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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朋友,你不要这么看我,我是最反对人身买卖的,这是最不人道的事。但是,那女人是在大旱灾时候留下的,那时我不要,她的父母就会把她卖到妓院里去。你想,这何等可怜。我留下地,正为的讲人道。况且那也不算什么人身买卖,不过我给了她父母几文,她的父母就把自己的女儿留在我家里就是了。我当初原想将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不,简直当作姊妹,同胞看;可恨我的贱内是旧式,说不通。你要知道旧式的女人顽固起来,真是无法可想的,我现在正在另外想点法子。

  “但是,那娃儿已经多天没有裤子了,她是灾民的女儿。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我保你将来铜像巍巍,高入云表,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

  “对了,我知道你一定肯,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此刻且不要脱下来。我不能拿了走,我这副打扮,如果手上拿一条破裤子,别人见了就要诧异,于我们的牺牲主义的宣传会有妨碍的。现在的社会还太胡涂,——你想,教员还要吃饭,——那里能懂得我们这纯洁的精神呢,一定要误解的。一经误解,社会恐怕要更加自私自利起来,你的工作也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朋友。

  “你还能勉强走几步罢?不能?这可叫人有点为难了,——那么,你该还能爬?好极了!那么,你就爬过去。你趁你还能爬的时候赶紧爬去,万不要‘功亏一篑’。但你须用趾尖爬,膝髁不要太用力;裤子擦着沙石,就要更破烂,不但可怜的灾民的女儿受不着实惠,并且连你的精神都白扔了。先行脱下了也不妥当,一则太不雅观,二则恐怕巡警要干涉,还是穿着爬的好。我的朋友,我们不是外人,肯给你上当的么?舍间离这里也并不远,你向东,转北,向南,看路北有两株大槐树的红漆门就是。你一爬到,就脱下来,对号房说:这是老爷叫我送来的,交给太太收下。你一见号房,应该赶快说,否则也许将你当作一个讨饭的,会打你。唉唉,近来讨饭的太多了,他们不去做工,不去读书,单知道要饭。所以我的号房就借痛打这方法,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知道做乞丐是要给人痛打的,还不如去做工读书好。

  “你就去么?好好!但千万不要忘记:交代清楚了就爬开,不要停在我的屋界内。你已经九天没有吃东西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免不了要给我许多麻烦,我就要减少许多宝贵的光阴,不能为社会服务。我想,我们不是外人,你也决不愿意给自己的同志许多麻烦的,我这话也不过姑且说说。

  “你就去罢!好,就去!本来我也可以叫一辆人力车送你去,但我知道用人代牛马来拉人,你一定不赞成的,这事多么不人道!我去了。你就动身罢。你不要这么萎靡不振,爬呀!朋友!我的同志,你快爬呀,向东呀!……”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十八期。)

  战士和苍蝇

  Schopenhauer〔2〕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虎狼间去?或者,鹰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六号。)

  忽然想到

  五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六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涅!涅!!”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百百宋,潍县陈氏的十钟,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下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京报副刊》。)

  杂感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五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三期。)

  北京通信

  蕴儒,培良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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