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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病中

  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革”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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