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臭妖婆”自述(7)

　　亚是六月六日单独调回来的。不久，在下面劳动的右派一塌刮子都回城了。亚一直不解为什么事先不说个期限，那样的话，他相信许多家庭都不至于破裂。

　　二月上旬，我就顺利地把房子换到五条的一个死胡同--牛圈了。对方情愿以大换小，他们图的是上班近，便于照顾娃娃。搬进去之前，我请人把这三间小东屋粉刷、裱糊一新，只是地下尿臊气味扑鼻，用拖把擦多少遍也无济于事。我立即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寄给了亚，并将这个四合院里张三李四的情况描述了一番。

　　由于行期匆促，亚并没有写信告诉我回京的日子和火车班次。倒是作协有位同志在五日下午打电话通知了我。我兴奋得辗转未能成寐，好容易盼到天明，老早就跑到北京站的检票口外去等。奇怪的是，最后一个旅客都出来了，还不见亚的踪影。我估计他要么是突然病倒了，要么是扛不动行李，落在后面了，就赶紧买了一张站台票冲进去。扑空后，我还不死心，继续待在那儿等候下一列从唐山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

　　这时我才知道，在不晓得亚乘坐的是哪一节车厢的情况，要想从各个车门中涌到站台上来的人流中找到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跟在队尾颓丧地走出检票口，以为作协那位同志通知错了。进四合院一看，东厢房的门外放着亚的行李。西屋的傅大妈迎出来说，亚是两个钟头以前回来的，说是要到岳母家去。

　　我心想，与其赶到八条去见他，不如把这些脏衣服洗干净了再收进屋里，便到胡同里去挑水。当亚在妈妈那里吃罢饭回来找，我已经晾起两绳子衣服，正在抱着盆洗最后一条被里子。

　　其实亚就是从我守着的东边的检票口走出来的。我生怕他走的是西边的检票口，两眼不断地盯着那边。他呢，根本不晓得我会来接，所以目不转睛地直奔站口而去。我们就这样在人丛中失之交臂。

　　我对他说：“我事先应该做个小旗子，写上‘亚克桑’三个字，站在两个检票口当中的地方挥动，那就怎样也会引起你的注意了。”

　　２.“孟母三迁”

　　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新的矛盾随即产生了。

　　我一个人住的时候，一般是早出晚归，周末又带着孩子们到妈妈姐姐那里过，所以和同院的人们“井水不犯河水”，几个月来相安无事。亚回来后，到派出所一报户口，经街道积极分子一传，亚的身份就全院皆知了。南屋那位住在茅房对面的妇女这下子找到了出气筒。她边打儿子边破口大骂：“缺德带冒烟儿的！小兔崽子，你长大了，当什么都行，就是别当右派！”

　　日本有一种部落民，是中世纪“贱民”的后裔，居社会最低阶层，只能从事殡葬、屠宰等行业。本世纪初叶，岛崎藤村曾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名着《破戒》，引起巨大反映，唤醒了人民的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群众性部落解放运动，三百来万部落民的处境已有所改进。

　　相形之下，尽管中国人民于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座大山，“站起来了”，然而可悲的是，通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我们却在大批大批地制造新的“贱民”。“文革”初席卷全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红五类对黑七类（或黑九类）的歧视压迫，都绝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源远流长的历史。

　　我虽不是孟母，听到那个妇女对亚的诟骂后，立即打定主意迁走。

　　３.编译所

　　抵京后的第二天，亚骑车去出版社报到。他进了新成立的编译所。这里有冯雪峰等头上有帽子的人，也有一些政治清白的资深编辑。所长是出版社原负责人楼适夷。亚最佩服雪峰的为人，能和这样一位有气节的长辈在一个部门工作，他感到满意。工作方式是各人抱一本书翻译或圈圈点点，不与外边打交道。那个小道消息挺准，果然叫他翻译《汤姆·琼斯》。他还利用一个月的进修假写了一篇六万字的《菲尔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

　　回机关后，亚的工资由“反右”前的１７２元降为１０３．５０元。编辑部有他四十年代在复旦执教时的两个学生，一个和他同级，另一个比他还高了一级。但他总是和一位在农场时劳动表现比他好，到头来却被分到外地去卖油盐酱醋的“同命人”相比，所以毫无怨言。

　　这当儿，解放前夕接受英国大学的聘请去教书的一位老同学突然回来定居了，立即成为备受优待并委以高位的上宾。我马上联想到解放初期流行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的说法。亚却说，他的一个熟人解放前可活跃了，专爱打笔仗，说话尖酸；解放后一直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叫人找不出一点漏子。怪只怪自己没封住自己的嘴巴，拴住自己的笔。

　　４.豆嘴胡同

　　能不能向机关要到宿舍，似乎是一门微妙的学问。我参加工作后，连集体宿舍中的一个床位也没要到过。亚到农场的期间，宝钞胡同宿舍里的大小干部都搬到和平里的新楼房去了。明知道会碰钉子，我还是跑到作协总务科去试探过一番。对方说：“将来他分配到哪儿，就向哪儿去要，我们没房子给他。”亚从农场回来后，曾找出版社的领导谈过。他表示了同情，但又说没有办法，因为亚算是新调来的。

　　幸好这时我的两部译稿带来了两千元的额外收入，我们就用来购置了五间南房。这房子在南门仓后面的豆嘴胡同。据说是前清时由地主集资修建，用来贿赂管粮仓的官员的。一九五八年被街道征用，办了托儿所。一煞共产风，房子退回原主。房主怕夜长梦多，就赶快廉价出卖了。

　　我们买下的这排南房，过去可能是做前客厅用的，有大玻璃后窗，所以通称作南北房。屋前还有很宽的走廊，摆得下一张八仙桌，周围放上几把椅子，夏季就在院中吃饭。我们又请人将廊子东头装上门，接上自来水管，改造成厨房。

　　西墙角有间快要坍塌了的小西屋，亚请泥瓦匠将它翻修一新，又把两间厕所中的一间改成堆房。我们戏称这排南房作“方舟”。搬进来之后，再也听不到大杂院中的闲言碎语了。亚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一心一意想在此告老。他把业余的许多精力都用在美化环境上。这样做，也许一方面是为了让这花花草草、砖头瓦片占据他的心，同时，也减轻一下他对孩子们的负疚之情。老大以为爸爸回京就意味着已经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老二老三仿佛觉得爸爸只是远行归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爸爸头上有那么一顶可怕的隐形帽子。我不愿意让孩子就近上学，因为说不定同学的家长中就有牛圈胡同大杂院中的那样一个泼妇。我成功地让两个孩子都进了全日制的府学胡同小学，换得了四年平静的日子--漫漫长夜中，唯独“方舟”这一段是值得回顾的。

　　亚在东墙脚下的小跨院里种了几十棵玉米，还种了一棵苹果树。我姐姐也搬来了，由一个年轻表妹陪伴我母亲。她在西头房后养了二十来只鸡。北面就是亚惨淡经营的小花园了。为了祝贺我们又有了新居，我母亲送来她心爱的大荷花缸，直径达一米多。周围浮雕着人物形象。亚在里面栽上睡莲，并养了几尾金鱼。他把小西屋当做书房，在前面搭了个葡萄架。

　　说来也很矛盾，其实亚并没有忘记待了三年多的农场。他在那里交下的朋友小宫，两次来北京看过他。有一次还带着老婆孩子，我们就合家陪他们去游览了天坛和北海。郑希文也经常有信来，他曾托我们给他买块瑞士表，我们为他出了几十张工业券。装在木盒里寄给他，他表示很满意。小郑恰好是在亚当年计划去的开滦煤矿当工人，亚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头上的帽子，竟想到开滦或农场去体验生活。写了半辈子文章的人，就这么瘫痪下来，他似乎不大甘心。

　　“反右”后，绝大多数朋友连在街上擦肩而过，也不敢点头致意了。亚为自己定下个原则：绝不主动去招呼谁。他说，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我和三个孩子，以及我的几个亲人了。

　　当然，亚和被划为右派的熟人同病相怜，偶尔有些往来。诗人陈梦家早年跟亚很要好，我在清华时又上过他的爱人赵萝蕤教授的课，因而有不少共同话题。那时他们住在钱粮胡同一个小四合院里，为了养花，把院子的土壤整个换过了。有一次，梦家一下子送给亚三四十盆热带植物。

　　另一位右派朋友荒芜也常来串门。记得出版社也有个女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她回京治病时，把那里形容得仿佛是座乐园。吃的是香喷喷的大油饼，喝的是新鲜豆浆。我听罢，暗想：可能是隔些日子打一次牙祭，哪里会天天这么吃。她因为说了真心话被打成右派，所以学会光拣好的说了。我倒是更相信荒芜悄悄地告诉亚的北大荒艰苦的情况。

　　亚在外文出版社时，和荒芜是同事。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的副主编，荒芜主持外文图书的编纂。两个有用的人，一下子都“作废”了。

　　有一次，我们二人和荒芜一道到外文出版社的干部刘邦琛家去做客。刘的母亲是英国人，他长得也很洋，绰号“假洋人”。他的母亲老早就回英国定居了，出于爱国至情，他却情愿留在中国工作。

　　一九五五年“肃反”期间，由于在他屋里翻出一张英文打字稿，就要他交代当国际特务的罪行。他交代不出，就隔离审查了好久。最后拍出“罪证”，就是那张打字稿。其实这是他练习打字时打的。他丢进废纸篓后，被积极分子当做证据检举了。幸而他还保存着那本教打字的书，拿来一核对，才真相大白。“大鸣大放”初期，他提出不宜轻易怀疑知识分子的问题。于是，又被扣上右派帽子。

　　“反右”期间，有些人是因为替别人打抱不平而当上右派的。文学出版社就有位叫周纯的编辑，少年英俊，德文很好，还是共青团员。肃反期间，叫他审查一个对象。当时那人的年轻妻子挺着大肚子，经常哭哭啼啼来找他。后来案情大白，竟是一场冤枉。当初受审查的本人倒识相，在鸣放期间一声不吭，因而顺利过关。负责审查此案的周纯却因做了不要动辄冤枉好人的发言，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罪名是攻击“肃反”。

　　一九八七年，我们在厦门大学和他不期而遇。当时他借住在姐姐家，听说亚来讲学，特地来看我们。昔日的翩翩风度，已荡然无存，如今，年过半百，还是个光棍儿。一九七九年后，他的问题当然得到了改正，并根据本人意愿，调到上海某高等院校教德文。然而这半辈子所失去的一切，却无法弥补了。

　　有些人计较右派补不补工资问题。其实，五十五万右派所失去的宝贵年华，是多少钱也补偿不上的。

　　在“方舟”时期来看过我们的不仅仅是些戴右派帽子的朋友。例如已故翁独健同志（三十年代亚在燕京的同学），当亚未出问题时，总是我们去看他，他从未光临舍下。亚从农场回来后，尽管他走路不方便，不论牛圈还是豆嘴，他都拄着拐杖，换几次公共汽车，来看望过我们。他关心三个孩子的学习，并帮过我们许多忙。当他看见我们那间客厅（兼饭厅、孩子们的学习室）里居然摆着架大钢琴，就忙问是什么时候买的。他是少数宁可冒政治风险，怎么动员也不肯上台批判亚的老友之一。他由衷地对亚说：“你能有这么个地方安度晚年，也就不错了。”

　　钢琴是我得到亚即将调回的消息后，利用一九六一年三八妇女节的半天假日买回来的。我写信给亚说：“将来荔子会弹《月光曲》给你听。”

　　我虽不懂音乐，和我挨肩儿的四姐槿新却是有音乐天分的。家里买不起琴，在辅仁女中时，我有空就跑到钢琴室去听她弹奏乐曲，度过了多少美好的辰光。我们啃的是窝头咸菜，喝生水，内心生活却是充实的。

　　我是抱着一种浪漫主义情绪，不顾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用相当于我一年半工资的巨款，买下这个庞然大物的。那顶隐形帽给亚的精神折磨太大了，我想让家里充满悦耳的琴音，使他的心情舒畅一些。

　　当然，谁也不曾料到，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这一切会被捣毁。

　　后来在那场浩劫中被迫害致死的黄浩同志，也常光临“方舟”，并邀请我们全家去他那坐落在东四头条胡同的寓所玩耍。他当时是房管局局长。三十年代，他曾以华北游击区代表身份去香港募集捐款，购置物品。那阵子亚帮过他些忙，并曾陪他去岭东游击区，还写了《林炎发入狱》等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一九三八）是写华北游击战争较早的一篇。

　　我们婚后，经常一道到东堂子胡同宿舍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三姐。亚刚一抵京，便写信告诉巴金，并且去拜访了沈先生。我也不时地带上孩子陪他去。沈先生给我看过他的《边城》等作品的日译本，我把译后记的内容口译给他听了。解放后，他自己的创作迟迟未再重印，所以那个日译本似乎给了他不少安慰。

　　一九六四年七月亚的右派帽子摘掉后，我们设家宴请了几次客。第一次请的就是沈先生及张兆和三姐。那天我还特地请妈妈来做两道她的拿手好菜--盐菜肉和香菇托儿。

　　那几年我自己翻译的几部日本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不怎么高，只因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他们的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几乎每翻译一篇作品，我都会联想到国内文坛现状。我爱看的依然是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而不是他们解放后赶任务而写的东西。沈从文从五十年代起被迫搁笔，而专心致志地研究整理中国传统文物和民俗艺术并非坏事，因为在那种境遇下，他再也不可能写出像样的作品了。战后日本作家摆脱了受禁锢的状态，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新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我国呢？尽管也不断地有新作品问世，究竟有多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呢？

　　亚口里说，再也不搞文学了，其实他对国内外文学界情况还是十分关心的。他所在的编译所楼下就是出版社的资料室，他经常跑去借一些英文刊物，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灯下仔细阅读，随看随记些笔记，或向出版社建议该出什么书。一次，看到一份英国文学刊物上重资征集爱·摩·福斯特的信件的消息，他立即打了报告，提出他手中藏有福斯特的上百封信，有些内容很重要。他愿捐献出来，建议出版社用来换一批英国书籍。总编室主任看了他那建议，吓得连连说：“那怎么成！”意识是指海外关系。而且这么一来，索性禁止他再借阅外文书刊了，说他尚未摘帽，看那些邪门歪道不利于改造。

　　一九六二年春节，市面上的供应显着地好转，亚带着孩子们到刚刚恢复营业的厂甸去逛了一趟。我照例在家赶译稿子，听他们回来后争相讲述那里一排排的摊位，玩具有风筝、风车、花炮、空竹；风味小吃有冰糖葫芦、艾窝窝、驴打滚儿、豌豆黄儿、豆汁儿，人潮汹涌。亚是庙会上长大的，不觉勾起了他童年的回忆。孩子们也快乐极了，每人提着一把涂得银光闪闪、带红樱的木刀回来。我也不由得感到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