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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马伯乐 (7)

  其余的,不但吃饭的用具,就连枕头、被子、鞋袜,也都变了样。因为不管什么他都不用水洗,一律用刮的办法。久了,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木片刮。天下了雨,进屋时他就拿小木片刮,就把鞋边上的泥刮干净了。天一晴,看着鞋子又不十分干净,于是用木片再刮一回。自然久不刷油,只是刮,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地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些些羞怯的感觉。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湛亮的,头发闪着油光的而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心里向他们说:

  “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

  马伯乐心里恨极了,他恨自己不是当前的官员,若是的话,他立刻下令是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还一点也不觉得。

  “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不大愿意上街,一上街看了他就生气。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他的帽子忽然被人抓着跑了。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开书店时的那个会计,也就是他在上海××大学旁听时的同学。

  这个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满脸青灰,好像一个吸鸦片的人。其实是由于胃病所致,那人是又瘦又干。

  马伯乐既然看出来的是他,就想说:

  “你拿去我的帽子干什么呢!”

  他的脸都气红了,在大街上开玩笑也不好这样开的,让人看了什么样子。

  等他和那人握了手之后。话就没有如此说而是:

  “现在你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一年干什么?胃病还没有好哇!”

  那人也就和他说了一大套,临走才把帽子交给了马伯乐。

  马伯乐一细看:

  “晤!”

  帽子上有一个洞洞。

  “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怎么来的!”

  马伯乐正在研究着,他的朋友说一声:

  “老马,你的帽子可以换一个了。你是不戴帽子的,一年不见,却戴起帽子来了。我看走路的样子是你,我就给你摘下帽子来瞧瞧。”

  说完了,他就走。

  马伯乐想,这小子,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吗?他妈的!一路上他研究着帽子到底是怎么出的洞,没有研究出来,等到家里,才明白了。他生起火炉烧饭时,用扇子扇着火,火花往四边飞,飞到他自己的手上,把手给烧了一个小黑点。因为手是活的,烧得热辣辣的痛,他把手上的火星立刻打掉了,所以,没有烧了多大一片,而只是米粒那么大一点。马伯乐立刻明白了,帽子的洞是火烧的。他赶快去看看,枕头和被子烧着没有,因为在电灯底下,虽然说是很亮了,但到底看得不怎样清楚。似乎是并没有烧着,但是他很疑心,他想想那说不定。所以他把炉口转了一个方向,仍是用扇子扇着,使那火花撞到墙上去,再从墙上折回来落到别处去。这个马伯乐就看不见了,他很放心地用力扇着火。火星从墙上折回来,竟或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脸上,但这个不要紧,这是从墙上折回来的了,不是直接的了。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惟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的袜子、鞋或是西服。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服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用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马伯乐擦完了觉得很凉爽,很舒适,无异于每天洗两次澡的人。

  他就是闲着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收拾屋子,满地蒜皮,一开门,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很喜欢吃葱或是蒜,而且是生吃,吃完了也不放放空气。关起门来就上街了。那锁在屋子里的混沌沌的气味,是昼夜地伴着他的。

  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沌沌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地方来练习?

  “这不是对着我们中国人,是对着谁?”

  “看那大炮口,那不都笔直地对着我们的中山路吗?”

  而且全青岛因为上来了很多海军而变了样。妓女们欢欢乐乐地看见那长得很小的海军,就加以招呼。安南妓女,法国妓女,高丽……说着各种语言的都有,而且她们穿了不同国度的衣裳,徘徊在海边上,欢笑的声音,使海水都翻了花了,海涨潮时,那探进海去的两里路长的栈桥,被浪水刮刮地冲洗上来了,妓女们高声地大笑着。她们说着各种言语,觉得十分好玩。那些长得很小的水兵,若是看一看她们,或是撞一撞她们,她们就更笑起来,笑得有点奇怪,好像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最幸福的人似的。一直到她们之中有的被水兵带走了,她们才停下来。可是那被水兵带上了岸的,仍旧是要欢笑下去,将要使满街都充满了她们的笑声。

  同时有些住宅的墙上,挂出牌子或是贴出了纸贴,上边写着欢迎他们的皇军到他家里去做客。是凡住在青岛的日本人家都贴的招贴,像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拍卖的那样,这真是世界上顶伟大,顶特殊,顶新鲜的事情。

  大概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伯乐是见过了的,而且是亲眼所见。

  数日之内,是凡日本人家里,都有帽子后边飘着两个黑带的水上英雄到他们家去做客。三个一串,两人一伙,也有四五个水兵一齐到一个家庭里去的。说也奇怪,本来客人与主人,在这之前是一次也未见过,可是他们相见之下却很融洽,和老友又重新会到了似的。主妇陪着吃酒。不管怎样年轻的主妇也要坐在一起陪着吃酒。其实是越年轻越好,困为水兵就是喜欢年轻的妇人的,像对于海边上那些说着各种言语的女子一样喜欢。越是年轻就越打闹的热闹。水兵盘着腿坐在日本式的小平桌前,主妇跪在旁边,毕恭毕敬地,像是她在奉陪着长辈的亲属似的。水兵们也像客人的样子,吃着菜,喝着酒,也许彼此谈上些家常,也许彼此询问着生活好否。

  马伯乐的隔邻就是个日本家庭。因为马伯乐是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里边那水兵就闹起来了,喝醉了似的,把陪着吃酒的主妇拉过去,横在他的怀里,而后用手撕着她的衣裳。

  马伯乐一看,这太不成个样子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他刚一骂出口来,他一想不对,他骂的不是中国人,于是他就改为:

  “真他妈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他跑去把太太喊来,让太太看看,果然太太看了很生气,立刻就把窗帘放下了。

  这真是出奇的事情,不但一天,第二天仍是照旧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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