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臭妖婆”自述(13)

　　我也因在“牛棚”里用橡皮擦掉亚在《毛泽东选集》上写的字迹，而险些酿成大祸。家里有好几套《毛选》，女儿想要一套，但精装的她嫌太重，合订本她又说太特殊。我便把亚在一九五六年脱产学习时写上过学习心得的四卷平装本带到“牛棚”，一页页地用橡皮把学习心得擦掉。第一卷好容易擦完了，刚开始擦第二卷，便有人向造反派打了小报告。一伙人突然出现，把四卷《毛选》通通夺去。还勒令我把几本自抄的《毛主席诗词》也上交。其实，那都是亚根据各地出版的注释本编出的。“牛棚”里实在闷人，我就利用余暇一本本地誊写。

　　我们只得给荔子另买了一套，并忧心忡忡地等待处理。直到工宣队进驻后，才把四卷《毛选》和七本诗词手抄本一股脑儿发还给我。当然，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几年后我才知道，换个时间、地点和处理方法，像这样一档子事可能搞得家破人亡。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里，有一对夫妇将写有心得的四卷《毛选》撕成碎片，塞到抽水马桶里用水冲走。他们是被抄家风和一桩桩的恐怖事件吓破了胆。这下子楼下的马桶全堵塞了，人们一层层地往上查，查到作案现场，不由分说地把这对夫妇抓走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吓疯了，另一个神经受了刺激，拿起菜刀冲到街上，砍死个路人。粉碎“四人帮”后，夫妇双双获释，但疯儿子至今还关在精神病院里，杀人的那个则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们算是幸运的。工宣队找了几个秀才来审查亚写的那些心得，始终也没抓到什么把柄。我们只不过受了一场虚惊。事情倘若发生在“红八月”中，被街道上抓住，就没那么便宜了。

　　一九六七年连春节也没让过，说那也是“四旧”。全国没有一个机关单位不分成两派，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离我们住的南沟沿不远的陆军医院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揪斗对立面的什么人，吓得我们整宿睡不着觉。好在白天除了劳动，就是在“牛棚”里枯坐。

　　有一次，我偶然走过钱粮胡同，发现诗人陈梦家的小四合院也换了主人。接着又在大佛寺街的墙上看到一行大标语：“黄浩是彭真埋在房管局的一颗钉子！”亚的这两位气质与文化背景迥乎不同的老友，均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中含冤而死。

　　然而，那阵子我们身边这部压榨机却开慢了。于是亚打起精神，一回家就教孩子们画历史年表和地图。那历史年表，一边是中国的朝代（各个朝代涂了不同的颜色），一边是西历。从上面可以看到，中国明朝中叶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从而给孩子们一点历史感。

　　另外，亚又鼓励孩子们画幻灯片。先托西屋的工程师（他也是抄家后房屋被占，给赶到这个院子来的，原住户则均被轰到乡下去了）给做了个简易的幻灯机。我又去买了硬纸壳和玻璃纸，裁好带到“牛棚”里。将小红书摆在桌面上，每天偷偷摸摸在拉开的抽屉里糊上一二十个幻灯片框，共糊了几百个。亚帮助定选目，编解说词。有《猪八戒吃人参果》，也有《武松打虎》；有雷锋事迹，也有自己编的一些故事。那一年的春季至秋季，就是这么度过的：两个孩子白天画，晚上就在大杂院里演给院里观众看。我们都干得十分起劲。

　　当年十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谢天吉来看我们。他是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读书时的同窗张祉瑠的外甥。我不顾亚的反对，托天吉把荔子、桐儿带到南方去看望祉瑠。祉瑠在青浦县教中学，孩子们在那里看到了大规模的武斗场面。祉馏把他们送到上海，将他们安顿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到江西、四川等省串联后回京的老大，乘火车去上海把弟弟妹妹接了回来。

　　一九六八年，孩子们接到通知，又上学去了，叫做“复课闹革命”。然而，当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动荡不安的时候，怎么能指望学生专心致志地读书呢？老师被整得灰溜溜的，威信扫地。教室所有的窗玻璃和灯泡均被打碎。少年先锋队由“红小兵”所代替，荔子因为出身于“黑七类”，没有资格当“红小兵”，回家大哭一场。我心想：亏得没叫两个孩子就近入学，否则那些“红五类”的同学们跟着大人来抄家，搞打砸抢，叫这两个从小学会爱护荣誉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６.自杀与他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有多少人被迫自杀。而每个人忍辱含垢的能力，确实有程度上的不同。当我被罚跪在平板三轮上时，心里一直在感谢这些知识分子的“文明”。他们毕竟没有像街道工厂的乌合之众那样用不堪入耳的脏话谩骂我，更不曾像红卫兵那样，抡起铜头皮带猛抽我。然而，亚仅仅看到我受凌辱的景象，就活不下去了。除了亚，被关入“牛棚”的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也曾服毒自杀，和他一样，被送到医院抢救，均幸免一死。没想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真的出了一桩人命案。那时工宣队已进驻了三个多月，原先打得热火朝天的派仗，也已偃旗息鼓。

　　工宣队进驻后，要求所有的人都搬到社里去住。我和十一个女难友打地铺睡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夤夜，一阵杂乱的噔噔噔跑下楼梯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接着，就是拉开铁门的钝重的声音和汽车引擎声。同房的人们睡得正香，我自然不敢探头去看。天亮后，机关大院刷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谴责赵某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包括亚在内的三个“牛鬼蛇神”是受管制期间出的事。他们不是吃安眠药就是服毒，经及时抢救，自杀未遂。唯独这位姓赵的编辑，一天“牛棚”也没蹲过，他采取的却是最果断的办法：从四楼纵身跳下。把他送往积水潭医院的汽车开到半途，他就咽了气。

　　我曾和戏编室的这位赵编辑在通县一道劳动过一个月。当时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每次吃饭他都说，谁的儿子得了肝炎，谁家的孩子死于什么病，仿佛生怕大家会传染给他似的。他主张用公筷，但又担心我们不肯遵守这个制度，每餐必先把菜往自己的碗里夹上一点，然后就不再拣了。我起初不明白这么惜命的人，何以会有勇气跳楼。后来才听说，他的妻子由于写过一张替刘少奇辩护的大字报，塞在抽屉里，被人揭发，结果就被关进监狱。他虽然装得十分镇定，还照样同工宣队的人打篮球，但心里承受的压力想必是很大的。

　　“文革”这场灾难，是谁也逃不掉，躲不开的。一张追问他历史的大字报弄得他更紧张了，遂采取了这一果断手段。他死后没多久，年轻的妻子也就被枪决。幸而这对夫妇没有亲生子女。过继来的女儿曾和桐儿在一个幼儿园里。她的亲爹亲妈把她连同全部家当一起接走了。

　　多年来为出版社烧锅炉的一个胖子，也跟赵编辑学，从楼顶平台上跳下去摔死了。据说唯一找得出的原因是他收藏了几枚袁大头，他害怕被人追查。亚常说，“文革”中，自杀与他杀无法区分，凡是在那个时期自寻短见者，没有一个不是被逼得走上绝路的。

　　至于亚，我原以为既然“红八月”中没死成，他一定就会咬紧牙关活下去了。可是被轰到南沟沿后，一天我在屋角发现了两小瓶“敌敌畏”。我立即质问亚：“这是干什么用的？”他支支吾吾。其实，我一看就明白了。由于他的三堂妹夫被揪斗后服“敌敌畏”立即死掉，他晓得服“敌敌畏”比服安眠药死得更有把握，于是他为自己做了最坏的准备。

　　多少年后他才向我透露，他当初的打算是：倘若再抄家揪斗，他就一死了之。

　　工宣队进社后，全社经过一番阶级排队。最初，他们对亚的“城市贫民”出身有怀疑。说来真巧，就在这时，亚到出版社对面去修鞋，与他姨妈的一个儿子相遇。阔别半个世纪，那位安师傅居然一眼就认出他来，并问：“你不是乐子吗？”

　　那年月世上已经没有几个人叫得出亚的乳名了。小时候亚还同这位表弟坐在一条板子上织过地毯。后来他改行，当上了修鞋匠。

　　这师傅可成了亚的一根稻草。根据亚所提供的线索，工宣队对他进行了外调，这才确定了亚的出身，因而一九六九年七月就给他落实了政策。我比他落实得还要早两个月。当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两个孩子后，荔子脸上三年来第一次泛出了笑容。原来自从西屋的工程师前不久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走后，女儿一直担心同样的厄运也会落到我们身上。

　　十三、五七道路

　　１.“一锅端”

　　一九五年的土改我没赶上。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年年都找个题目把机关干部--也就是知识分子，赶下农村去劳动。长期的有下放锻炼，短期的有近郊区的麦收，等等。每次下乡，我自己觉得都是有收获的。回到城市就感到城乡在生活水平上的悬殊。重新坐在墙上不掉土的办公室里工作，拧开管子就是自来水，吃的是白面馒头，周围也没有粪臭，这一方面使我知足，同时也更同情那些生活在广大农村的人们。不知他们到哪一代才能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记得一个日本人在访华记中写道，当他问起中国人为什么不设法用机器来减轻农民的劳动时，我方的回答是：只有用双手抡镐，让扁担压在肩上，才能使思想革命化。

　　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文革”期间大批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去插队。一九六九年九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被“一锅端”地撵到湖北咸宁去，办起了五七干校，开始从事体力劳动。

　　下干校之前，我们曾在工宣队带领之下，两次去郊区劳动过。那时，为了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不许乘车，而是用强行军的方式，让我们跟在卡车后面走，一走就是四十来里。卡车上载着行李和少数老弱病残。能不能被列入“老”的队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亚虽然已年届花甲，由于是摘帽右派，只得夹在中青年当中在地下走，而比他小八岁的一位革命干部，却心安理得地坐在车上。一次，雨中行军，前往上西市，我穿了一双不合脚的塑料凉鞋，走几步就得弯下腰去系系鞋带，一直落在队尾。亚倒拼死拼活地跑在前面。队伍中有两位落实政策时结论留了个尾巴的，竟然把沉甸甸的行李背在背上，以显示自己改造思想的决心比别人大。

　　那个年月“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大为风行。似乎只有种粮食的农民和织布、炼钢的工人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臭老九”则是寄生虫。还有人公开说：“不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通通枪毙，就算便宜了你们啦。”

　　自从我们二人都落实了政策，我便想：最坏的阶段已经熬过来了。关于下干校，我们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亚反复说：“有你和我一道下去，心里踏实多了。”他是拿这次下乡和当年去农场做着比较。

　　我们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三姨。老大已到江西插队落户。

　　我们是九月底动身的。到干校后，由军宣队领导。我们都当上了五七战士。进入十一月，军宣队就硬性规定夫妻双方都在干校的，应马上回京去把孩子接来。荔子哭着不愿意走，但那是强制性的。我没回去接他们之前，出版社的留守人员就已经天天上门动员了。

　　孩子们来后，桐儿在咸宁住校，继续念小学，周末回来。已上初二的荔子，则和大人一样整天劳动。为了做做样子，干校还腾出两间屋子，抽出几个五七战士当教员，简直是有名无实的。

　　不满十五岁的荔子，从此也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她的憨厚与单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女孩子甚至成人所利用。从大田劳动回来，荔子还为这些人挑水、洗衣服、打杂、跑腿，甚至来回跑上二十里路，到咸宁去接送回京探亲的人，也成了她的专职，直到完全拖垮了身体。

　　一九七一年底，荔子作为应届初中毕业生回京接受分配，当上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这时有个五七战士来找我，说某某人要回京探亲，过去是荔子负责接送；既然她已经离开了干校，今后可否由桐儿担任这份差事？我气愤地回答说：“我不认为我家的孩子应该把宝贵的学习时间用在为这些成年人服务上，荔子在干校两年，几乎一天书也没念，我劝也劝不住。你可以找桐儿本人去商量，我开不了这个口。”

　　那位五七战士碰了一鼻子灰，并且知道桐儿没有姐姐那么好说话，这事就作罢。

　　我常常和亚念叨，像荔子这样的性格，要是到农村去插队，情况会更糟。我们认识的一个姑娘，就是插队期间被欺负得患了神经病。后来虽调回北京，结婚并生了孩子，终因旧病复发，喝“敌敌畏”自杀身死。在干校，还有几位肯说公道话的五七战士。例如出版社校对科的薛佩敏同志就曾告诉我，和荔子同屋的黄姓三姐妹，以及另一对姓卢的姐妹，每天都把脏衣服和泥鞋丢给荔子一个人洗，经常要洗到半夜，“这是欺负她老实。”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便跑去向那几个吃完饭坐着聊天的女孩子说：“你们也不能光叫萧荔一个人学雷锋呀。有人告诉我，她在水塘那儿给你们洗衣服哪！你们吃完了饭，也该去替换她才是。”她们说：“萧荔自己愿意这样！”呼啦一下各奔东西。

　　２.“大力士”

　　我们初下去时，每天搞基建。先在北头盖了个四合院，接着在南房后面又盖了五排连檐房。

　　房子盖好后，我和几个女五七战士从原来先借住的老乡家搬进四合院的一间东房，亚则住西房。亚有着强壮的外表，他也真不要命地干。记得一九六一年他刚从农场回来后，到通县参加每年一个月的劳动，经常受表扬。到了干校，班排长派活时，总把他当壮劳力使用。他的“大力士”名声，甚至传到兄弟连去了（文化部系统各单位下干校后，按照部队编制，分成各连。文学出版社是十四连，附近的文联是五连）。我知道他是外强中干，从农场回来后，就发现泌尿系统有毛病，牙也一颗颗地拔去。再加上折腾了这么三年，能活着到干校就已不容易了。亚曾和冯雪峰一道抬石头筑桥，还在丘陵地带拉过车。白天累一天，夜里需要一批劳力到湖边去卸刚运来的砖，也总把他派去。有一天下工后，我到他屋去，对他说：“你量力而为吧。这么豁出命去拼，早晚会累垮的。你应该像我这样细水长流地干。”

　　唉呀，这话给同屋的另一位五七战士听见了，他一分钟也没耽误就向连部汇报了。当晚在评比会上我挨了批评，说“文洁若不但自己没有使足力气，还给丈夫出馊主意，劝他磨洋工”。

　　我不肯卖力气的罪名传开了。为了堵大家的嘴，我咬咬牙学会了挑担子。这本是男壮劳力的活，我主动要求担水担饭，班排长自然也欢迎。从此，议论倒是没了。五六十斤的重担压在一个知识妇女的肩上，还能说没出力！我习惯左肩，左肩头鼓起个大疱。我还以为那是练出来的筋肉呢。一九七三年从干校调回京后，到宣武医院去检查，原来是个瘤子，这才动手术割除了。

　　听说林彪原来的计划是永远不叫这些“臭老九”回城了，最早一批盖的库房、医院等等，全是钢筯水泥结构，确实带有永久性的意味。林彪这个天机，还是由设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的干校透露出来的。我们下去刚一年光景，中办就率先喊出“四自给”的口号。就是说，粮油肉菜全部自给，有人说，上海郊区已开始试行取消工资的办法，甚至还传出要凭提高产量来偿还建立干校时的投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