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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昨天接到北新寄来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匆流览了三幅插画之后,便去读《编辑后记》——这是我的老脾气。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为奋兴,那便是:‘……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和离校后的失业时期颇曾学学过刻印,虽然现在已有大半年不亲此道了。其间因偶然尝试,曾刻过几颗绘画的印子,但是后来觉得于绘画没有修养,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继续努力。不过所刻的这几颗印子,却很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发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给编《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没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价,要二元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画报的汉口某日报去,但是画报没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报很承他们赞赏,然而据说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国人’,不妥,劝我刻几个党国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们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这几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现在见到了你这句话,怎不令我奋兴呢?兹特冒盛暑在蒸笼般的卧室中找出这颗印子钤奉一阅。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则不胜大欢喜也。

  谨上七月十八日。”

  从远远的汉口来了这样的一个响应,对于寂寞的我们,自然也给以很可感谢的兴奋的。《美育》第二期我只在日报上见过目录,不记得有这一项。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报,则大约误以版画家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专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现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赏。不过这次可还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罢。《奔流》版心太大而图版小,所以还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去。但希望刻者告诉我一个易于认识的名字。

  还有,《子见南子》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排演,引起了一场“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风潮。曾经搜集了一些公文之类,想作一个附录来发表,但这回为了页数的限制,已经不能排入,只好等别的机会或别的处所了。这或者就寄到《语丝》去。

  读者诸君,再见罢。

  鲁迅。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计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当有整三个月的距离,读者也许要觉得生疏了。这迟延的原因,其一,据出版所之说,是收不回成本来,那么,这责任只好归给各地贩卖店的乾没。但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译文,也并无什么深意,不过因为所有的稿件,偏是译文多,整理起来,容易成一个样子。去年挂着革命文学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有些化为“小记者”,有一个在小报上鸣不平道:“据书业中人说,今年创作的书不行了,翻译的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那才好销。上海一般专靠卖小说吃饭的大小文学家那才倒霉呢!如果这样下去,文学家便非另改行业不可了。小记者的推测,将来上海的文学家怕只留着一班翻译家了。”这其实只在说明“革命文学家”之所以化为“小记者”的原因。倘若只留着一班翻译家,——认真的翻译家,中国的文坛还不算堕落。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还是要登创作的,别一小报说:“白薇女士近作之《炸弹与征鸟》,连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闻北新书局即拟排印单行本发卖,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续刊。”编者却其实还没有听见这样的新闻,也并未奉到北新书局饬即“停止续刊”的命令。

  对于这一本的内容,编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学的好坏,即使是“鸟瞰”,恐怕现在只有“赵景深氏”知道。况且译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语,便无须编者来多谈。但就大体而言,全本是并无一致的线索的,首先是五个作家的像,评传,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译一篇传,或有了评传而搜求一篇文或诗。这些登载以后,便将陆续积存,以为可以绍介的译文,选登几篇在下面,到本子颇有些厚了才罢。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nation”译作“民众”,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语丝》上有LS的译诗,和这里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了。

  契诃夫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的插画,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爱》是评论中所提及的,可作参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间》,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长,只得作罢。《熊》这剧本,是从日本米川正夫译的《契诃夫戏曲全集》里译出的,也有曹靖华先生的译本,名《蠢货》,在《未名丛刊》中。俄国称蠢人为“熊”,盖和中国之称“笨牛”相类。曹译语气简捷,这译本却较曲折,互相对照,各取所长,恐怕于扮演时是很有用处的。米川的译本有关于这一篇的解题,译载于下——

  “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尔修剧场,看法国喜剧的翻案《对胜利者无裁判》的时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这脚色的演员梭罗孚卓夫的本领,便觉到一种诱惑,要给他写出相像的脚色来。于是一任如流的创作力的动弹,乘兴而真是在一夜中写成的,便是这轻妙无比的《熊》一篇。不久,这喜剧便在珂尔修剧场的舞台上,由梭罗孚卓夫之手开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为了作这成功的记念,契诃夫便将这作品(的印本上,题了)献给梭罗孚卓夫。”

  JAho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Aho之前的作家Piva〗rinta的《人生图录》(有德译本在《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中),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了。这一种Type,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FPoppenberg的一篇《阿河的艺术》就明白。这是很好的论文,虽然所讲的偏重在一个人的一部书,然而芬兰自然的全景和文艺思潮的一角,都描写出来了。达夫先生译这篇时,当面和通信里,都有些不平,连在本文的附记上,也还留着“怨声载道”的痕迹,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为当初原想自己来译,后来觉得麻烦,便推给他了,一面也豫料他会“好,好,可以,可以”的担当去。虽然这种方法,很像“革命文学家”的自己浸在温泉里,却叫别人去革命一样,然而……倘若还要做几天编辑,这些“政策”,且留着不说破它罢。

  Kogan教授的关于Gorky的短文,也是很简要的;所说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发点和变迁,大约十分中肯。早年所作的《鹰之歌》有韦素园先生的翻译,收在《未名丛刊》之一的《黄花集》中。这里的信却是近作,可以看见他的坦白和天真,也还很盛气。“机械的市民”其实也是坦白的人们,会照他心里所想的说出,并不涂改招牌,来做“狮子身中虫”。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眼前的例,就如张勋在时,盛极一时的“遗老”“遗少”气味,现在表面上已经销声匿迹;《醒狮》之流,也只要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走狗”,而遥向首都虔诚地进“忠告”了。至于革命文学指导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遥于巴黎,“左翼文艺家”蒋光Y先生之养疴于日本(or青岛?),盖犹其小焉者耳。

  VLidin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载在去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

  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以供参考,别的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Jacobsen,Bang等,都没有提及。他们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跋佐夫在《小说月报》上,还是由今年不准提起姓名的茅盾先生所编辑的时候,已经绍介过;巴尔干诸国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国最为熟识的人了,这里便不多赘。确木努易的小品,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横泽芳人的译本重译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VLidin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也不见他的姓名,这篇上注着“遗稿”,也许是一个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罢。

  末两篇不过是本卷前几本中未完译文的续稿。最后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艺与批评》中印出,本来可以不必再印,但对于读者,这里也得有一个结束,所以仍然附上了。《文艺政策》的附录,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和《关于科学底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也已译载《文艺与批评》中;末一篇是Maisky的《文化,文学和党》,现在关于这类理论的文籍,译本已有五六种,推演起来,大略已不难揣知,所以拟不再译,即使再译,也将作为独立的一篇,这《文艺政策》的附录,就算即此完结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

  热风

  题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随感录二十五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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