍一下大腿,“嗬,说起真像进入天堂一样,绿油油的一望没有边,茫茫白沙都不见了。你猜怎样,他们栽了几十道木麻黄的防风林,挡了风,聚了土。土地是一年比一年多,不是一年比一年少了。这一带防风林,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棵,你说不是农业社,人民公社,光凭我们村里一二百人的力量办得到吗?我回到家第二天,就进城去见我们的父母官,更是出我意外,原来他也是农民出身!谈起地里活来,他比我还内行,怪不得他会把地方治理得那么好,他原是我们自己的人嘛!

  “从故乡我又到北京去观光。这一路和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高兴得使我落了无数次的泪!谢天谢地,我们祖国居然也有了今日!回到印尼去,和同乡朋友们足足兴奋地谈了几天几夜。那时我的大女儿雪莲才有十二岁,她正从华侨小学毕业,听我说得高兴,她就一心一意地想回祖国来升学。她母亲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家,一下子走得这么远,有点舍不得,她的外祖父母,更是直摇头。但是我说,我小时候是闯出南洋来的,那时真是前途茫茫,如今她是回到光明的祖国去,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我们父女两个兴高采烈,只有她母亲和外祖父母是哭着送她上船的。

  “雪莲和她的同学们到了北京不久,都分别进了学校,每一封信来,都是欢天喜地谈到学校里家庭般温暖的生活,谈到党和国家对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母亲才放了心,她的外祖父母还说雪莲这孩子好强,就是想家难过,她也是不肯说的。前几年听说国内闹旱灾,物资供应困难,她外祖母就偷偷地不断给雪莲寄钱,让她买滋补的东西吃,后来就简直寄些包裹,什么鱼肝油、可可、奶粉……几乎天天跑邮局。不料雪莲来信,和外祖母生了一场气,说是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婆婆若是尽着寄东西,我以后就永远不给她写信了。雪莲是我们的头生女儿,她一有弟弟,外祖母就把她揽了过去,把雪莲娇惯得什么似的,既怕风吹,又怕日晒,恨不得拿玻璃罩把雪莲罩起来,供在床头上才好!她对雪莲又是千依百顺,因此雪莲一吓唬她,她也不敢再寄东西了,可心里总是嘀咕着。她说雪莲那么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如今肯吃大锅饭,自己洗衣服,她简直不能相信。她翻来覆去地看雪莲的来信,字迹分明是雪莲的,说的话可就像长大了十年。她偷偷地对我爱人说,莫不是别人念的叫雪莲写的吧?我爱人笑说,雪莲那脾气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牛不吃水强按头’,她才不会叫人摆布呢!

  “今年是雪莲高中毕业的日子,我的岳母可有了借口了,其实也不止我岳母,就是我们夫妇俩,也想借这机会,给她带回点东西……”他笑指着两边卧铺上的那些手提箱说:“这里面都是我们给她带来的东西,凡是我们办得到的,都替她买了。谁知道……”

  他摇了摇头,笑了,用几乎是虔敬的眼光注视着我:“你猜我万里迢迢,给她带了这么许多她从前所喜爱的东西,大箱小匣地送到她学校里去。她却一句高兴的话都没有,让我全部带回旅馆来了。她自己也跟我回来,坐在我床上,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她不但说我不应该给她买这么多用不着的东西,还劝我以后也不要给她的弟弟妹妹们买那些多余的东西。她的话又简单又正确,句句打进我的心里,真没有想到连一天的苦都没受过的孩子,会懂得那么多,那么透彻!我真是又惭愧又感激,惭愧的是我忘记了自己和祖先受过的贫穷苦难,感激的是我的祖国,把我娇生惯养的女儿教育成这么一个懂事的人。我说:雪莲,你完全对,我把这些都带走,以后不但不给你寄多余的东西,也不给你弟弟妹妹买多余的东西。这样,你满意了吧?她这时才笑了,过来搂着我,又像小时候那样,双手捧住我的脸,叫我好爹爹!”

  他的眼里忽然充满了喜悦的眼泪,低头把烟头踩灭了:“我回去要告诉我的岳母和爱人,还要对我的儿女们说,雪莲已经取得了比这些好到千万倍的东西,她早已不把这些多余的物质享受看在眼里了!”

  他说着,两臂交叉起来,低头凝思。我抬头望着窗外,火车仍在风驰电掣地走着,远远的几座大楼和烟囱,渐渐入望,我的目的地快到了。

  我轻轻地站起来,回到门边的座位上去,把书收在手提包里。这时过道上已经充满了准备下车的人声。陈先生惊醒了似的,走了过来,我站起来笑说:“今天真是意外相逢,没想到在火车上遇见一位同乡,我有许多年没有说福建话了!”他笑说:“可不是,……”火车摇晃了一下,停住了。我赶紧拿起手提包,和他握手,说:“再见吧,你一定还会回来的。你女儿和她学校的地址,我都知道了,我回到北京一定去看看她。祝你一路平安,合家快乐!”他脸上充满了激情,也说不出话来,只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

  我刚跳下去,火车已经开动了,车轮越转越快,隆隆地走出我的视线。我的心似乎也跟着这位充满了激情的乡亲,带着他的说不尽道不完的兴奋的感动的言语,向着他海外的家飞奔,飞奔。

  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

  (原载《儿童文学丛刊》196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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