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臭妖婆”自述(17)

　　我二弟学概自五十年代中叶就在大同工作，至今未婚。母亲去世后，每逢他来京度假或出差，尽管旁的亲属也欢迎他去，他却总住在我们这里。主要是因为亚这个姐夫待他亲如手足。他是个工程师，却和亚一样热爱西洋音乐，二人谈得眉飞色舞。亚自己不会钓鱼，出国时，曾主动为学概物色钓竿，关于这方面也和他聊得津津有味。以前，每次他来住，必留几个钱或买点东西。亚知道了就说，这是他的“家”，而不是客栈，不许他这样。

　　自然，我三姐和两个弟弟对亚也亲如一家人。亚划为右派后，他们非但没歧视过他，还尽量帮忙。一九七三年春节，当我们连“门洞”那间斗室都没有的时候，在江西插队的老大回京探亲，学朴的小姨子热心地为他安排了住处。亚对那些在逆境中对我们雪中送炭的人们总是念念不忘。近几年，他曾先后收到几封感谢信，我才知道过去他手头宽裕时曾资助过人，但他从未向我提起。从他身上，我学到这样一点：别人为自己做了好事，切勿忘记；自己为别人做了好事，不要宣扬。

　　２.动与静

　　亚通常每晨去玉渊潭一带散步一个小时。遇有突击性的短文，他就在凌晨两三点钟起来一气呵成。早餐后去散步，回来再修改补充。长文章就有两个打腹稿的过程。哪怕是半夜里，只要文思一来，他就记在小本上，塞入枕边的牛皮纸口袋。一九八五年三月下旬，他去参加政协的会议，刚到远望楼便打电话给我，要我把那个装满小条的牛皮纸口袋送去。孟伟哉同志去青海西宁后，打算创办一份大型文艺刊物，约亚写篇文章。在家里来客太多，他准备在开会期间抽空写出来。月底，孟伟哉打来了长途电话，说只差亚这一篇了，问明字数，空出篇幅，其他几篇先发排。亚发狠心赶写出来，四月二日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替他誊清。我从上午赶到次日拂晓，将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文章抄出来。他通读全文时我打了个盹儿，随后由平安里邮局用航空挂号寄到西宁。这就是发表在《现代人》创刊号上的《改正之后》。

　　他难得熬夜，一是怕损害目力（他的视力一直很好），同时，他认为白日用了一天脑子，晚上再用自然就欠灵。所以越是赶写什么，他睡得越早。听完《新闻联播》就上床，听点音乐或相声就入睡。

　　他工作时要求静，其他时候则喜欢热闹。他不信鬼神，但不喜独自待在黑暗中。十六岁坐牢那次，他是同十几个人滚在一个炕上。每听人谈起在秦城关单监时，他就说，他要是那样，用不了多少天就会发疯。

　　记得住在五条牛圈的期间，一个星期天我带着老二老三去看姥姥，原来预定老大回来和爸爸一道吃午饭，然后爸爸给他补习英语。我永远不能忘记傍晚我们回来时看到的亚脸上那惴惴不安的神色。老大不知怎地没有回来，他独自在那阴湿溽热的小东房里度过了孤寂的一天。

　　其实害怕孤独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一九五六年他在全国各地跑得多欢势呀。当年倘若批准他去开滦，他绝不会在家里多留恋一天。

　　３.酷爱音乐

　　他虽在国内外当过那么多年的记者，却不会跳舞。据他说，有一次在伦敦皇家咖啡厅，他还把热心教他跳舞的一位小姐给绊倒了。

　　一九六四年左右，单位组织大家到潮白河去游泳。我们二人都不会游，却兴致勃勃地跟了去。我差点淹死，被法文老编辑金满成救了一把。无独有偶，亚那天也险些没顶，还喝了几口水，同是蒙族的牛汀把他救了上来。打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参加游泳活动了。

　　除了孩子玩的跳棋，他也不会任何棋类。象棋他还勉强知道走法，只是不会招数。围棋则一窍不通。一九三九年赴英途中，一个法国人想教他打麻将，他怎样也没学会。

　　然而，他可真喜爱音乐。

　　他五音不全，可闲时偏偏喜欢东唱西唱。忽而是《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一类黎锦晖唱过的儿童歌曲，忽而是舒伯特的《鳟鱼》或《野玫瑰》。他在英国时，曾跟人学过一种西洋古典乐器，叫做舌簧八孔直笛。是在瑞士买的，外面套着咖啡色丝绒套，和电唱机、收音机等一道放在钢琴旁的角落里，抄家后不知去向。一九四五年三月，冒着纳粹潜艇袭击的危险横渡太平洋时，他还同英国驻苏大使的夫人在甲板上合奏过--她弹钢琴。

　　在国外，他曾搜集了几百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其中有整本的歌剧，还有一套叫《音乐史》的唱片，共三十来张。从文艺复兴时的音乐（非常像天主教的弥撒曲）到二十世纪着名作曲家的代表作。那些唱片都是他从伦敦、巴黎、纽约等地一张张地搜集来的。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京为桐儿办理转学手续时，本单位的一位女同志说，街道上已把我们留在豆嘴胡同小西屋的东西全处理了，要我去领作价款。因为我尚未调回，是她陪我去的。我一看那单子，几百张唱片竟作价四元，还扣除百分之十四的保管费，实际上领到的是三元四角四，一张连一分钱都不到。我愤愤地说：“我们根本没打算卖东西，是街道上撬开锁，随便处理的。”

　　查抄物资办公室的人大吼道：“你这是什么话？”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我也不服输，说：“反正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去调查好了。”

　　陪我来的那位女同志连劝带哄地把我拖走了，否则我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收场。

　　亚在咸宁五七干校听我讲述这个经过时，苦笑着说：“我可不敢像你那么顶。”

　　我说：“那些人至今把挨过斗的人看成是有问题的人，所以觉得赏你几个钱，就该感恩戴德，实在可气。”

　　亚说：“但愿那批唱片给音乐学院或行家买去了。”

　　近年来有了收录机，可方便了。他收集了很多磁带，并且编号分成交响乐、歌剧、民歌等。他在枕畔、书桌前、餐桌上都放有收录机。早晨散步，怀里还揣上个袖珍的。我从东京给他带来一台录相机，以及他点名要的几盘录相带，其中《蝴蝶夫人》是东洋大学的今富正己教授送的。十年前，我们刚刚买到电视后，有人说他已“玩够了电视，开始玩录像啦”，我们听上去觉得挺新鲜，没想到这会子亚也忙于搜集《音乐之声》、《茶花女》等录像带了。

　　他最喜爱的英国民歌是《绿袖子》。小时学的《老黑奴》、《可爱的家》一类通俗歌曲，随口就唱了出来。他也喜欢蒙古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十五的月亮》。这些曲子他好像永远也听不腻。

　　钢琴没有了，我从日本给他带回一架电子琴。现在他工作累了，就掀开琴盖，拨弄一番。尽管还停留在娃娃的阶段，他从音乐得到的快慰显然是很大的。

　　前几年他的老友巴金跌伤住院，他就托人给他带去贝多芬的九个交响乐及其他磁带。他自己住院期间也曾天天听音乐，他相信乐曲能消除烦闷，有助于恢复健康。

　　他虽不信教，却十分钟爱宗教音乐。他说，那种音乐可以起舒展神经、慰藉心灵的作用。

　　４.感伤主义者

　　亚有时也能很理智，一生几次十字路口，也有过果断的时候，而且从来不反悔。然而平时他是个十足的感伤主义者。这表现在他喜欢谈儿时的往事，什么小时每年夏天必喂蝈蝈啦，养蛐蛐啦，还兴高采烈地讲他怎样逛东岳庙，雨后怎样捉蜻蜓。我们有时聊起过去的事，他插不上嘴，便说：“你们这是陈谷子烂芝麻。”我回敬道：“你呢？你那点事，我都背下来了。”

　　例如他小时，有个夏夜睡在炮局儿胡同四堂兄家的院子里。东安市场着了大火，四堂兄把他摇醒，扶他站起来看。第二天问他感想，他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曾告诉我，小时只要他一反常态，悄悄溜回家，主动帮助扫地擦桌子，准是在外面惹了祸。不是东家大嫂拉着被打破了头的小虎子找上门来，就是西家老奶奶来抱怨把她家的金鱼缸摔了。当他说起当年怎么挨揍时，我们就说他“欠”。

　　看来他的童年虽然孤苦，却也自有其乐。他一直喜爱小动物。我注意到他的作品中常用活物（如蚂蚁、鸽子等）打比方。小说《俘虏》中，他把猫描写得太可爱了。在干校时，有一天桐儿捡回一只受了伤的猫。下工后，父子两个就为猫当起护士来了。

　　亚不但喜欢活物，也喜欢以活物造型的小玩具。他的书架上摆了一只雄赳赳的布老虎，一头傻乎乎的驴。他的年轻朋友也常送他一些这类小玩艺儿。自从人家晓得他属鸡，就送了他一只缎制的公鸡，现在就悬挂在玻璃书柜外面。他还喜欢一头陶瓷牛，它扭着脖子向前冲。他爱它那固执劲儿。老朋友们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癖好，巴金从捷克给他带来一只一上弦就能走路的可爱的企鹅，又从波兰带来一个红白两色丝绒做的小人儿。当时他自己不能出国，这些精致的玩具给他带来莫大的慰藉。唯有另一位老友严文井从印度带给他的檀香木小象，由于混在出版社的同志于抄家那天取走的箱子里，才幸存至今。

　　一九八五年起，他在书房外的阳台里养了三只乌龟，是那年五月他去武汉开黄鹤楼笔会时带回来的。在火车上，半夜里乌龟从篓子里爬出来，路上就丢了一半。

　　他一直保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过的防毒面罩，行军时戴过的风镜，以及我在湖北咸宁弄到的一块灵芝。他常从那些“念物”想到过去。他喜欢吃的东西（如葱花烙饼，用香油、酱油和醋拌的三合油面），往往都和早年的生活有关。

　　由于“红八月”中他被奇迹般地从死神的魔爪中抢救过来，他认为打那以后，活一天就算赚一天。对死亡他时常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对香港着名摄影家陈复礼为他拍的那张半身像特别满意，戏言：“可以留作遗体告别时挂用。”有时还念叨：“得趁着还没成植物人之前做完某件事。”这绝不是说他有轻生思想。相反，他在床下放了氧气瓶，床旁大信封里开列着救急电话号码。他对生活充满乐趣，但也不惧怕死亡。他最羡慕像老友李健吾那样坐在书房里忽然死去，最怕当植物人。他反对搞什么故居。他认为一个毕生从事写作的人，死后唯一的墓碣只能是自己的作品。后世也只能就作品来对他做出评价。

　　亚喜读可歌可泣的恋爱悲剧，如《茵梦湖》，他对色情书不感兴趣。出国期间，每走过出售淫具的“性商店”，他就连连说恶心。一九七九年去旧金山时，朋友带他去看过一次黄色电影，票价还挺贵。他是想看看这方面的西方文化，出于好奇而去的，但连一半也没看完就走掉了。这种电影院外面写的是“丹麦图书馆”。他纳闷丹麦使馆怎么不提抗议！

　　可是他又告诉我四十年代在剑桥看的一部捷克电影《销魂》，从头到尾都是描写一次野合，然而十分美。他还记得导演用蒙太奇手法，将男人头上的汗珠化入树枝上的露珠。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并不是个道学家。

　　他说，《金瓶梅》里关于性交的描写，有的也包含社会内容，如王六儿就利用西门庆蹂躏她时，为自己的丈夫讨差事，这就不是单纯的性描写了。

　　在圣迭戈时，朋友告诉他那里海滨上有天体会的活动。男男女女都赤身露体在晒太阳。亚最初觉得挺新鲜，就跟着朋友去看。可是快到那地方时，却又怕惊扰那些天体主义者，要求绕道而行了。

　　他不大喜欢惊险片，特别讨厌凶杀一类暴力片。他爱看根据狄更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喜欢看《简·爱》。电视片方面，他喜爱瑞士的《海蒂》和日本的《阿信》。可惜这样感人的电视片太少了。

　　在所有电台的节目里，他最热衷于听相声。五十年代他曾请叶圣陶和严文井去前门外听相声大会，我也陪他去过好几次。他还买了不少侯宝林、马季、马三立等人所说相声的录音带。每逢工作累了，就听上几段，边听边开怀大笑。他欣赏有机智的相声，厌恶那些装聋卖傻的。说相声的不妨唱上两声，但他不喜欢那种从头唱到尾，专门卖弄嗓子的。他说，那些嗓子出众的相声演员，不如改行去唱歌。他认为相声本来就是一种讽刺艺术，通过相声来歌颂英雄人物是派错了任务。

　　解放后，亚不再敢写讽刺作品了，他就借着翻译外国作家的讽刺作品（如英国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捷克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和加拿大里柯克的讽刺小品）来发挥自己这方面的才能。

　　５.热带丛林

　　有一天我问亚，平生最惊险的经历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伦敦的大轰炸，或冒着踩上地雷的危险在刚解放的柏林采访。原来都不是，而是一次夤夜穿过越南热带丛林的经验。

　　一九三九年他由香港去昆明，途经越南。三天海程后，在海防上岸，然后坐四等车走三天。火车是白天开，晚上停。第一天抵河内，第二天到开远，第三天才到达昆明。那次他自己没有行李，却替友人带了一只箱子。

　　车开到离河内还差一站时，他下车直了直腰。他以为已经到了河内。忽然，车身移动了，他没在意。接着，火车轰隆隆地开走了，他才发觉原来那不是河内。

　　想到车上那只朋友托带的箱子，可把他急坏了。于是立即奔进站长室，用蹩脚的法语说明情况。站长帮他找来一辆安南人拉的人力车，连夜拉着他，穿过热带丛莽赶往河内。

　　林海辽阔、深邃，莽莽苍苍，层层叠叠，树木高而密，望不到天。萤火虫亮时像小灯泡子。林间奇禽异兽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有的悦耳，有的吓人。在法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安南人真老实。一夜间就拖着人力车，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丛林中走。

　　亚说，当时他一来怕那充满野性的原始森林，二来怕追不上那列火车，把箱子丢了，没法向人家交代。两种“怕”交集在心头。

　　幸而天明时，远远地瞥见了河内的大烟囱。

　　６.自有章法

　　亚的书桌奇乱，然而乱中他偏有自己的章法。他的书桌上有个塑料的案头抽屉柜，是朋友聂华苓的女儿薇薇送给他的。共有九个抽屉，略大于装名片的盒子。抽屉里分别放有各种面值的邮票。他说，三十年代他编副刊时，一个下午能写上三十封信。现在他写信也很快，写完贴好邮票就放在门后的邮箱上。有时三姐刚替他发了一大叠信，由邮局回来，他又写好了几封。熟朋友告辞时，往往主动替他带去投邮。

　　他有国内及国外两个通讯录。国内分文史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政协、民盟、作协、外事单位、外交界、旅馆、文学及文化机关、政府机关、出版社、刊物、报纸、医院等项。个人住址则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来分。

　　此外，他有一个大红本子，记着境外通讯处。这是按地区分的，主要是英、美（又分为州）、加、荷、意、北欧、香港、东南亚。近年来又加了台湾及韩国两项。每年光贺年片就要寄一百多份。境内友人一般就不寄了。

　　我几乎没为他复过信。他是每信必复。有时写得长--如写人生，谈恋爱观或创作问题，有时简短。境外来信也很多。他最头疼的是要他题字。他自知写的是一手狗爬字，最怕献丑。其次是集邮者的首日封。他常劝青年把工夫还是放在认真阅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