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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ConstanceGarnett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ModernLibra-ry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升曙梦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通信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C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备考】:

  来信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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