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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怀四十岁的志摩 (9)

  当时的中学堂的入学考试,比到现在,着实还要容易;我考的杭府中学,还算是杭州三个中学——其它的两个,是宗文和安定——之中,最难考的一个,但一篇中文,两三句英文的翻译,以及四题数学,只教有两小时的工夫,就可以缴卷了事的。等待发榜之前的几日闲暇,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

  三十年来,杭州的景物,也大变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那时候,自钱塘门里起,一直到涌金门内止,城西的一角,是另有一道雉墙围着的,为满人留守绿营兵驻防的地方,叫作旗营;平常是不大有人进去,大约门禁总也是很森严的无疑,因为将军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参将,都司,游击,守备之类的将官,都住在里头。游湖的人,只有坐了轿子,出钱塘门,或到涌金门外乘船的两条路;所以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座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并且还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其次为游人所必到的,是城隍山了。四景园的生意,有时候比三雅园还要热闹,“城隍山上去吃酥油饼”这一句俗话,当时是无人不晓得的一句隐语,是说乡下人上大菜馆要做洋盘的意思。而酥油饼的价钱的贵,味道的好,和吃不饱的几种特性,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地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发之后,要缴学膳费进去的时候,带来的几个读书资本,却早已消费了许多,有点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当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陆军小学里每月只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钱的津贴,自己做零用,还很勉强,更哪里有余钱来为我弥补?

  在旅馆里唉声叹气,自怨自艾,正想废学回家,另寻出路的时候,恰巧和我同班毕业的三位同学,也从富阳到杭州来了;他们是因为杭府中学难考,并且费用也贵,预备一道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大家会聚拢来一谈—算,觉着我手头所有的钱,在杭州果然不够读半年书,但若上嘉兴去,则连来回的车费也算在内,足可以维持半年而有余。穷极计生,胆子也放大了,当日我就决定和他们一道上嘉兴去读书。

  第二天早晨,别了哥哥,别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学们一起四个,便上了火车,向东的上离家更远的嘉兴府去。在把杭州已经当作极边看了的当时,到了言语风习完全不同的嘉兴府后,怀乡之念,自然是更加得迫切。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或夜膳刚毕,操场上暗沉沉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流尽了多少的思家的热泪。

  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长成得像一个大人了。事实上,因为在学堂里,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扰,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做诗。并且这一次自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里的钱,也还有一点盈余,湖山的赏玩,当然不再去空费钱了,从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大堆书。

  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黎城勒氏的《吴诗集览》,因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我当时虽则还不十分懂得他的诗的好坏,但一想到他是和我们郁氏有姻戚关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亲热。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的入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而这三部书读后的一个总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

  这一年的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就仍旧转入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

  孤独者——自传之六

  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为是中途插班进去的学生,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从嘉兴府中,转到了杭州府中,离家的路程,虽则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

  当时的学堂里的课程,英文虽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还是旧习难除,中国文依旧是分别等第的最大标准。教国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将王老先生,于几次作文之后,对我有点注意起来了,所以进校后将近一个月光景的时候,同学们居然赠了我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他们眼里看来,这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份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终于是一个省会,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同学,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惊异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同学,总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的同学,附随在一道的那一种现象。在小学里,在嘉兴府中里,这一种风气,并不是说没有,可是决没有像当时杭州府中那么的风行普遍。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可耻,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装腔作怪,卖弄富有的。我对这一种情形看得真有点气,向那一批所谓face①同学,当然是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时露出了敌意;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唯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那时候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发见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

  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码我总读了两遍以上。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了,我当时虽则还不能十分欣赏它们的好处,但不知怎么,读了之后的那一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当三春天气,喝醉了几十年陈的醇酒。

  既与这些书籍发生了暖昧的关系,自然不免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儿子!在嘉兴也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有时候兴奋得厉害,晚上还妨碍了睡觉。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发表欲,也是同吃饭穿衣一样地强的青年作者内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报馆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后,当晚就睡不安稳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溜到阅报室去看报有没有送来。早餐上课之类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日常行动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里还感得出滋味?讲堂上更哪里还有心思去听讲?下课铃一摇,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阅报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哄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大约旧报纸的收藏家,圈起二十几年前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来,总还可以看到我当时所做的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现在我非但旧稿无存,就是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了,与当时的废寝忘食的热心情形来一对比,进步当然可以说是进了步,但是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滴自伤的眼泪。

  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陆军小学的第二位哥哥,也在这前后毕了业,入了一处隶属于标统底下的旁系驻防军队,而任了排长。

  一文一武的这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我们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耸动了视听;但因家里的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的结果,在我的求学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种意外的脱线。

  在外面的学堂里住足了一年,又在各报上登载了几次诗歌之后,我自以为学问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时代的同年辈者,觉得按步就班的和他们在一道读死书,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统二年(一九一○)的春期始业的时候,我的书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章!比较着,研究着,我真想一口气就读完了当时学部所定的大学及中学的学程。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了;科学呢,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为大家所不重视的;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顶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门。“好!就专门去读英文吧!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一个幼稚可笑的想头,就是使我离开了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堂那一条捷径的原动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势力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圣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的几个系统。而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刚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称大学。头脑简单,只知道祟拜大学这一个名字的我这毛头小子,自然是以进大学为最上的光荣,另外更还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进去之后,我的失望,却比在省立的中学里读死书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迭来,以及校内枝节细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说。

  这种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过上两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传者,竟从免费读书的候补牧师中间,揭起叛旗来了;原因是为了校长褊护厨子,竟被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纳的不信教的学生。

  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起始总是全体学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开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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