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怀四十岁的志摩 (5)

　　我与沫若兄的交谊，本是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是和学生时代同学时一样的。但因为中间有几次为旁人所挑拨中伤，竟有一位为郭氏作传记者，胆敢说出我仿佛有出卖郭氏的行为，这当是指我和创造社脱离关系以后，和鲁迅去另出一杂志的那一段时间中的事情。

　　创造社的许多青年，在当时曾经向鲁迅下过总攻击，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赞成的。因为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的“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以看出。

　　我对于旁人的攻击，一向是不理会的，因为我想，假若我有错处，应该被攻击的话，那么强辩一番，也没有用处。否则，攻击我的人，迟早总会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认，则旁人也会看得出来。所以，说我出卖朋友，出卖郭氏等中伤诡计，后来终于被我们的交谊不变所揭穿。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后，委员长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间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住宅里见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两三人而已。

　　这些废话，现在说了也属无益，还是按下不提。总之，他今年已经五十岁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发起替他祝寿；我们在南洋的许多他的友人，如刘海粟大师，胡愈之先生，胡迈先生等，也想同样的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为我国文化界的这一位巨人吐一口气。现在此事将如何进行，以及将从哪些方面着手等问题，都还待发起人来开会商量，但我却希望无论和郭氏有没有交情的我们文化工作者，都能够来参加。

　　印光法师塑像小记

　　卡尔·杜迪希，是维也纳的雕刻家，因为血统的关系，前两年被希脱勒驱逐了出国，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后不久，就到报馆来看我，第一，说是要我为他介绍介绍；第二，他想为委员长塑一个像以致敬，问我有没有委员长的照片。从此之后，我们就渐渐的来往起来了。大约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样子，自英德宣战以后，他终于因为国籍的关系，便和其他许多德意籍的犹太人，一道被迁到了英国的另一个自治领，我于是就和他断绝了往来。

　　是在他将离开星洲的时候，广洽法师有一天来说，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这一位薄命的艺术家。我们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儿亚娃看见了广洽法师的僧衣，都很喜欢，广洽法师因而就想起了请他为印光法师塑一个像。他对我们东方的宗教艺术，实在是太感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经我们一说，他在百忙中也为印光法师塑成了一个泥身。当他动身的前夕，他因这塑像的泥还没有干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国的朋友，教他去瓦窑里为我烧好，然后再送来给我。这事经过了一年，直到最近，这座印光法师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里。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给广洽法师。广洽法师就和我谈到了印光法师的圆寂，以及世界战局在最近的变化。我们谈到了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人世无常，艺术永在”的结论。正因为是如此，故而广洽法师，一定要我为他写一点关于这塑像的经过，我也义不容辞，因特为他写下了这一篇小记。

　　敬悼许地山先生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个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

　　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作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

　　对于他的身世，他的学殖，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论述的人，已经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说。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作《铁鱼的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华侨周报》的初几期上，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示以一种模范的意思。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竟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作品。要说到因他之死，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

　　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分老一点的，如曾孟朴、鲁迅、蔡孑民、马君武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蒋光慈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吧？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评，伯牛有疾如斯，灵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问人间何世，胡马窥江未去，明珠漏网，我为家国惜遗才。

　　下编 笑我浮生真若梦

　　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得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已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刻。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而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了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地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了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