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哭范爱农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

　　无题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三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

　　赠日本歌人

　　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

　　三月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三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十月十二日

　　（本篇在收S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无题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十二月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二十二年元旦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月二十六日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六月二十一日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赠人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

　　其二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

　　七月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十二月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奔流》编校后记

　　一

　　创作自有他本身证明，翻译也有译者已经解释的。现在只将编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写上几句——

　　Ｉｗａｎ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早因为他的小说，为世所知，但论文甚少。这一篇《ＨａｍｌｅｔｕｎｄＤｏｎ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Ｈａｍｌｅｔ》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Ｄｏｎ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则只有林纾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君正在大发《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ｔｙｐｅ”，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Ｈａｍｌｅｔ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ｉｓｍ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Ｍａｒｘｉｓｍ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了，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

　　《大旱的消失》是Ｅｓｓａｙ，作者的底细，我不知道，只知道是1902年死的。Ｅｓｓａｙ本来不容易译，在此只想绍介一个格式。将来倘能得到这一类的文章，也还想登下去。

　　跋司珂（Ｖａｓｃｏ）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Ｐｙ－ｒｅｎｅｅｓ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ＰｉｏＢａｒｏｊａｙＮｅｓｓｉ）就禀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Ｒｉｃａｒｄｏ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Ｒｉｃａｒｄｏ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Ｖｉｃｅｎｔｅ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ｅｚ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约有四十种，多是长篇。这里的小品四篇，是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内，永田宽定的译文重翻的；原名《ＶｉｄａｓＳｏｍｂｒｉａｓ》，因为所写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译的题目。

　　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为免去蒙冤起见，只好特替作者在此声明几句：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作者取来编作“狂言”样子，还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备登在《波艇》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不过是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Ｂｕｋｈａｒｉｎ们自然也主张支持劳动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几个是委员，如Ｖｏｒｏｎｓｋｙ，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Ｉａｋｏｖｌｅｖ，Ｔｒｏ－ｔｓｋｙ，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等；也有“锻冶厂”一派，如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Ｖａｒｄｉｎ，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ｂａｃｈ，Ｒｏｄｏｖ，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Ｖｏｒｏｎｓｋｙ，《赤色新地》的编辑者；对于他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且指摘Ｖｏｒｏｎｓｋｙ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国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Ｖｏｒｏｎｓｋｙ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Ｔｒｏｔｓｋｙ，Ｒａｄｅｋ都已放逐，Ｖｏｒｏｎｓｋｙ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着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鲁迅。

　　二

　　ＲｕｄｏｌｆＬｉｎｄａｕ的《幸福的摆》，全篇不过两章，因为纸数的关系，只能分登两期了。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奥国人Ｒｅｎé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Ｔｈ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Ｆａｃｅｏ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ＩＡｎｎｅｎｋｏｖ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画像，著者这样说——

　　“……其中主要的是画家ＩｕａｎｉｉＡｎｎｅｎｋｏｖ。他依照未来派艺术家的原则工作，且爱在一幅画上将各刹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设法寻出一个为这些原质的综合。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ＭａｘｉｍＧｏｒｋｙ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ＲＳＦＳＲ”，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Ｇｏｒｋｙ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Ｇｏｒｋｙ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的手法非常浓重的。Ｅｖｒｅｉｎｏｖ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Ｇｏｒｋｙ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升曙梦的《最近的Ｇｏｒｋｙ》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Ｎ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ＬｅｏｖＴｏｌｓｔｏｙ和ＨｅｎｒｉｋＩｂｓｅｎ。Ｉｂｓｅｎ的著作，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Ｈ，Ｅｌｌｉｓ，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ａｓ，有岛武郎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Ｉｂｓｅｎ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鲁迅。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

　　“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誌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Ｉｂｓｅｎ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从译者看来，Ｉｂｓｅｎ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Ｉｂｓｅｎ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Ｉｂｓｅｎ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