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臭妖婆”自述(8)

　　三个孩子个个争气。老大一九六三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二十六中的高中，寒暑假都回家过，总关在小西屋里埋头读书。为了庆祝他升学，八月份我们每个人都买了郊区月票，一到星期日就去颐和园游泳划船。荔子八岁上就被选拔到北京市游泳训练班，第一次受训，是我带她去的。在太阳体育场的室内游泳池，别的孩子正踌躇着，她却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去了。老大那年十六岁，已经能够不歇气地游上两千米。我和亚带着桐儿划着船，跟踪两个泅水者。

　　有一次，亚竟乐极生悲，凝望着仿佛沉浸在睡梦里的波光粼粼的湖水，深深叹口气说：“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幸福能持续多久。”

　　我觉得他简直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一九六二年，空气宽松起来。机关里不断地开神仙会，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要毫无保留地把肚子里的话讲出来。当时还真有些记性差的人上了当，有那么几个替彭德怀鸣不平的。亚应当说还是笼中鸟。好在他的身份也保护了他。领导虽然普遍号召，但弦外之音是右派分子免开尊口。亚也乐得如此。他一心扑在培养孩子上。他对孩子的负疚之情远甚于他对自己被迫搁笔而感到的遗憾。

　　一九六四年秋，东城区的少年宫举行讲革命故事的比赛。亚就当一件大事来抓。他为桐儿选了个《泥鳅看瓜》的革命故事，为荔子选的是《一支驳壳枪》。他把两个故事改写得上口一些，又指导孩子们该怎么讲，怎么打手势。亚正导演时，我忽然想起，在一九五六年作协举办的迎春晚会上，他即兴讲故事获得第一名的往事。

　　两个孩子在家里排练好了，双双被学校推选出去参加东城区的选拔赛，最后都得了优秀奖。在景山少年宫召开的发奖大会上，刚上一年级的桐儿代表全体得奖者把《泥鳅看瓜》讲了一遍。那天我们一家都去了。身穿蓝色灯芯绒海军服的桐儿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个小朋友毫不怯场，讲得生动诙谐，大家报以阵阵鼓掌和笑声。

　　尔后，少年宫的同志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亚联系了一阵，后来忽然冷漠起来。估计是晓得了亚的政治身份。

　　桐儿四岁时由育群托儿所转入培新幼儿园，开始表现出绘画才能。他的画获得过电视台的奖品。亚一回京就给他买了个画箱，我带他去北京站等地写生。每星期日，亚还把荔子驮在自行车上，带她到东四三条去学钢琴。

　　有一次，亚买了两张中山公园音乐会的票，票价是一块二一张，没舍得给全家买。他说，既然让荔子学音乐，就得让她听听名家的演奏。他要我陪着荔子在音乐堂听音乐，这当儿，他带着桐儿在公园草地上写生。

　　回想起来，亚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反倒有时间来培养孩子了。倘若亚下去体验生活，就得由我一个人负责家庭教育了。然而，当亚于一九五六年搞创作的那几个月，我曾全力以赴地支持他。记得他刚从内蒙回来，准备写《万里赶羊》和《时代在草原上飞跃》时，大孩子突然患了猩红热。他才九岁，我们没舍得把他送进传染病医院，而让他住在里屋，亚搬到外屋来照应。所幸作协医务室很照顾，大夫和护士每天上门打针送药。他一确诊为猩红热，我就带着荔子躲到姥姥家去了，打算等他康复后再回来。

　　到第三天，亚打电话来说，他无法一边照顾病儿一边写作。这个病要拖上三个星期才能痊愈，而那时他就要陪外宾到全国各地去转了。我立即对他说：“那么你就到八大处的招待所去写吧，我回来照顾孩子。”

　　那时我正怀着桐儿，离预产期只有几周，为了保护胎儿，我尽量注意了消毒等问题，但多少还是冒了风险的。后来大夫批准孩子每天可以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了，我就开始帮他复习功课。他复课后高兴地告诉我，他在家里学的竟超过了学校教的进度。

　　在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那些岁月中，每逢看见他庸庸碌碌地消磨光阴，我便想：好在过去他能写作时，我从未扯过他的后腿。

　　搬入“方舟”后，亚一度放松了警惕。一次，他去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回家后就对我念叨说：“抗美援朝时的总司令，那么大的功劳，可整个博物馆，连他的名字也不见。”

　　我明白他指的是彭德怀。我说：“你别以为只你看到这一点，那些长征的老帅不比你懂得？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年的教训你还没有受够吗？咱们得相互提醒着点。现在好容易吃饱了，说不定又该折腾了。万一又来一场运动，让咱们背对背地揭发，怎么办？”

　　亚听了，就再也不作声了。

　　５.参加“四清”

　　果然，一九六四年，风声又紧了。干部奉命批《早春二月》，批《北国江南》。样板戏搬上舞台了。以亚的右派身份，这些都似乎与他关系不大。那时他最担心的是买房问题。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的）竟买了房子，这不是“修”的铁证吗？夜间他有时醒来就小声问我：“咱们算不算修了呢？”

　　我说：“你就往我身上推好了，说，‘文洁若坚持要买，用的是她的稿费，房契上写的也是她的名字。她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找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怎么拦也拦不住。’这是解放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又不是剥削来的，何况也没出租，该是合法的吧。”

　　一九六五年，我作为工作队员下去搞“四清”了。前几批是到北京近郊区，我们这次是到河南安阳和林县，规模大，时间也长。这是“反修防修”的一个措施，编译所的冯雪峰也去了，只不过要求他在下面不要用本名。我们预先学习了文件，知道农村出现了“四不清”：经济不清，政治不清……针对农村的“四不清”，要进行“四清”运动，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文革”的前奏。

　　“四清”工作队是十一月七日动身的。亚由于毕竟摘了帽子，还是来送行了。头一年的七月摘帽后，他曾写信给各地友人，报告这个喜讯。我们都太天真了，以为只要他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前途还可以是光明的。

　　我们先集中在县里，又分散到各个大队，再从大队下到生产队。我和行政部门的一位女同事，以及三个地方干部一道来到留马大队杨布拉屯。进村时，看见一个电工正在电杆上操作。原来为了搞“四清”，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接通了电。

　　村里的基层干部一开始就一律靠边站了，我们发动群众背对背地揭发。群众自然有顾虑。即使真正掌握了什么线索，他们也怕工作队一旦撤走了，会遭到打击报复。

　　这个村子太穷了，全村连一户地主富农也没有，土改时搞扩大化，曾将三户上中农当做地富斗争过，叫做“割尾巴户”。后来纠正了，但至今那些被斗户仍抬不起头来。开了多少次会，老乡也不发言，地方干部老赵私下里对我说：“这是因为反右时有人鸣放，吃了苦头。一旦划成右派，群众就一拥而上，硬是把头发都给拔光了。”

　　我听了，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原以为农村没有搞反右斗争，原来更加残酷。相形之下，亚要幸运多了。那些农村右派只不过是在哪个小镇工作，将那儿的鸣放情况向乡亲们介绍了一下，就构成了罪状。

　　比起河北丰润县的张山庄来，这里的农民更穷苦也更愚昧。苦大仇深根子正的秦德隆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他是老光棍儿，弟弟、弟媳却养了六儿一女，最大的十七，最小的才三岁。数九寒天，三岁和五岁的竟然一丝不挂。我因事先就听说林县缺水，带了大量旧衣服，打算回京后再洗。我找出几件给他们穿上了。但又想，这又顶什么用呢？农民翻身解放已经十六年了，政府要是把搞阶级斗争的劲头用在消灭穷困、办教育上，对农民不是更实惠多了吗？

　　农村“四清”，也像城市中当年搞“三反”、“五反”一样，是预先确定好打出多少“老虎”，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在组长的督促之下，我认认真真为每一个“四不清”干部整理出一份材料。队里的小会计被迫交代说，为了娶他那个弱智老婆，先后贪污了一千多元公款。可是他家里穷得叮当响，成年吃红薯面饽饽，唯一的副食是腌得已发了黑的红薯秧子。最后复查，一文钱也没落实。用这种无中生有的办法来“锻炼”干部，能收到什么积极的效果呢？永远让一部分人反对并斗争另外一部分人，固然符合了《矛盾论》的规律，可那符合社会前进的规律吗？

　　我脑子里既然有这么多问号，纸里包不住火，几乎一言一行都犯右倾错误。地方干部经常对我说：“什么时候左都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后来我就索性只埋头整理材料，旁的什么事也不管了，还抽空为积极分子杨长福改了几篇论文，从而和这个十五岁的贫农少年建立了友情。

　　原来预定六月初参观红旗渠，但是北京下了个紧急通知，五月底我们就匆匆上了火车。我觉得领队的韦君宜的神色似乎有些紧张，但我想：她是出版社总编辑，而我是一介编辑，运动怎么也搞不到我头上。

　　十、浩劫

　　１.社会主义学院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受同样的罪。

　　这样就保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日本，不仅在国民经济方面不仅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还有力量不断地大量培养科技人才。而中国呢，一场“文革”浩劫对教育工作的破坏，对人才造成的损失，影响是何等深远。至今每念及此，不禁令人痛心疾首。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刚从林县回到北京，亚就悄悄地告诉我，邓拓已于十七日自尽身亡。我们既然没有勇气步他的后尘，就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盼望最好的，等待最坏的”--多年来，我也接受了亚的这一生活哲学。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剃阴阳头、拳打脚踢的事。我随着出版社的革命群众乘大卡车去北大取经。在校园里，我第一次看到挂牌子示众的，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彭佩云。各地前来串连者，将偌大一座最高学府挤得水泄不通，不消说，他们回去后，立即会在全国各个角落如法炮制。

　　尽管文件说，这次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我们也仍是忧心忡忡，生怕这只“方舟”会在这次风暴中翻掉，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六月下旬，上边宣布出版社一批人要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名单上既有党员领导，又有像亚这样戴过帽子的人。

　　走的那天，我茫然地帮他整理了简单行装。过几天，李荒芜就来串门了。他刚听到亚已经“集中学习”去了，登时吓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连坐都没坐，连忙嘱咐我一声“千万别对人说我来过了”，抹头就神色慌张地走了。

　　我蓦地意识到，说不定荒芜听说过“集中学习”意味着什么。

　　周末，亚忽然回家来了，而且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的，共有七百多名，除了各单位的党委成员，还有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作家、翻译家、演员、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等等。吃得好，睡得足，不打不骂，只学习反修。我也不知道亚是故作镇静，好让家里放心呢，抑或确实是那样。不摸底，我只能竭力往乐观的方面想。犹豫再三，我还是把荒芜受惊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怕他过于乐观，局面万一发生变化，精神上会整个崩溃。

　　业务虽然停了，但出版社也不能没有领导，所以一批空军进驻了。他们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该怎么搞法。除了一遍遍地叫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带头搞卫生。从办公室到过道楼梯厕所，真做到了纤尘不染，建社以来从未这么干净过。

　　２.福耶？祸耶？

　　日本文学翻译界有两位泰斗--周作人和钱稻孙。自五十年代起，出版社每月预支给他们生活费，出书后从稿费中扣除。回京后不久，我接连收到周、钱二人的亲笔信，说六月份没收到生活费，问我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下去参加“四清”前，二人的生活费就各被砍掉了一半，“文革”正式开始，就索性整个不给了。我把原信转给财务科，当然没敢回信。

　　此事倒使我联想起亚的情况，意识到他在逆境中的口头禅“是福是祸很难讲”有一定的道理。亚被划为右派后，原定不要他下去劳动，而留在北京为出版社翻书，按月领生活费。后来又改为赴农场监督劳动。当时，他十分想不通，认为是出尔反尔，不恪守信用。他还是咬咬牙下去了。一九六一年又被调回来，降了级，但仍是出版社编译所的一员。倘若当年他也像周、钱那样，成了编外译者，浩劫一来，他又无书可译，会一直失业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头隶属一个机关，毕竟比待在街道上安全多了。机关干部多少还有点顾忌，最倒霉莫过于落到街道手里。那阵子谁只要混上个红箍，就可以为所欲为。红八月中，我亲眼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张友松（马克·吐温研究家及译者，像周、钱那样，也是出版社的编外译者）跑到出版社来要求庇护，但碰了钉子。听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这么打瞎的。周、钱的下场当然更惨，前者勉强活到次年，后者于“红八月”后不久就咽了气。

　　３.武斗

　　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其中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武斗正是在这之后蔓延全国的。

　　八月中旬，亚等将近二十人被几个“戴红箍的”从社会主义学院揪回本单位来批斗。他们刚一下车，从社长许觉民起，每个党委成员均被扣上一顶尖帽游楼，亚等“牛鬼蛇神”（其中包括长征干部冯雪峰）尾随于后。有人觉得不过瘾，还把一个字纸篓扣在翻译家金人头上。韦君宜同志是游楼者当中唯一的女性。我看到她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两位女空军奔过来，从两旁搀着她走。这位出身于天津名门的女共产党员，十七岁考上清华，家里准备将来送她留洋，她却不等大学毕业，就自觉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投奔了延安。她有什么罪！

　　像一阵龙卷风似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通通发动起来了。

　　突然间，住在东四八条的我母亲那里也出了事。

　　她是一位孀居的家庭妇女，住在一个小跨院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与世无忤。一九五八年，大院子里办起街道工厂，母亲为人慷慨，夏天，经常请工人们吃西瓜，又张罗着在自己的炉子上给这个热饭，给那个烧开水，从未跟谁闹过矛盾。

　　亚幼年失恃，生活中一直渴望有个母亲。婚后，他同我母亲相处得很好。看到老人家每天要从中院的自来水管往缸里提水，十分吃力，就为她买了胶皮管。他于一九五六年陪外宾，从杭州给她买了漂亮的阳伞，并从广州给她带回凉席。母亲也十分疼爱这位女婿，他的每本译着她都读过。

　　母亲的头发是天然卷曲的，直到老年，基本上是黑油油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笑就露出一对酒窝。有一天，母亲到朝内市场买菜，看到有鲜荔枝，就为孩子买了两斤，给我送到出版社。她正要在传达室给我打电话，适逢我的组长外出归来，就托他把荔枝带交给我。组长是新加坡归侨，说自己的妈妈也注意穿戴打扮。他在办公室里将我母亲那天的装束细细地形容了一番：身穿墨绿色薄呢短袖旗袍，配一副同色缕空长手套，肉色丝袜，鹿皮半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