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怀四十岁的志摩 (4)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 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同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悼胞兄曼陀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于职守，对卖国汪党，毫不容情，在沪特区法院执法如山，终被狙击于其寓外。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报上登过一时了。最近接得沪上各团体及各闻人发起之追悼大会的报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论。他们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极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会，将于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举行。我身居海外，当然不能亲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挽联语，遥寄春申江上， 略表哀思。（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溯自胞兄殉国之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的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胀，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末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

　　譬如，当故乡沦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长兄一样，因不肯离去故土而被杀；当时我还在祖国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场，设灵遥祭了一番，而终于没有心情来撰文以志痛。

　　从我个人的这小小心理变迁来下判断，则这一次敌寇的来侵，影响及于一般国民的感情转变的力量，实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执着于小我的那一种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国各沦陷地同胞的心里，我想，是可以一扫而光了。就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

　　现在，闲谈暂且搁起，再来说一说长兄的历史性行吧。长兄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系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淡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画集，诗集，虽则分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制版赶印了。大约在追悼会开催之日，总可以与世人见面，当能证明我这话的并非自夸。至于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则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说述，我也可以不必夸张，致堕入谀墓铭旌的常套。在这里，我只想略记一下他的历史。

　　他生在前清光绪十年的甲申，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补博士弟子员。当废科举改学堂的第一期里，他就入杭府中学。毕业后，应留学生考试，受官费保送去日本留学，实系浙江派遣留学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后，又改入法政大学，三年毕业，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译二年，其后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任职。当许公俊人任司法部长时，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国，也就在大理院奉职。直到“九·一八”事变起来之日，他还在沈阳作大理院东北分院的庭长兼代分院长。东北沦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载赴北平。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经接收过来以后，他就被任作临时高等分院刑庭庭长，一直到他殉职之日为止。

　　在这一具简短的略历里，是看不出他的为人正直，和临难不苟的态度来的。可是最大的证明，却是他那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后的一死。

　　鸿毛泰山等宽慰语，我这时不想再讲，不过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印人张斯仁先生

　　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不是懂得中国文字历史意义的人，也不会懂得篆刻的意义。

　　古今印史中说：“夫印者，所以示信传后也；善则传，不善则否。知此，则知所以修身矣。”所以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秦桧的诗词，或者也许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却妇孺皆能歌唱。而秦桧的文字，传下来的，只有“莫须有”的一句口语，并且就连这句口语，也是因岳武穆而传的。

　　援此例而来讲篆刻，我们第一也须问这从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绍印人张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这里。

　　梅县张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欢从金石录古名人印谱中摹学篆刻；及长，虽亦从事于商贾，然而其介如石，非义之财，是不屑取的。

　　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赈的盛举。

　　我虽则不懂书法，不懂篆刻，但对于李阳冰所说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方矩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这四法，倒也略能领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说近玄妙，自是程度的问题；我对张先生所刻的印章，还不敢具体地说，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过他刻印，或见过他所刻的印的人，都应该承认的。

　　张先生自己也说：“每当工作时， 犹如身临大敌，觉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尽会聚在铁笔的尖锋，凝神运气，愈刻愈觉得有劲儿。”这是力的表现， 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讲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这一次，或者会负张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购印助赈者不如荷属各地那样的踊跃，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这一点一艺报国的热心，却可不问助赈的成绩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战争中，领导我们作战的首领，与卫国捐躯的大小无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几角几分，来捐输国家的一无名苦力，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所占的是同样的地位。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传与不传，就可以从此地来下断语。

　　在这里过事夸扬的话，我可以不说，我只想把张先生的艺，和他的那一颗赤诚的心，介绍给星洲爱好篆刻的同人。

　　悼诗人冯蕉衣

　　诗人冯蕉衣，和我本来是不认得的，到了星洲之后，他时常在《晨星》栏投稿，我也觉得他的诗富于热情，不过修辞似乎太过于堆砌。所以他投来的稿，我有时候也为他略改，有时候，就一字不易地为他发表。

　　经过了几月，他就时时来看我，我曾当面向他指出许多他的缺点。他听了之后，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来，他的诗和散文，我觉得已经进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诉我找到了一个教书的位置，说是待遇虽薄，但生活却安定了一点。过了半年，他又来看我，说是失业了。我也曾为他留过意，介绍过一个地方，但终因环境不佳，那个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后他就一直的过着失业的生活，受尽了社会的虐待，这可从他最近的诗和散文中看出来。

　　我前月因脚痛不能行走的时候，曾托他为我上报馆来代过几天发稿看大版之劳。前二三月，他也曾和郭女士一道上我寓所来谈过许多闲天。但当双十节的晚上，王修慧君忽于深夜跑到报馆来告我以冯君的死耗的时候，我真疑他是在说谎。

　　但是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曾亲自送他入殓，亦曾亲自送他入土，向他棺上抛了最后饯别的一块土。

　　冯君当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极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他系受了敌人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

　　他还是一个纯真的人，没有染上社会腐化的恶习。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忠实的抒情诗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许他活，恶社会不许他活；致使这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诗人，不得不饮泣吞声，长怀冤恨于地下。我们若想为冯君出气，若想为和冯君一样的诗人们谋出路，则第一当然要从打倒侵略者，与改良社会的两件工作来下手。

　　至于冯君的生平行事，和状貌言行，则有其他的许多知道他得更详细的人，在各自的文字里略说了，我可以不赘。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郭沫若兄，今年五十岁了；他过去在新诗上，小说上，戏剧上的伟大成就，想是喜欢读读文艺作品的人所共见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而尤其是难得的，便是抗战事起，他抛弃了日本的妻儿，潜逃回国，参加入抗战阵营的那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