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臭妖婆”自述(6)

　　唐坊是个小县城，每天只有中午从唐山开往北京的慢车，才在这里停留三分钟。接信时是九点，我马上向副组长请了假，奔回张山庄取东西，和房东老大娘招呼一声，就飞跑着回到镇上赶那趟列车。谁知一误点就是十个小时。坐在候车室的硬板凳上，我徒唤奈何。

　　原应于下午四点抵达的列车，延挨到次日凌晨两点才像个患哮喘的老妪似的，呼哧呼哧地驶进东车站。我如万箭攒心，拎着个鼓鼓囊囊的手提包，拖着沉重的脚步随人流踱出检票口。虽有几辆等着拉座的三轮车，但为了省几个钱，我决定还是从前门走回交道口的家。

　　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时，我终于走进了那个破旧的四合院，在北屋廊檐底下，轻轻说了一声：“我来啦。”

　　门开了，我一个箭步蹿了进去，差点儿和迎出来的亚撞个满怀。亚惊喜交集地说：“啊，可把你盼到了。两封电报和信都收到了吗？”

　　我向他解释，张山庄可能有史以来没收到过电报，打电报反而误事（直到我那年十一月初离开该村，电报始终也没有收到）。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屋子真乱得够呛！孩子们脸蛋儿红扑扑的，正在酣睡。转身看见书桌上玻璃板下面压着我给亚的那封“我是一只老母鸡”的信。

　　亚首先把别后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讲了一遍，有些是不便在信中谈的。报上虽然把亚当做右派来批判，正式戴帽是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事。经济上的惩罚也相当重：他到农场后，每月领二十六元生活费，北京的全国作协按月发给家属四十元津贴。然而使他更受刺激的却是《文艺报》忽然送来的一份政治结论。这份政治结论是一九五六年主持审干的同一作协党组织做的，内容却完全照郭老一九四八年所捏造的那样颠倒过来了：《新路》变成了反动刊物，亚不但参加了，还成为它的“主编”。来人限定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在这颠倒黑白的正式文件上签字。亚起初想横下心去拒绝在作协这份自打嘴巴的文件上签字。但是想到身边三个孩子，他不敢这么任性。

　　后来听说，有些人就硬是不肯签，因而吃尽了苦头。

　　５.我学会了吃哑巴亏

　　我只有一周的假，扣掉路途上的两天，实际上只能在北京待五天。不管怎样，我们还带着孩子们去陶然亭游玩了一通，并拍了不少照片。荔子那天特别快乐活泼，又唱又跳，她一点也没察觉到不出几天，全家人就将各奔东西了。划船时，一岁半的桐儿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水，开心极了。

　　十五日午后，我把娃娃们丢给亚，登上了开往唐坊的火车。我从徐徐移动的车厢里探出身去，在站台上不断地擦眼泪的亚的身影，旋即消失了。

　　我是摸着黑回到张山庄的。组长劈头盖脑地训斥了我一顿，嗔怪我未向他打招呼就走了，无组织无纪律。天哪，我不是老早就向他请好假的吗？而且是副组长点头的呀。

　　对右派分子的老婆，就是可以不讲道理！

　　但我没有申辩。我晓得下放期间，任何反抗的表现都会影响我和一家人的前途，我开始学会了逆来顺受，干吃哑巴亏。

　　八、他在农场

　　ｌ.宝钞胡同

　　一九五八年七月，作协寄来公函，要我回去腾房。原来在大跃进中，我们那几间北房被人看中了，他们要在这里办街道工厂。作协总务科指定我把家具堆在宝钞胡同的一间二十米大的平房里。将借来的桌椅书架还掉之后，居然勉强塞进去了。前来帮忙的学朴还把双人床摆好，并留出放火炉的地方，以备临时居住之用。

　　一九六年，我带着老大在这里住过一个暑假。

　　亚是很会哄孩子的，我下乡后，孩子们在情绪上还没受什么打击。但是四月间亚也走了，孩子突然被送去全托，周末尽管有姥姥来接，有三姨照料，总没法弥补父母的消失。荔子太小，说不清，道不明，只是发呆了。从那以后，本来天真活泼的荔子，性格上起了显着变化，小小年纪就变得郁郁不乐。我弟弟学朴那时尚未结婚，住集体宿舍，周末就让老大待在新华社招待所。有一天，他抽冷子失踪了，把学朴急得到处寻找。天擦黑他自己回来了，原来十一岁的他，孑然一身跑到颐和园去了。他心里一定感到迷茫。

　　在身份社会中，父母的境遇直接影响到孩子。

　　七月回京才知道，母亲被确诊为患了肺结核，正在服雷米封。为了减轻她的劳累，我赶紧把桐儿送进一家私立托儿所，每两周接一次。冬季则为了保证孩子不生病，根本不许接。这时已经顾不得考虑什么家庭教育了，越省事越好。

　　这次只有五天假，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我跑到后马厂的文化部幼儿园去看望荔子。萦回在我脑际的，是陶然亭那个欢蹦乱跳的小妞儿的形影；现实中的她，却连一丝儿笑意也没有。我把她带到鼓楼大街上一家冷饮店，给她叫了一客冰淇淋。她用小匙舀着，慢慢地吃，一直沉默到我重新把她送回幼儿园去。我想起过去在西什库北堂看到的那些前来望弥撒的天主教育婴堂的孤儿们。修女用手指上的戒指砰的一敲，她们便一齐跪下；再一敲，一齐站起；敲第三次，一齐走出去。个个面无表情，仿佛机器人儿一样。

　　２.《黎明》

　　一九五八年是丰产不丰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成立后，张山庄自留地的大白菜都烂在地里了。十一月初结束下放回到北京，看到满街都是堆积如山的烂白薯。原来为了提高产量，农民普遍地多种白薯。但是无法贮存，便拉到城市里，任凭其烂掉。实际上是掩耳盗铃的把戏。

　　还在农村时就听说，我们这批下放干部，只有一半人能回北京。我的政治状况尽管差一些，但我知道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还是重视业务的，所以觉得留在本社的可能性很大。

　　名单公布了，我被调到原出版社的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十一月下旬上班后，年内发了两部稿子，达四十万字。亚垮了，我得加倍拼命工作，才能保住这个位子--支撑住这个家。

　　在农场劳动的亚，听到我能回到原单位的喜讯，情绪自然也稳定了许多。家虽然拆了，我和亚的联系却更加强了。差不多每三天必有一封信往来，而且都编了号。

　　回京后，我每月都到宝钞胡同的堆房去打扫一次，顺便交房租。平常就住在东四八条的母亲那里。从那时起至一九六六年发生“文化大革命”，要算是我的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了。不但独力完成日本文学这一摊的组稿、发稿任务，还编了一部菲律宾近代着名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及其续集《起义者》，共约八十万字。原着是用西班牙文写的，而中译是从英文本转译的。在家信中，我经常大段大段地抄上原文和原译，写明我想怎么改，并征求亚的意见。亚在既无前后文、又无字典的情况下，每次都认真仔细地写上他的判断寄回来，我差不多是百分之百地接受了。他在信中说，他正孤零零地住在农场的一座棚子里，边看菜地，边为我解答这两部译稿的疑难问题。外面北风呼啸着，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方圆几里地，阒然无人。

　　粉碎“四人帮”后，这两部译本子一九七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过一版。前一部还易题《社会毒瘤》，作为《外国文学名着丛书》的一种，于一九八八年重排出版。

　　那些年，我通常在办公室加班加到十点再回家。为了避免影响母亲和姐姐，一回家就踅进过道里的小厨房，在案板上铺张报纸，工作到凌晨两点。有时翻译突击性的日文稿件，没有旁的事就誊清提奥多尔·德莱赛的《黎明》译稿。这部作品的内容虽枯燥，我却喜欢这个书名。它预示着朦胧的希望。下放前我已译竣此书。

　　搬入前圆恩寺、等候处分的三个半月内，亚以惊人的效率将译稿校订完毕。可惜校订稿及誊清的稿件均烧毁于“文革”。前两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同志还问亚，有无兴趣重新将这部书译出来？可惜不论亚还是我，都没有精力再把这样一部将近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巨着再译一遍了。

　　以上两项是亚在一九五七年闯祸后至一九六一年从农场回京，这四年间所做的一点默默无闻的文字工作。

　　３.探亲

　　周末，孩子们从学校和幼儿园回来，母亲那两间小屋就顿时热闹起来了。我尽量保持“家”的格局，想方设法让无辜的孩子们在感情上有个归宿。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每逢开家长会我必到。盔甲厂小学的班主任告诉我，我们家那个老大语文成绩突出，算术却很差。有一次校长都急了，说他们是全市的重点小学，哪怕一个学生的成绩不好，也会影响学校的声誉。这样，周末他回来，我就要求他把每一道四则题都演算出来，我帮他一道道核实。可我的算术也忘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我们演算了半天才解答了一道题。下周他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刚好考了那道题，他还是全班唯一答对的。

　　就这样，老大终于以双百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中学二十六中。

　　复习完功课后，我又督促老大给爸爸写信。我知道，除了我的信之外，亚是多么希望能收到孩子们的信。老二、老三尚未上学，但他也开始画些极简单的小人儿或苹果、大鸭儿梨了。这些都给了亚莫大的安慰。

　　一九五八年底，荔子出了麻疹。幼儿园只要求我去给孩子输了一次血，说是这样可以增加抵抗力。她在隔离室住了三周，康复了才接出来。保育员对孩子们忘我的牺牲精神，不知给像我这样母兼父职的家长减轻了多少负担。我至今仍和曾经照看过荔子的戚阿姨保持着联系。当年，为了照顾好别人的孩子，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寄养在通县的姥姥家。多么博大的胸怀！

　　一九五八年七月回京搬家时，我原计划利用这机会去柏各庄农场探望亚，后因临时冒出为桐儿找托儿所的问题，未能成行。一直拖到次年国庆，我才请了几天假去看他。那时市面上食品已经开始短缺了。我东跑西颠，总算买到了月饼、香肠和核桃各数斤。

　　我这是第一次只身出远门，实在缺乏经验，还没走到电车站，就发觉肩上这二十来斤的行李袋压得我骨头都疼了。趔趔趄趄走到东四魏家胡同口的车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那是节日前夕，无轨电车临时改了线，我只好又走到东四去搭公共汽车。好不容易走到钱粮胡同口，再也支持不住了，就放下行李歇口气。这当儿，突然走过来一位老工人，操着地道的北京话说：“您哪，扛不动了吧？到哪儿去？我帮您搭把手吧。”

　　我们一人提着一头，边聊边往前走。他是在人民市场看车的，家住永定门车站附近。多亏路遇好心人，赶上了火车。

　　在唐山车站，居然还有位叫郑希文的农村青年来接我。小郑是亚在农场交上的朋友，那时已当上了开滦煤矿的工人。是亚委托他去接的，他还把我送上了农场的班车。

　　柏各庄国营农场是苏联援建的，坐落在渤海滩上。农场的首要任务是改造那盐碱土壤，使它能生产高级稻米。总场之下，有若干分场。亚就在三分场劳动。三分场的骨干是冀东一带的农村青年，领导大都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荣军。这个分场接受了改造一批右派的任务：把他们分到由荣军领导的小组里劳动。

　　在农场待的几天，我替他拆洗被子，补了一堆衣袜，帮他好好整理了一下。下工后，他带我参观农场设备，走到一匹种马的厩前，他说：“这可是几万元的伊犁马。每天吃得好，还有专人伺候。”每走过这座马厩，他就感到无限自卑。“它比我高贵多了。”

　　那时家里还存着一篇亚在崇实初中时写的作文。少年时代的他替驴子打抱不平，说人骑在驴背上，还嫌驴跑得不够快，死命地抽打。而今，人到中年，他竟发生了“人不如马”的想法。

　　下去后第一个春节，农场曾根据表现，准许一部分右派回城探亲，他不在内。后来小组长也告诉我，亚劳动得不够好，对改造仍有抵触情绪，所以没轮上他。可是转年的春节，农场开恩，让他回来了。我们就在宝钞胡同那间小堆房里对付着过了一周。大年初二，亚到北医三院六堂弟的宿舍去看望在那儿过寒假的老大，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姐姐（四月中旬，她就突然去世了）。桐儿照例不许接，也不许看，我们只隔着托儿所的玻璃窗，瞥见他睡在小床上，脚丫子依稀动了动。宝钞胡同离荔子所在的后马厂的幼儿园不远，我把她接出来几天，让她好好和爸爸相聚一下。

　　我千不该万不该怂恿亚去看他原来的领导--《文艺报》主编×××。那天他回来，不断捶着头说，何必自找这通侮辱。他没有怨我。但我自己却懊悔不迭。大约十年后，我在五七干校遇到了这位主编，那时他在中央专案组，连下湖劳动都由一个彪形大汉看押着。“文革”中他大概也多少尝到了受凌辱的滋味。

　　４.一线曙光

　　蒙古血统的亚，体格一向是健壮的。然而下到农场后，他患了肾疾。原因是十几个人睡一个炕，起夜不方便。有一次他摸黑出去解小手，回炕时摸错了位置，挨了一通骂。打那以后，他就采取少喝水、而且过午滴水不进的办法。加上那里水质也不很清洁，肾就出了毛病。他在信里还告诉我说，他的心脏时常怦怦乱跳，他妈妈就是患“胸口痛”死的。我一接信，马上就请了几天假去看他。记得我是除夕动身的。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将六瓶桔子汁装在背囊里背着，两只手提包里分别装着伊拉克蜜枣果酱和人参药酒。这是我当时跑遍了北京城买到的。抵达唐山后，才知道因为过新年，去柏各庄的班车停开三天，我正在焦急，看到一辆大车，就央求车把式让我带个脚儿。

　　进了车把式所在的村子，天已擦黑了。我付了说好的三元车钱，就准备连夜赶路。憨厚的车把式不放心，怕我黑咕隆咚遇上歹人，就说：“要么你就在俺家过夜吧。一个妇道人家，走黑路可不中哪。”

　　进屋后，车把式的老母亲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棒子渣粥。喝下去后，把钻心的寒冷驱散了。他家没有多余被子，只给我找来几片拆洗了没做上的旧棉袄芯，我把它们铺在棉大衣上，躺下去才发觉浑身已乏透，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辞别了这家善良的庄稼户，塞给他们两双长统袜子，就上了路。两次出远门，我都得到了萍水相逢的劳动人民的帮助，而在那年月，鄙夷与欺凌却来自和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

　　我突然来到农场，亚自是喜出望外。小组长把我们安排在育苗用的大屋子里住。为了宽慰亚，我把刚刚侧面听到的一个消息告诉了他：今年可能调他回来翻译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亚似乎将信将疑，但我说：“这消息好像是有点来头。我回去就把房子换到离出版社和八条都近的地方。”

　　漫漫黑夜快要结束了，前面出现了一线曙光。

　　九、在“方舟”中

　　ｌ.他回来了

　　一九五八年我们下放农村，做的是长期打算，后来不知怎的，不出一年就呼啦一下回城了。亚下去三年多，他回来一趟，我先后又去看望了他两趟。我知道一大批右派是被送到北大荒去改造的，吃稀的，干伐木等重活，不少人都葬身在深林荒野中了。每想到这，我们就知足--甚至感激起来。亚相信，倘若他到了那里，生还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