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臭妖婆”自述(12)

　　三姐最初被赶到附近梁家大院的一间北屋去。迁到毗连那两间北屋的妇女大声对她的木匠丈夫说：“还是‘文化大革命’好。不然的话，咱们还能住上这样朝阳的大瓦房吗？”不久之后，街道上又勒令我姐姐搬到一座大杂院里的六米小南屋，仅够放一张单人床和随身用具。

　　当出版社的群众在批斗我的大会上要我交代“黑思想”时，我说了句：“火烧罗马城。”我在初中时就看过显克维支的名着《你往何处去》的中译本，大学后又看了英译本。“文革”一开始，我脑子里就浮现了被暴君尼罗焚烧的罗马城的情景；有活活烧死的，有趁火打劫的。北京城变成一片红色海洋后，就更像是火焰中的城市了。当时外文部的大语种是英俄文，可能没有几个人读过一九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这部长篇，所以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大家只逼我往下交代。

　　当时加给我的一条罪名是：“她一向什么也不说！”我既未写过什么，也不大说话，就只好交代“黑思想”供大家批判。我心里明白：一九五七年也有一些老老实实“向党交心”的，结果只凭这些主动交代出的思想而定了罪名。

　　想当年，二十九岁的鲁迅，为了唤醒民众，弃医从文。倘若鲁迅活到一九五五年，看到胡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锒铛入狱；或活到一九六六年，目睹那么多无辜者白白送命，他会无动于衷吗？本世纪初，民众对被押去示众者的不幸仅仅是麻木不仁；六十年代的民众，则一拥而上，将示众者撕成八瓣，夺其所有。我们住在五条牛圈时的那位慈祥的房东老太太，就是在乱棍下被打死的。又有个出身不好的少年被他的同学（一个“红五类”）拴在自行车后面，满操扬上拖着跑。学校里一位老工人看不过去，上去劝一劝。那些“红五类”便轮流往老工人身上浇开水和冷水，活活将他折磨致死。

　　当时中学生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前者反对唯血统论，后者则主张老子要是英雄，儿必是好汉；老子要是反动，儿必是混蛋的唯血统论。老大在小报上写了一篇驳斥唯血统论的文章，占一整版。亚看后，还就说理文字应该怎样写，给他提了几条意见。同时又谆谆告诫他，不可陷得太深。后来我们才知道，竟有像遇罗克那样因坚持反对唯血统论而牺牲性命的事。

　　两派之争发展到闹出人命。有一次我在东四十字路口的包子铺买包子，看见一辆卡车从朝内大街往西开过来。车上的红卫兵举着大幅标语：“血祭死难的战友×××！四四派。”

　　车帮子上矗立着死者加了黑框的巨幅画像。红卫兵个个戴着黑箍。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我跟着其他顾客和售货员冲出包子铺，站在街上目送着这辆卡车。我个子矮，只听见周围的人说：“抓到了一个！架到车上去了！”

　　有个人骑着自行车从西边过来了。群众拥上去，拦住向他打听。他说，四四派的一个人被四三派打死了，所以他们非要杀死对立面的一个人，以慰亡灵。至于那个人是不是真凶，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只要是四三派的就成。

　　一天晚上，我走到陆军医院东头的南沟沿菜站附近时，听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惋惜的口吻对他的同伴说：“前几天，这里还有过一堆死尸呢……”及至他发觉我这个陌生人从后面走过来了，他就马上大声补上一句：“为了防止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这样的革命行动也是必要的。”

　　在阶级斗争中，人们就是这样阴一套，阳一套，心口不一致。也只有这样，才能自保。

　　就在我已沦落为人人都躲得远远的麻风女后，有一天我到出版社附近的红楼副食品商店去买茶叶，遇见了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的江秉祥同志。他向我点头致意，露出跟过去一样亲切的微笑。我意识到，出版社毕竟还有像他这样的同志。在神州大地，人性尚未泯灭。

　　３.舌战“群儒”

　　“牛棚”的正式名称，其实是集训班。它就设在原编译所的那层楼里。每天一早在机关大院排队点名，齐声背诵“悔罪书”。有一次，我迟到了，小傅罚我一个人背，我居然也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则只记得开头一句是：“我是人民的罪人。”每日三餐要等革命群众吃完后，才轮到我们去排队买饭。处处表示我们是贱民。

　　公务员都打派仗去了，各种体力劳动通通由“牛鬼蛇神”分担。罚我打扫全社四层楼房的厕所。我说，女厕所倒没什么，由我来打扫男厕所恐怕不合适。“戴红箍的”说：“怕什么，你又不是十八岁的大姑娘！”

　　那时外地来串联的人陆陆续续住进出版社，打地铺睡在走廊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厕所尿粪池经常堵塞，满地臊尿，臭气熏天。我从林县买回来的一双千层底布鞋没多久就沤烂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派给我的活儿反而减轻了。一楼至三楼贴满了大字报，禁止“牛鬼蛇神”看，所以我只消从“牛棚”走过穿廊，打扫一下四楼的女厕所就行了。出版社也分成两派，忙于打派仗，揪出一个对立面有“问题”的，就往“牛棚”里送。“牛棚”一时爆满，于是允许每天回家，出入都走锅炉房旁边的西门。一天下班后，我跟在两个女难友后面走。甲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乙是戏编室编辑，四十年代曾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上过亚的课。快走到西门时，我听见她们在商量进大楼看大字报的事，随即走进了一楼西头的侧门。我思忖：要是受罚，反正也不是我一个，就壮着胆子跟在她们后面走去。进了侧门，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推开对着楼梯口的玻璃门，是一楼的走廊，沿墙贴满了大字报。我们也没顾得细看，就来到正门旁边。只见小黑板上写着：“明天下午三时在食堂揪斗旧党委成员、原办公室主任甲。”

　　甲看罢，大吃一惊，就挽着乙的胳膊，匆匆忙忙穿过门道走了出去。那时揪斗什么人，是绝不预先通知本人的，免得他（她）有所准备。走廊里影影绰绰有一两个人，但并不曾干涉我们。甲乙也始终未回头，所以没发觉我跟在她们后面。

　　批斗甲，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回家后我根本未向亚提及此事。没想到，这下子却给亚惹来大祸。次日上午八点，大家刚一到齐，新近代替小傅当上了“牛棚”负责人的厨师老张便召开批斗会，让“牛棚”全体成员声讨亚。他说：“萧乾派文洁若去偷看大字报，刺探军情，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觉得手痒，想找个碴儿来施展一下威风。无奈大家都规规矩矩，总也抓不到把柄。头天晚上他便掌握了我们三人偷看大字报的事实。甲乙都是党员，尤其甲，又是原办公室主任，他不敢碰，怕日后遭到报复（运动究竟朝哪个方向转，大家心中无数）。我进了“牛棚”后，谁也没逼我交代“特务”问题。什么“大哥”、“发报机”、“电台”、“代号”都是红卫兵从蹩脚的惊险小说看来的，大家也明知道我这个三门干部不会有那些事。把我拉到大车上去揪斗，也只是一部分人起哄、寻开心而已。但是大家似乎认为我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亚的操纵。亚谨慎得无懈可击，他们便从我身上寻找突破口，以便给他增添罪状。

　　批斗亚的大会是在原编译所的大厅里举行的。老张给这六十几个“牛鬼蛇神”炒了十几年的菜。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他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了，所以神采奕奕。他似乎还请了一两个“牛鬼蛇神”做他的军师。他威胁说，要是亚不老实，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我头一个要求发言。我说：“昨天下班后，我确实跟在甲乙后边，去大楼里偷看了大字报。但这件事与萧乾毫无关系。绝不是亚派我去的。我回家后根本也没向他提起这事。自从到了集训班，我不愿意接近在旧社会混过事、经历复杂的人，只觉得甲乙都是共产党员，跟他们一致行动，不会有问题。”

　　这下子我不啻捅翻了马蜂窝，得罪了一大片“在旧社会混过事、经历复杂的人”。他们把气撒在亚身上，七嘴八舌地为他罗织罪名。

　　亚沉着冷静地发了言。

　　那毕竟是“牛鬼蛇神”之间的窝里斗，况且又全是捕风捉影，毫无凭据。亚也敢针锋相对地顶撞。

　　会开了三天，“群儒”未能把亚驳倒。我暗暗佩服亚的口才。

　　这时，有人小声说道：“厉害，厉害，厉害！”

　　亚立即抓住话柄，对那三个“厉害”做了一番嘲讽。

　　批斗会就马马虎虎地收场了。

　　我看过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亚那部《红毛长谈》。解放后，除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杂文《“上”人回家》，他未敢发挥讽刺文学方面的才华。如今，在舌战“群儒”中，他把围攻者挖苦讽刺得淋漓尽致。

　　我所尊敬的冯雪峰，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坐在角落里，两眼望着天花板，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他在想什么？三十多年前参加长征时，他所憧憬的肯定不是这么个前景。

　　厨师暴怒了。他手中有张王牌：用重劳动来惩罚。于是，会刚一结束，他就派亚去干全社最脏最累的活：烧锅炉。幸而同劳动的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及副总编辑范用照顾他，总是挑起重担子，让他干点轻活儿。

　　不久，王、范二人被调走了，新来的两位尽管年富力强，却要求亚和他们干一样多的活儿，还动辄就给他打小报告，害得他成天挨训斥。

　　那个冬季，亚总是弄得浑身煤屑、精疲力竭地回到冰窟般的小东屋来。原是我捅的娄子，给他惹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我自然懊悔不迭。小屋本来就是偷工减料盖成的，屋檐下的纸全破了，北风穿过布帘帘，呼呼地往里灌。早晨起来，水缸里厚厚地结了一层冰，连牙膏都冻了。我们没有力量自己动手修房，房管局更不管，房租则照收不误。

　　一天傍晚回来，看见纸顶棚破了个直径七十厘米的大洞。桐儿说，北屋那个解放军的儿子钥匙忘在自己家屋里了，他将椅子架在我们的床上，捅破顶棚，爬了过去。那是响当当的“红五类”的儿子，我们既无力去修补，又不敢抗议。老鼠也欺负人，在顶棚里跑来跑去，带下大量沙土。雨季我们只好用盆去接那滴滴答答漏下来的水。我们挨一天算一天，一直对付到一九六九年下干校。

　　４.外调

　　应付外调人员也是桩棘手的事。他们一般都胸有成竹，逼迫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写材料。达不到目的，便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恐吓，甚至动手打。“牛棚”里的一位女难友，解放前因参加学运，一度被捕，在狱中表现坚强，有“小辣椒”之称。外调人员跑了来，硬要她承认自己是叛徒。当时的论点是：凡是活着从敌人的监狱中出来者，都一律是叛徒。她顶撞了几句，触怒了外调人员。于是被揍得鼻青眼肿，脸上没有一块不淤血的地方。本社的一个炊事员小老崔也前来助威，脱下布鞋，用鞋帮子把她打成脑震荡。

　　外调人员都被请到盖楼房时保留下来的一座小院的北屋里。照例先由本单位的革命组织介绍被调者的政治身份：右派呀，特务呀……这就给外调人员动手打人开了绿灯。

　　我因经历简单，找我的多半是与稿件有关的外调。连出版日本革命作家德永直、明治时期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作品，都成了罪行。幸而那时档案齐全，每次我都交出全份书稿档案。上面，从组长、编辑室主任到副社长，都对选目和序言签署过自己的意见。外调人员拿到了材料，便扬长而去。

　　亚接待的外调人员比我多得多。事后他常悄悄地告诉我，外调人员有多么蛮横无知。

　　关于《大公报》的所谓“假起义”，外调过几次，那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他们吓唬亚说：“关于你在《大公报》干的那些勾当，我们掌握了充分揭发材料。假若你不老实交代，我们就向革命组织交底，对你十分不利。”

　　亚心中有数，并不怕那威胁。逼到最后，他只好在交给外调人员的材料中写道：“据前外调的ＸＸＸ和二位同志说，《大公报》的起义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所以是假的。然而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又是如何如何。”

　　当晚亚对我说：“只好和他们打太极拳。”他们扑了几次空，就再也不来了。

　　关于巴金，外调人员先后来了足有二十几次，都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他们要调查他的“安那其”的问题。亚说，他和巴金交往的过程中，从未接触过这个问题。认识巴金后，在巴金的影响下，视野才扩大了，在作品中更多的反映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宗教等大的方面。气得外调人员拍桌子骂道：“不许美化黑老Ｋ！”

　　关于沈从文，外调人员也来过十几次。主要是逼亚写材料证明沈参加过国民党。亚的回答是：沈一向对党派抱超然态度，他的一些朋友（如梁实秋）后来去了台湾，但就亚所知，他本人绝对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关于戴爱莲，外调人员也来过不下十次。其实戴回国后，亚才去的英国。二人从未在英国见过面。

　　外调人员靠的就是一套诓、诈和威胁。但亚从未对他们说过无中生有的话。

　　“文革”期间，亚之所以没吃过我那样的苦头，凭的就是好兵帅克式的巧妙周旋的机智。他说他当不成英雄，在蛮横无理的人们面前，他不主张硬碰硬，从未给对方以发泄兽性的机会。自然，最根本的事实是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倒在地，踩上无数只脚。“文革”期间，他在造反派眼中，基本上是不值得一踩的。

　　５.宝像与宝书

　　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这一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紧急策划下，上海市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夺了该市的党政大权，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在江青、陈伯达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从上海刮起的这股夺权黑风，猛烈地冲向全国。围绕着夺权，各地相继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发展成为“全国内战”。不但开了坦克，架了机关枪，听说还动用了飞机。神州大地上，不少角落血流成河。

　　那年头因宝书、宝像而惹祸的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奉命把一楼走廊里撕掉大字报后留在墙上的钉书机的钉子捥下来。一间大办公室里正在开批斗会。被斗者是一位历史清白的科长，带头斗他的是一个公务员出身的科员。六十年代初，我和这个科员在通县菜地上一道劳动过，他向我抱怨科长未给他提级。我相信那次的批斗会就是平素上下级之间的宿怨，在“文革”中的一次爆发。

　　科员慷慨激昂地说，当天上午，有人曾看见科长在清理抽屉。当天下午，机关大院的垃圾堆里出现了一张毛主席像。这可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件。科员噼噼啪啪地一连打了科长几十个耳光，但科长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是他扔的。也没有一个人出面证明，科长确实有这么一张宝像，并看见他把宝像扔到垃圾堆里。反正这位科员这一天总算报了积仇。后来他还用点燃的香烟烧过一个受审查者的脸，把筷子当作刑具使一个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编辑的手指致残。因民愤太大，粉碎“四人帮”后，调离本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