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臭妖婆”自述(15)

　　我回干校后的次日下午，亚就动身回京了。我一直送他到通往咸宁的八里长堤尽头。到了咸宁后，亚给家里打了电报。老大刚好也从江西回京探亲，借住我弟弟学朴的小姨子家。桐儿赶快去通知哥哥和住在电车公司宿舍的姐姐。三人又跑去告诉当时住在北京站附近的黄永玉。他们一家人也一齐出动，到车站接亚。桐儿和哥哥从两边搀着爸爸，荔子替他提着行李，走进了喜报胡同那间小南屋，晚饭后，亚又从东北城骑车到大西南的黄亭子去，在学朴的宿舍过夜。他给我写信来说，他准备在北京为一间能摆下一张床的斗室而奋斗下去。

　　７.调令

　　七月初，我的调令忽然下来了。临行，我特意在干校为亚留了两件行李，表示他无意赖在北京，迟早还是要回来的。

　　离开干校的前两天，连部通知我到咸宁高中去取火车票。干校向学校借了一间屋子，派人专门替学员办理这类杂事，将近四年时间，从咸宁通往干校的小路，我起码跑过七八十趟。每逢假日就挑上扁担，为一家人去采购食品。这最后一趟，可能是归心似箭，太兴奋了，也可能由于这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直未进城，归途糊里糊涂地竟走上了公路。那意味着得多走五十里地。我正伫立在那里，抱怨自己怎么如此大意，一辆大轿车吱地停在我身旁了。抬头一看，车上的人好面熟，是五连的学员。

　　我以为这辆车是特地为我停下来的呢，就兴高采烈地爬上了车。坐定后才发觉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五连离十四连只有半里来地，车子等于把我送回了本连。原来他们是送几个调回京去的学员的归途，停下来只是为了加油，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搭车。

　　我们全家四口人走五七道路，在咸宁度过了好几年辛酸。荔子得了一身病，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痊愈。亚不但患上冠心病，还生了肾结石，最终导致左肾切除。我的全部指甲（不论手还是脚）通通变了形。然而我们比那些葬身向阳湖的许多五七战士还是要幸运，因为毕竟通通活着回来了。

　　十四、蛰居“门洞”

　　1.一根稻草

　　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抵京的。我知道亚容易兴奋和激动，而今又添了冠心病，怕他乐极生悲，所以事先故意没打电报给他。下了火车，我扛着行李上了二十四路公共汽车。进了胡同，来到门洞跟前一看，呀，原来的大门已经变成一堵墙。忽见桐儿提着个装满碎砖的桶，从小巷子里走出来，招呼说：“妈！门在这儿啦！”

　　亚也端着一簸箕土迎了出来，说：“前天海观特地来过一趟，你调回来的事我已经知道啦。没想到这么快！”

　　进了巷子才发现，这栋房子前院的东墙被开了洞，装上个小门，代替原先的大门洞。门洞靠院子的这面，已装上门窗。于是，门洞就成了我们的一间小屋。

　　老天真是不负苦心人。经过大半年的奔波，亚终于感动了房管所的一位副所长，他带着一个管理员当大工，由亚和桐儿当小工，一天的工夫就变出这么一小席安身之地。

　　据亚说，朱海观告诉他，我将在商务印书馆的辞典组工作，而该组的负责人是他的好友。

　　第二天早晨，我就兴冲冲地到商务去报到。我首先去找陈原社长。他对我说，他确实曾当面向文学出版社的严社长提出过调我去商务的话，严社长也同意了。可正式下调令时，却节外生枝。由于十四连和十六连已合并，我被调回去的消息又是十六连的连长告诉我的，把我也弄糊涂了，我对陈原社长说：“我还是打心里感谢您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目前，萧乾正在建国门医院治冠心病。湖北那么潮湿，假若让他遥遥无期地在那里拖下去，我真怕他的身体会垮。您要是不调，出版社绝不会主动给我下调令。”

　　这就叫做“不抢不香”。出版社本打算把我长期存放在于校备用。如今商务一来调，出版社又怕失掉我。这种对知识分子既不敢大胆使用，又不肯撒手的做法，大概很典型，很普遍。

　　回来是回来了，然而小门洞只勉强容得下亚和桐儿父子二人。可我睡在哪儿呢？只好在办公室过夜。每晚下班，旁人都回家后，我就用八把椅子拼成个床，放上被子，作我的栖身之所。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我们搬到天坛，就连逢年过节，我都住在办公室，倒也出了不少活。

　　这期间亚为了住房，不知跑了多少腿，赔了多少小心，又碰了多少钉子。那时，什么也轮不到一个摘帽右派分子的头上。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亚也有事干了。我刚上班后不久，外文部负责人就告诉我，欧美组要搭个班子来集体翻译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长篇小说《战争风云》，正缺人手。既然亚刚好在北京养病，就要他参加进来。条件是不能以此为借口，赖在北京。什么时候干校来催，还是得回咸宁。这是个令人心寒的条件，然而亚还是应承下来。

　　自一九六六年，亚就几乎没摸笔杆了，翻译外国文学更是恍如隔世。而且他认为，文学翻译有个风格问题，一部长篇竟由十个人合译，是不相宜的。然而重新拿起笔来，对他就是莫大的快慰。他干得十分起劲。第一回分给他七章十三万字，很快就交了稿。是他自己誊清的。接着又要他校订旁人译的稿子。他平时最不喜欢这种工作（他管校订工作叫“擦屁股”），可他也完成得很好。交稿时，他要我转告责任编辑，情愿再译几章，于是又分给他三章。

　　亚那间斗室正对着公共自来水管，大杂院儿的人们经常蹲在他窗下洗衣服洗菜洗碗。由于院中没有厕所，挨着他门口的明沟就变成了尿池。亚只得不断地点起线香，室内总是弥漫着一股臊臭与清香相混合的古怪气味。

　　正当亚挥汗译着《战争风云》之际，忽然接到“末代皇帝”（这是学员们给最后一任连长起的外号）从咸宁寄来的信，要求他立即返回干校。我对亚说，此刻只身回去，等于是去送死。过去和他一道值夜班的一个十六连的老编辑，春节后被几封电报催了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于气喘病。那人比他还小好几岁呢。

　　这时，《战争风云》成了亚的一根稻草。他立即给“末代皇帝”写了封“万言书”，大致说：“离开干校之前，我实际上是个寄生虫，喝别人烧的开水，吃别人做的饭。在体力劳动方面，我起不了多大作用。如今，留在北京，我能重新用笔发挥自己之所长，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害处？”这封信投邮后，果然奏效，连里就再也没有逼他回去。

　　２.吊在天花板上的藤椅

　　亚在这间斗室里住了五年，还接待过好几位贵客。八十多岁的阳翰笙老先生听说亚回京，专程找到“门洞”来看望他。老先生眼力差，“门洞”光线又暗，那天他一脚蹬空，差点儿跌一跤，亏得亚及时把他抱住了。亚的老友孙用送给他一包枸杞子，亚分送给雪峰一半。雪峰从他那坐落在北新桥的宿舍来回拜，还带给亚一包黄豆。

　　我调回出版社后，有一天《世界文学》社的编辑冯宗璞把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的四个英译本面交给我。那是五十年代亚送给潘家洵先生，给他翻译用的。潘老先生没能翻译，所以又璧还。那以后不久，潘老先生还亲自登门拜访，并道歉说他食言了。亚则表示谢意，说：“要不是您替我保存了这几部书，它们早就随着其他所有的书一道烧成灰了。”

　　来过门洞的还有翁独健。这是一位侠义的朋友。解放后，他备受党的重视，做过北京市第一任教育局长。然而他从来不忘记不得志的老友。在我们倒霉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温暖和帮助。

　　孙用也是这样的朋友。六十年代亚刚从农场回来，当人人都躲得他远远的时候，孙用却我们搬到哪儿，他找到哪儿。他去过牛圈和豆嘴胡同，门洞他自然也来了，还送给亚几本英国十八世纪的笔记。

　　此外，还有朱海观。他来过门洞多次，每次都告诉亚，他为我们的住房奔走的经过。房子自然没奔走成功，且在单位受人挖苦，说他是“萧乾的孝子贤孙”。

　　亚新交的朋友当中还有诗人乔羽。

　　一天，难友荒芜送了一张戏票给亚，演的是《杨开慧》。亚看完之后，对第三幕有些看法，就给剧团写了封信。乔羽是这个戏的作者。他立即来信说，要偕导演欧阳山尊来看亚。亚回信说，地方太窄，一次只能接待一位客人。事实上，连一位都没法坐。平时亚只好用绳子将一把藤椅吊在天花板上。每逢来客就落下来，客人一走马上又得吊起。否则，根本转不开身。

　　乔羽那天来了，一进门，大吃一惊。他三十年代就看过亚的作品，再也想不到亚会落到这步田地。乔羽是最早的一位比较有效地关心我们住房的朋友。

　　３.翻译组

　　一九七四年，咸宁的干校解散了，学员一股脑儿返回北京。出版局仿照上海的办法，将属下各出版社坐在家中等待分配的擅长外语的人都编入一个翻译组，亚自然也参加了。翻译组设在北总布胡同的版本图书馆里，由一位原新华印刷厂的女领导负责。这样，亚就每天又骑车上班了。他翻译并校订了一些国际政治的书，干得兴致勃勃。

　　在“门洞”，给我们二人极大快慰的是桐儿的学习成绩。尽管有“白卷”英雄张铁生和黄帅等人的干扰，五中还是一直抓教学质量的。刚从干校转到五中时，他在班上考了第十四名，以后就开始争夺第一、二名了。课余他经常作画。画静物常用三姨的菜篮子，萝卜啦，大白菜啦；画人物现成的模特儿就是亚。他画了几十张各种姿态的爸爸，开家长会时，我还看见学校有他画的大幅宣传画。

　　文学出版社有个宿舍在白米仓，那里的孩子就近上五中，因为桐儿的两个好同学的爸爸刚好都是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其中一个同学的爸爸曾对我说：“他们三人活像是形影不离的三剑客。”刚初三，他们就开始读狄更斯等人的原着了，我也经常从图书馆给他们借过一些英美小说。

　　女儿荔子每次回家，看到弟弟在小桌上演算化学方程式，旁边堆着英语、数学等课本，就慨叹一声：“我望尘莫及了。”她除了在无轨电车上售票，还兼了一大堆社会工作。她那强烈的求知欲硬是被泯灭了。

　　一九七五年，在遥远的江西插队的老大终于办回城了。这时，刚好住在里院小西屋的一对夫妇要回老家，把房退了。亚多方奔走，替老大把那间七米小屋要下来。在干校时，亚当过泥瓦匠。他买了些大白，和桐儿一道把那小屋粉刷一新。这下子我们全家五口人又在北京团聚了。

　　亚在翻译组先后与人合译了《拿破仑论》、《麦克米伦回忆录》、《１９３２-１９７２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等书，并校订《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有关国际政治的译稿多种。

　　《拿破仑论》是毛泽东主席急着要看，几个人日以继夜地抢译的，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那时出版工作几乎全停了，动用出版社、印刷厂和装订厂的多少人力物力，不计成本地去翻译出版供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的“大字本”，这种速度也并不是什么奇迹。

　　后来，亚又负责看北图新交换来的外国书。他时常抱回不下十本新书，短期内看完，一本本地写内容简介，并且做出值不值得翻译的评价。

　　这项工作亚干得十分起劲，因为这下子他终于摆脱了二十几年来的闭塞状况。记得他在看斯诺的《大河彼岸》时，发现有一段谈到了他自己。原来斯诺于一九六年访华时，作家协会由老舍出面作东，宴请了他。席间，斯诺问起亚的消息。老舍回答说：“萧乾正在一个人民公社快活地干着农活，他对写作已经完全不感兴趣。”斯诺在书中写道，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人的性格能那样改变。在再版本中，斯诺在“老舍”后边加了个注说：“一九六六年，老舍本人被红卫兵攻击为修正主义者及走资派，因而自尽。”

　　这个时期同我们往来的还有外贸学院的姚念庆。一九七五年，他请亚去他们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审查外文新书经验谈”。记得一九五四年北图举办了一次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也曾请亚在广和剧场演讲。和上次一样，我也坐在听众当中，留意着他们的反应。这次的意义又不同于上次。我分享了亚的欣慰：被糟践成渣滓的他，重新冠冕堂皇地站在台上讲演了。

　　４．三星陨落

　　一九七六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三星陨落，中间还夹了个唐山大地震。

　　一月九日周总理逝世，使一切正直的中国人甚至比死了自己的亲人还要悲痛。谁都意识到，这颗巨星的陨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命运。

　　我只于一九五六年在青年艺术剧院见过总理一次。亚给了我一张彩排票（记得好像是《樱桃园》），场内稀稀落落没有几个人。我找了个前排的座位刚刚坐下，总理就由人陪伴着，来到距我只有三米远的地方落坐。演出时，总理不时地同邻座打着手势，声音虽然低得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看起来是在指点着如何排演外国戏。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竟还抽出时间看戏。总理对文化既关心又内行，使人不胜缅怀。

　　总理生前曾两次和亚亲切谈过话。第一次是一九五年。亚作为访英代表团的一员，在中南海受到总理接见。团员们挨个儿被介绍给总理，轮到亚，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在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位师长也叫萧乾，后来牺牲了。三八年在武汉读到你的文章，我就想起他来。”

　　也是五十年代，总理在谈文字改革时，曾举例说：“萧‘乾’总不能念成萧‘干’。”

　　另一次是上面已提到过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那时报纸上已公开点了他的名。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八版也登出了何谷润写的《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批判他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当时，他已绝望，认为在劫难逃了。

　　那天他回家时，可兴奋啦。像是被确诊为患了绝症、束手等死的人，忽然接到通知说，那是误诊，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又像是死囚被无罪释放。

　　亚告诉我，那天巴金如何坚持坐到他身边。总理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亚应声站起来。总理宽慰他说：“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后来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他热情地照样说了一遍。

　　事态的发展证明，总理未能扭转乾坤。全国共有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打击面占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几。在“十年浩劫”中，也看得出总理是在力挽狂澜，然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是星期六。自从桐儿在春节后去平谷县插队，我也不时地回来住住。这一天，亚到他燕京时代的校友张淑仪家吃饭去了。我正在“门洞”里他那张小桌上帮他誊清一份审书报告，六点来钟，亚的老友翁独健突然来访。他有腿疾，从他所住的南池子到我们家换两次车，还得走不少路，我着实感到不安。

　　我说：“萧乾是到张家吃午饭的，早该回来了，您坐会儿吧。”

　　翁老说：“最近几天，老四（指他的小女儿如莲）天天到天安门去哭。一哭总理，二哭自己，三哭未来。”

　　寥寥十二个字就把当时人民大众的情绪概括了。翁老待在院里烦闷，遂只身走出家门，来找亚谈谈心。

　　我说：“不过，我觉得年轻人还是有头脑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刚才荒芜的儿子阿贝来了。他引用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来形容天安门广场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