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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的,桐城派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做文章

  朔尔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看书琐记

  焉于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看书琐记(二)

  焉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安贫乐道法

  史贲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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