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上告(1)

　　凤章

　　这原是一起情节并不复杂的强奸案。案发后，受害人向家人、亲属哭诉，随后即在当地向有关部门告发。虽证据确凿，可就是告不动。其原因，作案者非普通人，乃堂堂父母官--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是也。然而偏偏这位受害人是个烈性女子，她不甘心自己被污辱、蹂躏，她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她相信共产党，相信共和国的法，她不畏官，不怕权，坚韧不屈，一次又一次上告。其告状之经历，可算曲折艰辛，千磨百折……

　　--摘自作者采访札记

　　一

　　１９９１年９月３０日晚，沛县，这座以汉高祖刘邦家乡而着名的古城镇，华灯闪烁，流光溢彩，弥漫着共和国建国４２周年生日来临前的节日气氛。这儿的老百姓，凡逢大节日，总喜欢包一顿欢乐的饺子吃。此刻，大多数人家都已吃了饺子，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欣赏国庆前夕的文艺晚会；好动的喜欢玩乐的年轻人，有的进入电影院，有的在卡拉０Ｋ舞厅尽情地潇洒；街上行人稀少，显得十分沉寂。

　　这时，在这古城镇的一角，一座独楼独院的大门里，冲出了一个年轻女子，她的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满脸泪痕，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奔跑着。一下跌倒了。她挣扎着慢慢爬起，扶着路边的墙，让晕眩的头稍稍镇定，便又疾奔起来。

　　她奔回二姐家。几乎是扑进门来的。

　　桌上铺满包得鼓鼓的饺子。二姐焦急地等她回来吃饺子哩。

　　“你怎么才回来？”

　　二姐的话未说完，看到她浑身散乱，目光呆滞的模样，不由大惊：“三妹，你，你这是怎么啦？出了啥事？”

　　她一把抱住二姐大哭起来。

　　“三妹，到底出了啥事？你说说呀！你不是给阎书记送花椒去的吗？”

　　“阎书记？他不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他不是人，他是畜生！”她浑身颤抖，激愤地叫道。

　　“他，他怎么啦？”

　　“他……”她泣不成声。

　　这个满腔悲愤的青年女子就是小Ａ（且隐去真实姓名）。她毕业于某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擅画花鸟、人物，其画曾在南京、徐州参展过，颇得画坛好评。现在徐州市Ｘ区Ｘ机关从事美术工作。她有个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爱人小Ｂ为徐州市Ｘ机关的干部，小两口感情甚笃。她很能干，把个小家布置得雅致、素洁，洋溢着一种浓郁的艺术韵味。生活也安排得甜甜蜜蜜。星期天，她或者和丈夫、孩子背着画夹到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写生，或者一家三口去探望已离休的住在干休所的公公婆婆。唯一遗憾的是几年前她不幸患了脑瘤病，劳累、紧张后常头晕或浑身瘫软。小Ｂ带她到外地求医，有的医院劝她做手术，她担心留后遗症，又相信家庭中这种美好安详的生活和丈夫对她的爱，有利于自身的康复，因而始终下不了决心让医生开刀。平时以中药做保守治疗。

　　她娘家在沛县。父母住在乡下老家。哥哥、大姐、二姐、弟弟都在县城工作。但她对沛县县委书记阎长印并不熟悉。连出事那天算起，他们总共才见过两次面。和阎长印相熟的，倒是她的公公婆婆。原来在“文革”期间，阎长印的父亲因所谓“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当时她的公公为沛县人武部负责人，听阎长印的表兄王学州诉说其冤，便仗义执言，代为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经调查了解，终使阎父得以不死，改判７年徒刑；粉碎“四人帮”后，又彻底平反。因此阎的一家对小Ａ公公一直感恩不尽。后来，小Ａ的公公离休了，阎长印升任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偶尔，去干休所看望其救父恩人。小Ａ和爱人只是在星期天才回老人家里，这时她尚不认识这个后来给她带来无穷灾难的阎长印。

　　１９９１年３月，阎长印从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调任沛县县委书记。一方天地的第一把手，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单身走马上任，未带家属，却独居一座独楼小院，好不风光，气派！他多次让其表兄王学州带信，邀小Ａ的公婆到沛县他那独楼小院作客，老人皆以年老体弱婉辞。这年８月，小Ａ回娘家，临行前，公婆嘱咐她：“你顺便看看阎书记，人家几次邀请我们，你代我们道个谢，问个好。”小Ａ这才第一次认识阎长印。

　　这以后，便是国庆节前出事的这一次了。小Ａ趁国庆假期，要带孩子回沛县娘家探望父母（爱人小Ｂ因国庆加班不能同行），正好，公公婆婆却不忘王学州之约，应邀到沛县作客。便同车前往。到达沛县，已是掌灯时分。阎长印在招待所置酒备饭。席间，他谈起２０年前小Ａ公公仗义救他父亲的那段往事，仍表现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频频向两位老人敬酒。又问小Ａ的父亲现做什么工作。小Ａ答道：“我父亲原是学校教师，现已退休在乡下老家，闲来无事，种了很多花椒。”“好呀，”阎长印兴趣十足，“别忘了给我捎些花椒来。”

　　第二天，亦即９月３０日上午，小Ａ与公婆一道去了乡下娘家。中午回县城里，带了一大包新摘的花椒。小Ａ的婆婆将花椒分为三份，一份自留，一份给王学州，一份准备给阎长印。两位老人当天要和王学州回徐州，小Ａ还要在二姐家住两天，二姐新购了一套家具要她帮着布置。公婆临行关照小Ａ别忘了把花椒给阎书记送去，千不料万不料，老人的这份纯朴的善意，却引发出一场灾祸。

　　小Ａ是傍晚６点多钟进入那幢独楼小院的。她原想放下花椒便走，二姐还等她吃饺子哩。不想阎长印正接待另一来客，招呼她稍等。后又请她开煤气灶帮他热一下饭。她想这位当书记的也够忙的，连假日晚上也接待来访，便不好意思拒绝。待客人离开，她也连忙告辞。“怎么？你倒走啦？我还没顾上和你说话哩！”阎长印说。她只得坐下。小Ａ有老胃病，此时感到胃疼难忍，头也发沉，便说胃疼要回去。阎长印说：“我楼上什么药都有，你跟我上去拿些药再走。”小Ａ说：“老胃病，没关系，还是要走。”阎长印说，那就带些药再走嘛。小Ａ便跟阎长印上楼拿药。到了楼上，发现竟是卧室，不由一愣，还未回过神来，那拿药的人突然转身，一把紧紧搂住她，把她按倒在床上。猝不及防的袭击，吓得她直抖。她求他，骂他，奋力挣扎着、拼搏着，好不容易挣脱，爬起向门的方向奔去，可那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肥胖的身躯，早一跃而起，如饿虎扑羊似的向她猛扑过去，抓住她便往床上用力一摔，她只觉得头“轰”的一声，便浑身瘫软，再无动弹之力……

　　她向二姐边哭边诉。

　　诉说到这里，她眼前又出现那张堆满横肉的肥脸，那肥脸上还浮着兽欲满足后的那种瘆人的笑。她想，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不，不，他是披着县委书记外衣的假共产党员。“我要告你！”当时，她对着那张肥脸咬牙恨恨地说。

　　“告？市里ＸＸＸ书记，还有ＸＸＸ书记和我都铁了壳的，你告？再说，哪个领导没有三个，四个？”那张肥脸嘻嘻地说。

　　无耻！无耻！她怒火燃烧，气得发抖。她已记不得自己是怎样冲出那座魔窟似的独楼小院的。

　　“二姐，我要告他，我非要告他！”

　　二姐抱着妹妹只是流泪。

　　告，怎么告？向县公安局报案？作案者就是这个县的一把手，告得动？到徐州市公安部门告？作案者调离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才６个多月，人家能主持公道？何况兄弟姐妹几个还在县城工作，生死捏在阎长印手里，如告不动，还有你过的日子！“我跟他拼了！”她绝望地叫道。二姐含泪劝她，千万不能莽撞，仔细考虑个妥善办法，不放过这个坏人。于是小Ａ决定第二天回徐州，她要将此不幸向心爱的丈夫诉说。他很爱她，理解她，她要让自己最亲的亲人为她作主。

　　二姐送她上火车，遇到两位熟人，托他们路上照应妹妹。她说妹妹病了。

　　二

　　当小Ｂ听到心爱的妻子哭诉时，他的心像被碾路机碾过似的碎了。这个健壮结实的小伙子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沛县去将那条色狼痛打一顿或是捅他一刀。然而理性终于遏制住他非明智的选择。作丈夫的屈辱和妻子遭强暴的不幸，使这个倔犟的小伙子流下了男子汉的眼泪。他心疼地紧紧抱住妻子，仿佛他那双有力的臂膀和热乎乎的胸膛，能够缓解妻子的心灵创痛。“我要告他，我非要告他！”妻子说。“要告，要告，非要告他，到市委告他！”丈夫说。沛县县委属徐州市委，沛县县委书记是徐州市委直接领导的。走这条上告的路，顺理成章。丈夫想。

　　夫妻俩感到这是大事，应该把在干休所的父母请来商议。两位老人都是老共产党员。

　　老人一进屋就明显感觉气氛不对。往日这个安详、欢乐的小家，怎么一下如同冰窟？这对从未吵过嘴的小夫妻难道会有什么纠葛？可当他们得知事情原委时，小Ａ的公公有如当头一击，气得躺了下来，婆婆则流泪不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口口声声尊他们为救父恩人的阎长印，竟强奸了他们的儿媳！

　　但两位老人不大赞成上告。中国人往往把妻子的清白、家庭的名誉与女人的贞节绑在一起，一些受污辱、遭强暴的女子及其亲属，宁愿吞下苦果隐忍不发，而不愿告发作案者，致使不少色狼屡屡得手、逍遥法外。老人未能摆脱这种思想桎梏，从维护媳妇、儿子名誉出发，主张事不外扬，叫阎长印上门叩头认罪。而小夫妻俩却铁了心，坚持上告。他们相信法，要求伸张正义，以使这个披着县委书记外衣的假共产党员暴露于日光之下，绳之以法，不再害人。

　　尽管与老人看法不一，小Ｂ国庆节上班后的第一天，即向徐州市委有关部门控告了阎长印。

　　在干休所的两位老人，也捺不住胸中的气愤，找来阎长印的表兄王学州，要他叫阎长印上门认罪。第二天，王来回话，一进门就对老人双膝跪地，说是阎长印要他代表他来赔罪的。老人扶起他，生气说：“阎长印犯罪，怎能叫你代他赔罪！不行，他得自己来。”“好好，我再去找这个畜生。”王匆匆而去。

　　又过一天，王跑来说，阎长印又完全否认了，称绝无此事。老人责问王：“你昨天不是说，阎长印叫你代表他赔罪的么？”王垂头，无言以对。老人气极，拐杖往地下戳得“笃笃”响，“好个流氓无赖！我要告这个畜生！”老人愤怒地说。儿子告诉他：“爸，我们已向市委告发了。”老人吁了口气。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儿子、媳妇选择告发之路的正确。

　　当时，这个受害者的一家，对他们上告的复杂性、艰巨性实在估计不足。事态的发展并不容他们乐观。阎长印的反复，是当他得知受害者已上告徐州市委以后。他知道一旦承认事实便什么都完了，所以来个矢口否认。后来市委负责人找他谈话时，他反咬一口，说小Ａ求他提拔其哥哥姐姐，他未答应，小Ａ便诬告他强奸。

　　在我们这个习惯于官本位制的国家，官与平民说话的分量，孰重孰轻，天平的砝码常常是倾斜于前者的。

　　阎长印就这么轻巧地过了关，照当他的县委书记。

　　就在这时，对小Ａ的谣言纷起。有说她受某领导收买而诬告；有说是市委某部门有人指使她诬告；更多的则是说她为亲属求事不成而诬告，等等。一刹那阎长印倒成了“受害者”，成了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谣言将身心原本遭受严重创伤、且又患脑瘤病的小Ａ一下击垮。她气得几次晕倒，终于住进医院。“我有证据，这个坏蛋逃不了！”她说。她那件被阎长印撕破的裤子还在，特别是那条短内裤，上面有阎长印发泄兽性留下的斑斑罪迹。

　　住院期间，这个坚强的女性，硬是撑着歪歪倒倒的身子，让爱人用自行车推着她，逐个找市委常委控诉阎长印。办公室见不着，就到家里找。有时要跑三四趟，甚至五六趟才能见到一位。中午等，晚上堵，在１０多天时间里，１０个常委硬是让他们找到７个。有义愤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的，有婉言推说此非分管范围无法过问的，有劝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其中有位市领导听了小Ａ的哭诉后，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费解也令人深思的话：

　　“我认为你们讲的话是可信的，看来阎长印是昏了头。可这件事动纪、动法都很难，这你们不懂。目前这件事只有我和ＸＸＸ、ＸＸＸ知道，你们就不要再扩散了。这样对你们不利，对市委也不利……”

　　既然认为受害人的话是“可信的”，为什么就不能组织有关方面进一步调查，以支持受害人？既然承认被告是“昏了头”，对这个“昏了头”的作案人，为什么动用纪律、绳之以法都很难？这位领导话里虽含同情之心，显然更有难言之隐。不是说党纪如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其难在何处呢？“你们不要扩散了”，无非是把这件事包起来不了了之。如此而已。

　　这几位领导的话，使得小Ａ夫妻既困惑又丧气。但他们没有完全失望。他们还要找市委那位主要领导人。

　　要见这位主要领导更难。小Ａ夫妇到他的办公室、家里跑了１０多趟，皆扑空而回。一天晚上７点钟，小Ａ夫妇又一次叩响那主要领导家的大门，只见闪开一条门缝，露出半张脸：“不在家。”于是两个便在楼下附近等到１０时左右，再次叩门，门内回答：“已上床休息了。”

　　终于有一次，小Ｂ刚刚叩响那主要领导的家门，一转脸，却见他和家里人从楼梯上来。小Ｂ大喜，犹如大旱天见到云霓。才欲张口诉说情况，那位主要领导一摆手：“你不用说了。事情ＸＸＸ都告诉我了。阎长印是省管干部。我们无权查处他。”

　　难道沛县这一方天地，不属徐州市管辖？难道沛县县委书记不是在徐州市委直接领导下工作？党的组织关系、工作职务俱在徐州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县委书记，犯了党纪国法，这位徐州市的主要领导竟说徐州市委无权查处，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难怪小Ｂ，这个怀着屈辱的受害者的丈夫迷惑不解，他一下如坠入云雾之中，又从云雾里掉进了冰窟。刹那间他几乎绝望了。他不敢告诉仍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妻子关于这次求见的令人伤心的结果。然而聪明的妻子还是从他的情绪和话语里发现不佳的端倪，她明白仍然没能告得动那条色狼，一气便晕倒在病床。

　　三

　　小Ａ希望待身体稍有好转，即刻出院。

　　她不死心，她还要上告。不想她还未离开医院病床，一次次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一是在沛县城镇派出所工作的哥哥，忽被调离岗位，要他到某临时机构去写什么总结。可是一到那里，发现总结早已写好，只是无所事事地让他晾在那里。二是丈夫小Ｂ和她哥哥、姐姐连续接到６个威胁、恐吓电话：“你们是告不赢的，不要自找难堪！”“这不是什么好事，告赢了又怎么样？劝你别引火烧身！”“你要当心，不要支持她诬告”“你就说你老婆发神经病时说的，挽回阎书记的影响”，等等。当问对方哪里？是谁？“啪”的一声电话就挂了。还有恐吓信：“告诉你，阎长印越垮，你也越惨，把阎长印送上绞架之时，也是你老婆孩子毁灭之日……”一时间，亲属们被搅得六神不安，甚至一听到电话铃声便神经紧张。而阎长印本人更是气焰万丈。他在沛县的一次干部会上，竟歇斯底里大叫：“现在有人想撤我的饭碗，没门，我阎长印不是吃素的。”

　　还有出奇并令人吃惊的是，威胁、警告、摸底的花样竟然直使到她的病床前。