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臭妖婆”自述(9)

　　一九六四年秋初，亚在东四新华书店参加一个月的卖书劳动，我母亲突然给他送去一盆自己精心栽培的菊花，书店的售货员听说那是亚的岳母，已年近七旬，怎样也不信。他们以为她只有五十开外。母亲事后告诉我，送花是为了庆祝亚摘帽，那天她从东四走到王府井去买东西，接着又一直走回家。

　　亚常和我念叨，再过几年，得把妈妈接来，好好孝敬孝敬她。但我觉得她越来越硬朗了，肺病痊愈后，每天加强锻炼，走路健步如飞，短期内不会同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但是，罪恶的魔爪连这么一位善良的老妇人也未放过。红八月中，她那小院的栅栏门上糊满了大字报。她的罪名就是有个大女儿在美国，因此，她本人也就是特务间谍。既然她和大女儿还通信，就必然送了“情报”。“戴红箍”的对她大打出手，逼她交出电台。

　　二十二日，单位又勒令我把母亲送回家乡贵州去接受改造。我立即为她准备好路费，次晨跑到八条去，打算为她处理迁移户口。当时我想：既然已落到这步田地，就只好先回去避一避，总比成天待在这里挨打强。那里沾亲带故的，老老少少总有几十口子。

　　院里的工人们却拥过来说：“那就便宜了这老妖婆啦。我们没有斗够之前，绝不能放她走。”

　　小时家里养过猫。猫捉到一只耗子，总要捉弄它半天，放它跑了，又扑上去。把耗子折腾够了，才慢慢吃掉。

　　那阵子我母亲犹如这样一只猫爪下的耗子。然而狰狞的猫是一大群，而不是一只。

　　在红八月中，工人们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不把这无辜的老人折磨死，绝不罢休。

　　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嗜血的饿狼。

　　４.抄家

　　我国古典名着《红楼梦》以及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里，均有抄家的描写。贾赦、凤姐等确实触犯了王法，铁证如山；而小林笔下的人物也是坚决地要推翻军国主义政府，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统治者受到威胁，所以才狗急跳墙，下毒手。本应是先犯法，后抄家，“文革”中却给颠倒过来了。“文革”时被抄家者无一不是本本分分的老百姓，查抄只是为了掌握“罪证”，捏造罪名，把残酷迫害甚至凶杀合法化。从这一点来说，“文革”的做法确是“史无前例”的，不论封建王朝的中国，还是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都没做到的，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公然发生了。

　　八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刚吃罢晚饭，从食堂出来，出版社一个“戴红箍的”便告诉我：“晚上的学习不必参加了，马上回家去看看，红卫兵抄了你们的家。把萧乾也揪斗啦。”

　　真是祸不单行。我一直惦念着母亲，原想学习结束后跑去看看她，没想到家里也出了事。及至我赶回去一看，两扇大门大敞着（原来是街道上勒令，从那天起不许关门，他们随时都会再来揪斗）。大门和两旁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五间南屋贴上了封条，隔着玻璃一看，所有的书架、柜子都被推倒了，凡是能撕能砸的全成了碎片和渣子。除了房屋未坍塌外，大概遇到八级地震也不过如此。至于院中的鱼缸、睡莲、葡萄架、苹果树，以及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践踏成稀巴烂。

　　姐姐、荔子和桐儿抱作一团儿，坐在小西房的床上瑟瑟发抖--尽管那天酷暑还在施着淫威，人们尚穿着单衣。

　　“刚吃完午饭，他们就冲进来了，派几个人去出版社把亚克桑押回来，剩下的人搞打砸抢。”姐姐边指院心中那张八仙桌，边说下去。“他们把廊子上的八仙桌拖到那儿，罚我和亚克桑在上面跪了老半天，还给亚克桑挂了个大牌子。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么大仇恨，连平常咱们老锁着门都成了罪状。本来有人大喊：‘给她剃个阴阳头！’剪子都拿在手里了，硬把我从八仙桌上拽下来。正要动手的当儿，街道主任跑过来说，他们院里还埋了珠子。大家以为埋的是珍珠呢，就拥过来，推推搡搡地逼着我刨出来。那大概就是今天抄家拿到的最大的罪证了。”

　　原来在揪斗两个大人时，街道主任曾将荔子和桐儿叫到一边，强迫他们揭发爸爸和三姨。孩子说：“三姨埋了珠子。”

　　那两串念珠还是四姐于一九四七年离家时留给我们的念物。当天早晨去上班前，我有了预感，就嘱咐三姐，《圣经》、念珠什么的，赶紧妥善处理一下，免得抄家时惹麻烦。二十二日晚上从离家不远的南沟沿菜站旁走过时，我看到一户解放前开过棺材铺的人家，竟被抄得连双筷子也没给留。我立即想道：我们恐怕是在劫难逃了。我们就像是林县山村布拉屯的“割尾巴户”。土改时倘若村里有几户地主富农，绝不会轮到那几户上中农去挨斗。我们这几间房，要是在王府大街、南池子一带，就毫不起眼了，然而在这贫民聚居的地区，势必树大招风。为了占我们的房子，分我们的东西，周围的群众绝不会让我们“滑过去”。

　　那些“戴红箍的”查抄了几个小时，连洋灰地都凿得到处是大窟窿，也未找到可疑之物。现在拿到念珠和未烧尽的《圣经》残页，就“证据十足”了。幸亏他们把注意力转到这些“罪证”上，才将剃阴阳头的事抛在脑后。

　　姐姐还说，墙上挂的十一个镜框一股脑儿给砸烂了，并从毛主席像后面扯出英国版画以及垫在最底下的圣像，说是故意把这些东西压在主席像后面来陷害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罪行，就连同主席像一道拿走了。

　　那些镜框都是我们那个古老家庭的遗物，一九五一年搬进八条后，堆在小厢房的过道里。亏得母亲爱卖东西，三年困难时期，收购旧物者经常上门。她就把公公在山西银川当县官时穿过的袍子、靴子，以及婆婆的头饰、衣服，变卖一空，用来买点营养品。那些东西倘若还在，我们一家人说不定都会给扣上“企图复辟封建王朝”的罪名，被活活打死。抄家风猖獗时，人民出版社就有个老年女干部，跪在楼后，砖地上铺着她亲手写的认罪书，请求伟大领袖和革命群众予以宽恕。她就是清朝某大官的后裔，从她家里抄出了一些遗物。

　　我母亲处理东西时，将旧明信片、镜框等堆在一边，准备当做垃圾扔掉。我舍不得，就一塌括子给搬回来了，岂料这下酿成了大祸！其实那些圣像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以及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和《基督显圣容》等。

　　倘非有个单位，那阵子亚的命说不定就断送在随便什么人手里了。出版社派了两个人陪着亚一道回来。挨完斗，又把他押送回“牛棚”。同时搬走了两箱子查抄物品，包括那些明信片，亚从英国带回来的防毒面具以及当随军记者时苏联红军送给他的战利品：几枚纳粹勋章等。

　　幸而是夏季，我们四个人挤在给平日住校的老大睡的小西屋那张床上。两个孩子睡得很不安稳，不时被惊醒。我和姐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不管事，通宵达旦未合眼。

　　荔子那时才十一岁半，桐儿还不满十岁。我进门洞时，就看见那里竖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歪歪拧拧的两行字：

　　狗崽子，

　　老子反动儿混蛋！

　　那块小黑板还是一九五四年为老大买的。他入附近的象鼻子坑小学后，亚每天早晨在黑板上替他写好注意事项，然后才骑车到草厂胡同的译文社去上班。那时他多病，冬季净发烧请病假。我便用彩色粉笔为他画幅天安门，让他躺在他那绿色的小木床上看。

　　搬到豆嘴胡同后，这块小黑板又给老二、老三用了。一九六六年放暑假时，姐弟二人都带着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和奖状回来了。我给他们各买了一个大本子，将所有的奖状一张张贴在上面。他们都是三好学生，第一批戴上红领巾，双双当上了中队长。

　　八月二十三日，两个孩子幸福的童年就这么宣告永远结束了。

　　５.“大义灭亲”

　　亚是个遗腹子，寡妇妈是个受气包，然而妯娌之间也只是听些冷言冷语，还没有人这么侮辱过娘儿俩。周围的人也一样穷，有的也许更穷。他妈妈是病死的，不是给逼死的。他做了孤儿后，还有老姐姐给予他温暖。他住校后，被子薄得不足以御寒，比他家境好一些的同学就主动送来棉大衣盖在他身上，寒暑假还接他去家里住。

　　亚的童年是凄凉的，但他不曾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恐怖。他一直希望孩子们能比他幸福。而荔子和桐儿呢，分明父母双全，可他们所遭遇的，要比旧社会的孤儿还要惨！

　　在这之前，两个小的对爸爸的右派问题还一无所知，连亚进入“牛棚”受审查一事我都没忍心告诉他们。在孩子们的小心坎儿上，世界上只分作“好人”和“坏人”。每次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都一个劲儿地问我，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又怎么敢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九年前被打成为坏人，其实他是好人”呢？

　　至于老大，倘非一九六六年干脆取消了高考，我估计他在升学考试上会受挫折的。一九五九年我在南城的菜站劳动，结识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毕业生。她说她和胡风的女儿晓风是同窗，晓风的功课特别好，门门考第一名。但是没有一家大学敢录取她，最后只得到一家小小的化工厂去工作。我还听说，一九六五年的高考中，第二外国学院的阿拉伯语系只录取了一名小业主的女儿，其余的清一色是贫下中农子弟；那个小业主出身的还是为了体现“重在表现”的政策而破格录取的。

　　八月二十三日刚好是老大的十九周岁生日，事先说定晚上一道吃面，我还叫他把棉被带回来，替他拆洗。事后才知道。下午四点来钟，他夹了被子来到家门口。只见院里正对爸爸和三姨高声批斗，吓得他转身就跑。他在护城河边上傻坐了半天。他并没打算跳河。他水性那么好，又有一米八的个头，那么浅的水，也淹不死他。他是爱这个社会的，也爱诗。一九六年暑假，我带着他住在宝钞胡同那间小平房里时，曾惊奇地发现，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他全背得出。

　　他在河畔孤零零地坐到天黑，饿着肚子只身又返回二十六中。他想的是：没家啦。

　　幸运的是我们家三个子女都只是逆来顺受，却不曾像有些子女那样起来造爹妈的反。有一对从日本回来的爱国华侨，蒙受国际间谍嫌疑，被抄家，挨打挨斗，他们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后来在中学住校的两个儿子竟领着一帮红卫兵来，将爹妈狠揍一顿，扬长而去。这两个少年图的是自己可以不再当“狗崽子”，以为这样就能与父母划清界限，并加入红卫兵队伍。做父母的呢，对来自陌生人的侮辱尚能忍受，但挨亲骨肉的打，使他们对人生绝望了。这对夫妇抱头痛哭一场后，双双上了吊。

　　这样的人间悲剧太多了。

　　我曾亲眼看见出版社的一位办公室主任怎样挨儿女的打。他们能够追到社里来打她，在家里就可想而知了。当年九月，亚那个在北医三院工作的六堂弟满脸惧色地告诉我，前不久他曾被拉去观看红卫兵逼迫儿子打爹妈的惨状。多少天来，红卫兵打人打得手都酸了，就想出这么个点子。六堂弟说，做爹妈的被打得浑身没一块好肉了，鲜血直流，还是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只要儿子由此而能得点好处，他们自己不惜肝脑涂地！

　　真是舐犊情深啊！

　　六堂弟告诉我，事后红卫兵还要他谈感想。他只好违心地说：“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可是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宿恶梦。他家既未被抄，他也未进“牛棚”，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而神经受到刺激！

　　解放后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大义灭亲”。我自己对父母未能做到这一点，结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也不肯“灭”我们。亚小小年纪就做了孤儿，当然无亲可“灭”。但我相信，即使他父母在世，他也绝不肯为了“文革”这个“大义”去碰他们一个指头。

　　我们是用绘画和音乐来陶冶孩子们的性情。在“方舟”住的那四年，我们还有一架电唱机。亚就为孩子们买了大批革命歌曲的唱片，他自己则时常听他从国外带回的几百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他并不认为这两种音乐是势不两立的。记得孩子们最爱听的是《刘三姐》和舒伯特的《魔王》。

　　亚还有一支苏格兰竹笛，他又买了几支口琴，有时和孩子们合奏一些曲子。荔子的钢琴长进不大，有一阵却迷上了三弦，并拜三大爷（即亚的三堂兄）为师。亚在少年时代反抗过三堂兄，到了晚年，这对堂弟兄的关系已说得上是融洽了。他还真是个热心的教师。

　　赵萝蕤先生来赴家宴时，曾在这架钢琴上奏过《月光曲》，荔子被那迷人的乐章陶醉了。赵先生说，她从六岁起就学钢琴，弹到十六岁，才悟出味道来。我也相信，迟早有一天，荔子会爱上钢琴的。

　　但是，没等那一天的到来，周围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在大批判时，还说我们这样来培养孩子，是彻底“修”了。

　　十一、巨大的压榨机

　　ｌ.血淋淋的阴阳头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是关键性的几天。亚已失去自由，但豆嘴胡同的大字报和抄家，都不是针对我的。我依然留在革命队伍中。近读铁凝的《玫瑰门》，我一方面憎恶女主人公司猗纹的卑污，然而又不得不佩服她在大风大浪中随机应变的生存本能。今天回顾起来，二十三日虽然查抄了五间南屋，小西屋因为太不起眼了，竟安然无恙。亚大半辈子的大量卡片、资料、笔记、书信，包括他最珍视的福斯特的上百封亲笔信，都一包包整整齐齐地妥放在沿墙特制的书架上。倘若我有司猗纹一半的机智，也会趁群众要我揭发亚的机会，干脆像司猗纹献金如意那样，把这些东西主动交给出版社，说不定反倒会保存下来了。事实上，出版社在抄家那天搬走的两箱子书和东西，一九七三年都原封不动地发还给了我们。

　　但是那几天我连想都没想到这些。我唯一惦念的是陷入危难中的母亲。母亲像是个落水者，我明知道自己不会游泳，却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救她。她终于还是淹死了，我也险遭灭顶。我们当时的景况又可比作多米诺骨牌，一张倒了，劈哩啪啦地全跟着倒了下来。一九五八年我之所以敢说“老母鸡”这样豪迈的话，是因为那时还通点人性。一九六六年是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作的年月，连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还保护得了谁！我失去了当年的冷静，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去时，只见母亲那个小跨院的栅栏门两边，新贴了一副对联。右联是“凡是反动的东西”，左联是“你不打，他就不倒”。横批是“瓮中之鳖”。

　　当时我记起亚在“文革”的前一年告诉我，有位学者叫沈志远。他一看到大难临头的预兆就赶忙自杀了。真是有先见之明！

　　我母亲七十大寿时我正在林县。转年春节我回北京来度假，刚好赶上在山西大同工作的二弟也回京探亲，全家人热热闹闹地在大同酒家欢聚了一场，祝贺老寿星。母亲脸上喜滋滋地说，打从一九一三年她十八岁上由大舅（即她的大哥万勉之，早年留学日本，在北京的万牲园工作）从老家贵阳带到北京后，经历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日本鬼子的侵略，只有解放后这十七年才真正过上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