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臭妖婆”自述(5)

　　把小槿送去火葬时，护士还问我要不要骨灰，我说不要。她的任何痕迹都会使我想起那导致她夭折的种种精神折磨，我情愿通通忘掉。出院后，没有新生婴儿小槿带来的欢乐和忙乱，我却照规定享受了五十六天产假。

　　我们在作家协会宿舍大院子里的那个家，早已成为荒凉的孤岛。无辜的娃娃们只得和父母共患难。中秋节，我弟弟学朴突然送来了几个月饼，此外就再也没有人敢上门了。唯独前院那个老友严文井的两个小女儿倒是来找荔子、桐儿玩过两三次，使我这个做妈妈的受宠若惊。

　　２.“这世界好冷啊”

　　七月以来，亚困居在他那间小书房里。那成了他的囚室，除了上厕所，他一步也不敢迈出去。托小槿的福，我和他形影不离地相处八周，这个期间说的话，比婚后三年所说的还多。不论公家的稿子还是个人翻译，我都给自己安排了定额，不完成不睡觉，经常需要熬夜。产假后期，把孩子们安顿好后，我坚持每天翻译一两页美国作家德莱塞的自传体小说《黎明》。亚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的桌脚下。

　　他瑟缩着说：“这世界好冷啊，亏了还有个家。”我说：“咱们的家永远是温暖的。”

　　出去上厕所时走过院子，坐在那儿边晒太阳边闲聊的司机、保姆、公务员的话也会偶尔传进他的耳朵。一天，他惊恐地对我说：“听说对右派的处分相当重，一般都要降好几级。老Ｘ的妻子已经跟他打离婚了，把老二带走，老大、老三都丢给他了。”

　　老Ｘ夫妇与我们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老Ｘ和他的妻子小是比我们早一年结的婚，两人的年龄也相差十六七岁。

　　我说：“小是共青团员，也许她真正相信党的话，把她丈夫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对你却不这么看，所以右派这顶帽子不论你戴多少年，我都不会离开你。当然，我没那么傻，不会公开替你辩护，反正我心里有数。我喜欢凡事都问个为什么，辨明是非。现在有些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每次运动一来，就一拥而上，斗这个，斗那个。三反、肃反、反右，我从来没有做过积极分子，也不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拼命去整那些按照百分比揪出来的斗争对象。你尽管放心，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孩子们也不会背弃你。总有一天，你将仍是他们引为骄傲的爸爸。”

　　听到这里，亚脸上浮出一丝笑意。在这之前，他曾喃喃地说：“我从前讲个笑话，能让一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根本不会笑了。”

　　我接着说：“你还记得你刚到《文艺报》时，‘邻居’曾表示要把我也调去当记者吗？我说我不愿离开出版社，他却真的去跟楼适夷副社长谈了。楼适夷说：‘文洁若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不能放。’这话是‘邻居’亲口告诉我的。假若我这几年工作吊儿郎当，人家一来调，出版社巴不得一声儿就把我推出去了。那就惨了。批判会上会说，你为了篡夺《文艺报》的领导权，把老婆也安插进来当耳目，要是凑不足百分之五的数目，说不定把我也算上一个。”

　　大难临头后，亚常常对我讲个谚语：“我总埋怨自己没有鞋穿，及至见到一个连脚都没有的人，就不再抱怨了。”

　　亚的老友，名记者徐盈、子冈夫妇，就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的。八十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宿舍见到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就问他：“你是红小鬼出身，怎么也错划成右派？”他说：“嗨，就别提了。当时《人民日报》划右派讲究成双配对，一道发落下去监督劳动。我说：‘你们这么搞，叫人家的孩子怎么做人？’结果说我同情右派，替右派鸣冤叫屈，丧失阶级立场。就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受了二十二年的冤屈。”

　　确实可以找到不少境遇还不如我们的人。

　　３.下放锻炼

　　十一月下旬我的产假满了。一上班就听说，自一九五八年起，在职干部要分批下放到农村去锻炼。我领会的精神是：全国有五十五万个知识分子的精锐被划成右派后，中央认为，待在城市里是改造不好世界观的，只有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脱胎换骨，彻底改造思想。右派分子下去劳动，叫做监督劳动，我们则叫做下放锻炼。

　　这时，负责亚案的三人小组中的两位都向他透露说，将安排他做文学出版社的编外译者。我寻思：倘若我先下去，领导上总会考虑我们家得有个人留在城里照顾孩子。我就积极报名参加第一批下放。我打着如意算盘，只要我一下去，亚在家译书的安排就不会节外生枝了。

　　历次运动，受处分的往往得搬家，也即是生活待遇得下降。下放名单公布后，我就去找前院的作协书记严文井。他没在，我就把来意向他的妻子说明了：如果认为我们一家人不适宜继续在本院住，要是迟早得搬，能否趁我还没离京就搬了？芽孩子小，没有帮手，我怕亚一个人照顾不过来。那位书记是亚的一位老友，很帮忙，不出一周就接到搬家的通知。

　　新居在前圆恩寺，离交道口不远。我不但中学时期在交道口上过四年电车，上清华大学后，也曾每个周末在安定门外乘环城火车，因为那比乘校车省钱多了。亚对这一带自然更熟悉。

　　搬家之后，亚第一次敢迈出房门了。他跑去买了一口大缸、一副扁担和三个水桶。两个是为挑净水用的，一个是倒脏水用的。

　　我忽然发现，他的眼角出现了细碎的鱼尾纹，乌黑的头发里，开始增添了一些银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傍晚，亚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穿过一条条小胡同，左转右拐，把我送到出版社。周围人影稀落，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我蓦地发觉，左近的房屋好生熟悉，原来不知不觉已走到我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家跟前。记忆这个魔术师给它涂上了迷人的色彩，使它熠熠发光。现实中展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年久失修，花草树木被砍尽，所有的空间被无数小窝棚占去、活像是迷宫的大杂院。

　　下放锻炼的期限未定，但只要亚能和孩子一道留在北京，我个人吃点苦算得了啥。我知道他干起活来效率高。翻译《好兵帅克》时，他一天曾译上七八千字。而且晚上照样听音乐，还能抽空陪孩子玩。虽然创作一直是他的志愿，如今，闯了这么大祸，能搞搞翻译也该知足了。

　　来到出版社所在的胡同附近时，已灯火阑珊了。亚怕被人撞见，小声同我道声珍重，就骑车回去了。我扛着行李，在暮色中踽踽独行。我感到，我们两个像是在狂风中翻卷的落叶，那样地软弱无力，那样地身不由己。关于小槿的夭折，我这才真正想通了。我原是以事业为重的人，绝不愿意为众多子女所拖累。小槿本是计划外的，但我又绝不肯人为地摧残这个小生命。谢天谢地，她在胎里夭折了，不然的话，领导上也不会因为照顾我家里还有个婴儿而让我留在北京。多少人就正在面临这种难题。

　　二百几十人的单位，第一批下去八十人，南北各一半。有积极争取的，也有嚷着第五个娃娃还没断奶的。一个从未请过病假者，在名单公布前，三天两头儿地跑医院。他提着大包大包的中药给领导看，给周围的人们看，结果非但未能逃脱下放的命运，反而徒然成为笑柄。

　　两辆卡车把我们这四十个去北方的下放干部载到东车站前的广场。这是建国后的创举，送行者众多。除了本社的领导和同事，还有大批家属--每个人都被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儿女父母围起来，好不热闹。我正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怔忡不安时，忽然本部门的一位同志塞给我一包南丰橘。

　　孩子们好久没吃着水果了。我转手便把那包橘子递给我的联系人，托他捎给我家里。我特地找了一位沦陷时期担任过伪职、始终抬不起头来的编辑做联系人，相信他对我们一家人的歧视会少一些。他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就给送到。

　　一行四十人，分到丰润县唐坊附近的六个自然村里。我和其他二女四男，分乘三辆大车来到张山庄。组长是党员，副组长是团员。我是唯一右派分子的妻子。下乡伊始，就召开一次会，叫我批判亚。组长还郑重其事地预先做了我的工作。他说：“某单位的一位女同志，有一天跑去找领导，指控她爱人是右派。起初人们以为她疯了，因为她丈夫从来也不胡言乱语，只知埋头工作。这位女同志就把她丈夫对某件事说过些什么，一一揭发出来。于是，领导把那个丈夫隔离审查，他就一股脑儿招认了，结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去监督劳动。这样的妻子才是毛泽东的好女儿。”

　　我听了，毛骨悚然。倘若这个女的是胡编的，而那个老实巴交的丈夫的交代又是逼供的结果呢？

　　“反右”开始后，我只奉领导之命写过一份一千字的揭发亚的材料，写好了还悄悄地给他看毕才交上去。以后也没再催逼，看来出版社对我也还是相当宽厚的。亚的全部意见已白纸黑字统统印在报刊上了，另外实在编不出什么来。那天我是这么说的：

　　“萧乾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我原是坚决反对他写文章，提任何意见的。因为在一九五五年我有过一次惨痛的经验。记得那一次也是号召大家对社里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意见。我出于替出版社精打细算的好意，对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社里决定请一位编辑花两年时间将老党员董秋斯所译的《大卫·科波菲尔》重新校订一遍，重排出版，我觉得不合理。这位编辑每月工资是一百出头，两年就是将近两千五百元。译者本人还健在，应该让他自己校订，或自己掏腰包请人校订。即便是老专家，这样照顾也不合理。何况是老党员！’

　　“那位同志说：‘对，对，是不合理。明天咱们在会上提意见吧。’

　　“第二天在会上，她却只字未提，我也就没吭声。然而她却把我的话汇报上去了。

　　“‘肃反’后期的一次会上，部室主任陆风同志郑重其事地提及此事，严厉地批评我说：‘文洁若对党有不正确的看法。’

　　“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萧乾，并对他说：‘陆风同志是一位老区来的党员，党龄很长。他那次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这档子事说明，即使是动员咱们提意见，也不宜轻易提。社领导研究好了作的决定，咱们这些党外人士，怎么能说三道四呢？我那次只是私下里对一位团员叽咕了几句，尚且在部门的全体会议上挨了批评，你打算写文章公开发表，分量可就重多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但是萧乾说：‘这次不同啊，是毛主席亲自号召的，我是为了党好才提意见。’

　　“我说：‘那么你自己做事自己当。你的文章，我绝不看。’

　　“六月中旬，风声紧了，我才把那两篇文章拿来看了一遍。没想到我平素间漫不经心地说的一些话，却被他利用了。”

　　也难怪组长这么重视此次对萧乾背对背的揭发会，这原是上面布置的。负责文化部唐坊这一片几百个下放干部的第二把手老余也专程赶了来。我坐在老乡家的火炕上讲，他则坐在门槛上听。我接着说：

　　“萧乾是城市贫民出身，打三十年代就认识他的杨刚同志在批判会上也来回说：‘你是穷苦出身，你不要忘本’。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萧乾面临去剑桥还是回北京的选择，最终他还是回了北京，归根结底是他热爱乡土的感情所决定的。相形之下，我出身于剥削阶级，虽然解放后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大鸣大放’中也没有乱说乱动，但我平日间谈的出版社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影响了他的情绪。所以我很后悔未能无论如何制止他写那两篇文章。”

　　主持会议的老余听罢我的“揭发”，流露出大失所望的神情说：“你这是‘代人受过’。”

　　随后，他和组长一道开导我该怎样帮助亚。

　　我说：“我倒是也试图帮助过他。每次他都说：‘不要两面夹攻了。’我心想：全国性的报纸已经从各个角度把他批臭了，朋友们也都和他划清了界限。我再没完没了地跟他纠缠，怕他吃不消。”

　　组长马上插了嘴：“现在你倒是说出了点实质性的问题。‘不要两面夹攻了’这句话，就反映了萧乾对所受批判心里是不服气的。”

　　我答应今后写家信，一定好好帮助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才勉强过了关。

　　４.颠倒过来

　　我们那个村共有八十来户人家，四百多口人，净是十岁以下的娃娃。全村只有一个教师，一年级至四年级都在一起上课。五六年级到邻村去上学，初中生则每天来回跑上二十里路，到唐坊镇去上学。

　　我们分别住到老乡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第三生产队的会计李兆丰家吃饭。他们是三世同堂：老两口子，兆丰夫妇和三个娃娃。他们家没有空房，安排我住在兆丰的堂妹小剩儿家。李家是哥儿四个，兆丰的父亲是老大，小剩儿的父亲是老四，年龄相差十八九岁，所以兆丰已年近三十，这个堂妹却才七岁。老乡们都管小剩儿的妈妈叫做小老婶子。这是个憨厚、善良的贫农妇女，毫无怨言地担负着照顾多病的婆婆的责任，经常给老人家做点“小灶”（其实也不过是素丸子、面条之类）吃。我估计这位婆婆患的是肠癌，但直到咽气，也没钱去瞧病。

　　刚刚安顿下来，我就跟着社员到大田里去打冬水。每天上午十一点三刻，西行的第四十七次列车便出现在辽阔的冀东平原的地平线上，像是一排大蚂蚁，甚至可以听见划破天空传来的汽笛声。老乡把它当做“午炮”，我呢，每次瞥见这趟列车，心便随着它飞回北京。

　　这村里只能说只是半通邮，因为邮递员难得露面，好在老乡们也很少有信。下放干部进村后，邮递员只好每周来两次，送报纸和信件。这是我和亚取得联系的唯一渠道。

　　三月上旬，突然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原来让亚留在北京搞翻译的计划又变了，如今改为要他到唐山附近的柏各庄国营农场去“监督劳动”，期限未定。他在信中要求我马上回北京，重新安排家庭。当时我想：也罢，既然两个人注定都得下去，同时下去总要比轮流下去分离的时间要短。我在回信中把自己设想的三个孩子的安排告诉了亚：荔子从日托改为全托，桐儿由姥姥和三姨照看。老大呢，周末和寒暑假去找我弟弟文学朴。

　　亚那封来信，满纸惊慌失措，所以我把事务性的安排交代清楚后，又加上一句：

　　“你放心，有我呢。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你和孩子们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当天晚上我就向组长汇报此事，并要立即请事假回京几天。组长不慌也不忙地说：“春耕快开始了，等知道他具体动身的日子再走也不迟嘛。”

　　四月九日，天刚蒙蒙亮，我们这三女四男就出发到唐坊镇去。分散在附近几十个生产队的文化部系统几十个下放干部，个个夹着小折凳，从四面八方涌来，和大队干部以及各生产队队长一直汇聚在县委前的广场上，参加春耕动员大会。休息时，副组长交给我一封信。熟稔的白信封，熟稔的笔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亚的。

　　定于本月十八日晚间动身去农场。我连发了两封电报，每天傍晚带着孩子们在胡同口等啊等啊，盼到天黑，也不见你的影子。见信火速归来。

　　亚

　　六月晨

　　多巧。要不是正好到县城来开会，此信起码也得两天后才能收到。至于电报，天晓得积压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