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手(1)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地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得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着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了“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个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here！”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地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2x+y=……x2=……”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在化着妆；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

　　“王亚明，哎……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曲里拐弯的，好像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地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自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她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一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啦！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们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儿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儿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儿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儿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儿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

　　打开了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

　　“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嘈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阴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儿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像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亚明的领口：“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晶亮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儿？”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里的山下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地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地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儿，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颏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儿，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